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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精选  浩然文史创办到现在有三年多了，考虑到大部分粉丝其实是最近半年多才关注我们，之前沉淀的很多优质内容可能大家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推出了旧文精选栏目，挑选比较满意的旧作，推送给新关注的朋友。 当“共产主义”、“驱除鞑虏”和“打倒孔家店”这原本属于不同时代的思想，集合在同一个组织身上，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紧紧围绕着太平太国运动的关键词“太平、排满和反儒”，去拨开萦绕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迷云。 一、太平天国运动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传统社会有一极大的弊病，即权力中枢对民间“多取而少予”，这也是在幅员辽阔的大国实行家长制统治难以避免的痼疾。清朝末年，统治者们更是怀抱着“傲慢与偏见”，将这种剥削的习惯发挥到了极致。 长期充斥着儒学思想，儒学与皇权相结合亦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时代特色。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风雨吹拂了东亚大地，西学和西教成为了打开传统社会封闭大闸的第一道武器。太平军便作为时代的代理人，喊出了“太平、排满和反孔”的口号正式与清廷展开了对抗。  太平天国剧照：天王与将士们 太平天国，是清朝道光帝晚年时期由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组织起来的反清政权。洪、冯二人相识于地方农村的私塾，在偶得一本宣传基督教信仰的小册子之后，便决意要一心服侍教会、传播信仰。 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当残酷，清政府早已度过了他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那些年岁，百姓常常流离失所，内忧外患使本就衰败腐烂的政府更是难以为继。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赔款负担，被政府变相地施压给了农民，人们的贫穷达到了顶峰，“鬻卖妻子、食之草木”也成为了经常的社会现象。  洪秀全半身塑像 面对如此困顿的境遇，“反抗或是继续忍耐”就成为了不少人愿意讨论的问题。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与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在广西金田村组织起来了不少人马。这些乡勇们大多是依靠信仰团结起来的同乡或同地域的人士，因此相互之间会十分信任，因之而形成了超群的战斗力。 咸丰三年（1853年），他们的武装成功地完成了东进、北上的使命，并且攻下了金陵城。洪秀全倡议将国都定在此地，并改称金陵为“天京”，寓意此地应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京城”。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 二、“太平天国”西化渊源辨析 太平天国运动虽说是由一些信仰“拜上帝教”的农民创建的政权，可他们的思想终究没有彻底的西化。我们可以将他视为一场社会压力逼迫下的以“反抗暴政”为主要目的的政治运动。 对于其“信仰动机是否纯粹”、“信仰作为革命动力还是手段”这些问题，还是要见仁见智的。而我们常常将他们的信仰称为“拜上帝教”而非直接称呼为“基督教”，有如下一系列原因： 第一，洪秀全定都后的国号经过了好多次“世俗化”的改良。比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洪秀全的初次改政，就把“太平天国”的国号改为“上帝天国”。而在决议还没有来得及推行之时，他就突然改变主意，要将国号再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这就使洪氏建立起来的国家更像是一个注重分享政治权力的世俗政权。  太平军的高层领袖们 第二，洪秀全在乡里传播“拜上帝”教时，就把自己继承的佛道两教有关“斩魔降妖”的说法加以发展。这种异教色彩很浓厚的想象是不被正统教会所允许的。如其在广东花县传教时，曾自制了一把“斩妖剑”，并将满族皇帝代称为佛教系统中的“阎罗妖”。 第三，洪秀全曾要求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为他施行洗礼，但因为罗氏不认可洪秀全在大病时关于“天父托梦授权”等的一系列说辞，所遭到婉拒。洪秀全事后相当失望，开始私自为他人施洗。  身着中式衣衫的传教士罗孝全（居中） 三、“太平”、“排满”、“反儒” 不可否认的是，洪秀全等人的确发动了一场相当成功的农民战争，他们在短时间内席卷了整个南方中国，在不少省份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场运动的起因和清政府的消极腐败有着必然联系，士兵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赶走在中原施行暴虐统治的鞑靼人。难怪孙中山曾直言，他本人就十分认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排满思想。 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指导着洪秀全，他在起义之前曾写了一首这样的诗：“天父天兄太平时，保汝天天有饭吃。耕田首先在根苗，杀尽鞑子阎罗妖。”他将赶走“阎罗妖”作为吃饱饭的前提，并且把“排满”比喻为“斩草除根”的手段。  太平军在发动战争前的誓师 在北上讨伐的当间，太平军还尝试着在武汉建立起一个“太平的”社会。他们提倡的社会构想迅速吸引了广泛的穷苦大众。在屠杀了清军和坚持固守儒学的士人们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之后，太平军紧接着破坏了街头巷尾的衙门、寺庙和私塾。他们将男女按照性别分配到了不同的住所里，并且武昌丝绸货站作为“圣库”，将没收和夺来的财产集中于此方便分配。 正是因为太平军都是由一些常年无法吃饱穿暖的可怜人组成，他们才敢于提出如此高昂的革命理想。他们曾经真心地愿意去建设一座座充斥着温情的城市，借此来回报为战争付出了鲜血的父老乡亲们。因此“太平”，绝对是要被摆在第一位的。  太平军大会 想要实现“太平”，就必须要赶走在中华大地上盘旋的鞑靼民族。因此，太平军们对同胞的极度热爱，造就了他们对异族统治者的巨大愤恨。“排满”，就成为了实现“太平”的第一前提。太平军的战斗力表现的如此惊人想必与此有关。无论从与清政府军队的装备对比来看，还是从人数和粮草供应上来看，太平军都没有占据上风。他们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果真如得到了神助一般。 为清王朝效力的，不仅仅是他们本族的同盟者。有许许多多汉族士大夫，或是一些在思想上不知不觉皈依了儒学的满族大员们相互结合成了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北上经略内陆时，太平军就曾一次次遇到了“民间反抗势力”的阻碍。清政府因要“剿匪”，所以允许地方官府拆毁民房，以便将民间乱党赶尽杀绝。  清廷派出清剿“匪患”的湘军 老百姓因为太平军的缘故受到了官府欺压，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反抗官府，而是怪罪太平军一行人。这就让洪秀全等人对一部分老百姓的顽固表现产生了不解和厌恶。还有一些地主和士大夫们谩骂太平军：“侮圣毁贤，其罪不容于死”。 因此，太平军的领袖们意识到：若要“排满”，必然要先“反儒”。所以，太平军无论抵达何处，必然会在战斗完结之时将当地的旧有藏书付之一炬，留下的也只是些和儒学极不相关的传记或地方志。这种做法自然造成了对传统典籍的巨大破坏，是不值得被提倡的。 文史君说： 我们常常感慨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非东是西”的政治、文化运动。经过我们的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仍然是一场传统的“治乱循环”中的一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开启了民间近代化探索的第一步创举。并且，将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一行人视为“基督徒”或“西化派”是不大切合实际的，倒不如把他们称为“离古派”。太平军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带领民众获取求之不得的“生存权”。至于“排满”和“反儒”，只不过是在困顿的境遇下人们找到的两种发泄不满的标的。愿意为一件史事作出固定的评判，是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有的思维习惯。太平天国运动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核需要我们考量，无论将其定位为哪一方似乎看起来都会“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焕力：《太平天国反孔反儒辨》，《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王效贤：《简论近代中国对儒学的第一次冲击》，《学术论坛》，1996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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