深度阅读 | 魏晋南北朝敦煌写经风流

大中小

深度阅读 | 魏晋南北朝敦煌写经风流

2022-01-21 灵芝才子

展开全文

1900年，王道士不经意间发现了敦煌写经洞，几万卷经书尘封千年得以重见天日。敦煌写经以其种类丰富、内容多样、涉及广泛，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敦煌写经专辑邀您一同探寻，透过一笔一画回溯人类文明，领略千年信仰之奥义。

CCTV敦煌书法：写经风流

敦煌写经体的形成

《宣和书谱》中记载：经生写经时，首先在专用的写经用纸上画出界格，在经文起首处标明题目、品名，然后是正文的抄写，卷尾的落款则相当繁琐：要写明抄写的时间、地点、写经人的姓名、用纸的数量、装潢手、初校手、再校手、三校手、详阅、判官、监制等，有的竟达十余项之多，说明当时写经的庄重和严肃程度。当时写经者由于受到内容的限制，篇幅都比较大，少则数百字，多则数万字，始终如一，不失行次，成为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所以只有手卷最适合这种多字的书写要求。

敦研017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六宝女品第三》之二

纵28.1cm 横13.7cm

敦煌研究院藏

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格式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并成为写经的默认格式。写经时依佛经抄写，左右分行，上下不分排，每行因字形不同、繁简相异，在字形上只有1 厘米见方，属于小楷。早期的写经有很浓的隶书味道，大结构继承着草、简的风貌，在笔法与结构上比简书更加精道。初期笔画有隶意，横画收笔上翘收笔，捺笔右下按笔微提收笔，都是隶书的影子。隋朝时期，书法笔法结构都已经成熟，左低右高是写经体的总体规律，横画微微向右上方收笔时笔锋回向左上方自然调整为中锋，竖笔多横笔入锋收笔多回锋，撇、捺多出字形以外，起着整个字形平衡的作用。放射性字形是写经小楷的基本结构，左右结构的字多分出高低部首，收笔处多为重心做力点，字的右下方多为重心点。到了唐代，是写经体鼎盛时期，书法点画特点基于完善，字形内部的空间均匀，避免局促的笔画形成，字的边缘没有明显的出入，看每一个字可能平淡无奇，通篇看稳健的布局会使人感到全篇的审美效果。

——颜默

敦研008

《维摩诘经卷下观人物品第七》（局部）

土地庙出土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写经人的意图是顺利通过写经主使者的审核，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酬报（或为实际的财物，或为软性的荣誉、机会等），所以写经体的美终究是依附性的，过高的估计是站不住脚的。对写经者有利的3 条线索无不隐含着负面审美价值：似慢实快的书写感还相当粗糙，似难实易的点画效果也疏于控制，而在秩序与变化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相对于庞大的写经作品整体而言，其中的美实在过于有限，这当然是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缺乏基本提纯行为——世俗性——的结果。

——李永忠《写经体的世俗性及其审美推演》

敦研220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序品第一》（局部）

北魏写经

敦研287 号

《三国志·步骘传》（局部）

东晋写本

敦煌写本及其书法风格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写本，如《三国志·步骘传》残卷（敦煌研究院藏），其楷体端庄，结体微带纵势，用笔肥厚但不失点画精致，横画末端与捺脚处仍保留着隶意的波磔。北朝写本《大般涅槃经》结体方整，用笔轻巧灵动，横画起笔处笔尖轻微迅疾掠过，收笔处迟涩凝重，捺画较有隶书笔意，拨挑明显。由于写经既要工稳又要讲求速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用笔精练、行笔流畅、与日常应用的正书体有所区别并程序化的书体——写经体。

北朝写本《大般涅槃经》（局部）

敦煌研究院藏

北魏年间，还出现了专门的写经机构，其负责人为“令狐崇哲”。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南北两地的书风也不断地影响交融，到了隋代，写经书法既有北朝“魏碑体”、气势雄浑的面貌，又有像南朝那样温婉秀雅的书写风格。而唐代，可以说是佛经写本留存至今为数最多的朝代，因唐代楷书遵循求规重矩的尚法精神，当时的写经书法也大多为标准的楷体，并以佳纸浓墨精写，追求书写点画精细、结体工稳方整的正楷。受唐代楷书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模范作用以及唐代书法教育机构的影响，许多抄经者都经过了严格规范的训练，有的也是出色的书家，故遗留下来的一些写经藏本亦可称为精妙之作。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都体现了唐代书法较高的书写水平，用笔得法，骨肉兼备，字势飞动，极具成熟唐楷的风貌。

——毛秋瑾《漫谈敦煌书法》

《北魏令狐崇哲写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道德经》（局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南北朝《比丘尼羯磨文》（局部）

中国书店藏

南北朝《成实论卷十一》

中国书店藏

南北朝《优婆塞戒经卷三》

中国书店藏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1944年，是时，出土了58000余件敦煌遗书、大量艺术品的藏经洞空无一物。这年8月30日，研究所要将晚清王道士的土地庙改造为职工宿舍，在搬迁王道士所修残塑像中发现了大量的敦煌文献，当时清点出北朝残经66种，碎片32块，后整理清点为117件。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打给上级的报告《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藏经初步检验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发现的经过。得此意外之宝，当时的常书鸿所长感慨万分：“此次发现，实为斯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创立于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亦中国文化之幸也。”这是敦煌研究院回藏敦煌遗书的开始，这批北朝写经也成为敦煌研究院藏品的精品之一，具有写经年代早、书法精品多的特点。随后敦煌研究院从多种渠道通过征集、收购、捐赠等形式，少数敦煌遗书渐次回归故里。现在共有汉文经卷1142件，藏文175件。形成经卷时代跨度长、内容丰富多样、书法精品多的收藏结构。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将陆续探讨其他时代经卷的价值及书法艺术。

——邰惠莉《几件敦煌北朝写经简介——以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写经为主》

敦研004

《优婆塞戒经卷第七业品第二十四之余》

北魏写经

（局部）

敦研368号《国语卷三·周语下》

原为青山杉雨旧藏

最早的写经人——取经团队中的使者

从相关资料来看，佛典最早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梵僧前来传经；二是中土使者或僧人西去取经。

最早关于梵僧入中土传经，常见的记载有两则：其一为唐代释道宣编《广弘明集》卷十一引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之句，说：“始皇之时，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其二为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由于年代久远，学界对这两种说法的真实性也颇有争论。但若从文字书写的角度来看，则至少说明佛经最早入华时，有些是以文字相传的，有些是以语言相传的。不过，在这两则记载中，我们都无法判断佛经书写者的信息。

敦研007号

《大慈如来告疏》

《戒缘下卷》（局部）

北魏太安四年（485）写本

国家图书馆藏

再看关于中土人西去取经的记载，常见的也有两则：一是汉明帝遣使求法；二是朱士行亲自求法。汉明帝感梦开悟，遣使求法之说向来被认为是佛教入华的开始，其记述最早见于《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与《老子化胡经》。这些记载说明，在永平求法事件中，取经队伍由张骞、秦景、王遵等12人组成；书写佛经的地点就在大月支；书写佛经总共42章；书写佛经的字数多达“六十万五千言”。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本次求法事件不是向壁虚造的话，取经团队中的使者们便是我国最早的写经人。

——史忠平《最早的佛经书写者》

北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卷

北朝《大般涅槃经卷十四》

中国书店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佛教史上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之一。本文探讨的是敦煌南齐建武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目前款署最早的《金刚经》写本，因此，其真伪事关重大。本文主要基于建武本《金刚经》的书法特色，并分别将其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大同本《金刚经》进行比对，建武本《金刚经》书写的时间比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约晚50余年，但其书法明显更加楷化，这不甚合乎情理。与大同本《金刚经》相比，建武本过于整饬、成熟，有刻意书写痕迹，缺乏自然的感觉。再加上写本流传、来源以及文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终得出建武本《金刚经》为伪的结论，但该卷应为后人用古纸临摹之作。正如很多学者达成共识的那样，精良的伪本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切不可因为将之判定为伪作，就忽视它应有的价值。

——王菡薇《敦煌南齐建武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书法特色及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