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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坚被捕,供出红色特工,叛徒还是“反间”?赴台经历成谜

2022-01-21  后知后觉...

作者:小橘子

谍战剧深受观众的喜爱,比如《潜伏》、《风筝》等谍战剧的收视率就很高。这些谍战剧大多说的是解放战争中我地下工作者与敌人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故事,剧情跌宕起伏、惊险刺激,令人脑洞大开。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情报战远比影视剧残酷、悬疑,情报战的潜规则也是超越常理,让人捉摸不透。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解放前夕的谍战故事,感受谍报人员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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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1946年在北平建立了情报小组,密设电台,情报小组的上级则远在西安,隶属西安情报系统。北平的情报小组设立虽晚,但成绩很好,提前获悉了蒋军进攻张家口的情报,1947年还获得蒋军全国军队部署的详细情报。

蒋军对这个情报小组恨之入骨,军统以及后来的保密局都欲除之而后快,曾经派无线电探测车整日在北平大街小巷巡视,搜索神秘电波的发射位置。但以当时的技术,只能大致窥探出一个比较笼统的范围,并不能确定精确的门牌地址,只能大致知道一个街区存在电波信号。

为了进一步精确侦探,保密局请了一个高手,此人叫段云鹏,他是著名的轻功大师燕子李三的徒孙,人称“云里飞”“钻天豹”,其实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飞贼”。蒋军特务看中段云鹏的身手,将他引入保密局,成为一个骨干特务。

后来,保密局一旦初步侦查到某个街区存在可疑电波,就命令段云鹏每天天不亮就爬上该区最高处,或是高楼楼顶,或是豪宅屋顶,或是大树顶端。爬那么高干嘛呢?就为查看附近哪一家最先亮灯,然后一一记下,随后吩咐特务化装跟踪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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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这一方法虽土,确也有效,最后居然真的确定了电台的精确方位。1947年9月24日凌晨,蒋军特务破门而入,将正在发报的情报员孟良玉和译电员李毓萍当场抓捕,又在另一间房内抓获了正在熟睡的北平地下台长李政宣和译电员张厚佩。

蒋军特务非常狡猾,并不忙着将他们押回保密局,而是羁押在屋里,目的是看看有没有其他地下组织成员会继续上门联络,好一网打尽;二来,故意假装放松警戒,让几个人露出什么破绽。

这招毒计果然有效,四个人中的张厚佩,由于工作经验不足上了当,他看见特务“疏忽”,院里只有一个老妈子在打扫卫生。他看老妈子一脸朴实,就偷偷给了她一个金戒指,请她帮助去电报局,向西安发个电报,收电人叫赵耀斌,电报内容是:我和我哥住院了。这是暗语,是说北平情报站被敌人破坏了。

张厚佩哪里想到,这个老妈子竟然也是女特务,她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上司。这样,西安的赵耀斌也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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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

这时,特务才将四人带回保密局拷打,沈阳、北平的情报系统被供出和破坏。不得不说,蒋军保密局的审讯十分狠辣,严刑拷打加威逼利诱后,这几个人中继续出现叛徒,又供出新的地下组织,如此循环,形成危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中包括我方千辛万苦安插在蒋军内部包含2名中将和许多少将级别的重要情报体系,被敌人严重破坏,谢士炎、丁行之、余心清、石淳、朱建国等人坚贞不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称作“雨花台五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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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军顺藤摸瓜,又确定了上述几个情报网的共同领导人,他就是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青年时期就参加革命,1933年被捕过一次,抗战爆发后,周公将关押在各地的红色特工保了出来,王石坚被释放。1941年夏天,王石坚被派到西安,经过六年的艰苦发展,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王石坚体系”,可以辐射到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情报网,手下英才汇集,被誉为“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都是王石坚的部下,他们成功打入蒋军内部,获得大量绝密情报。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主席之所以能够在黄土高原上从容不迫地与追兵“捉迷藏”,地下情报组织功不可没。因此,毛、周首长以及李克农等,都对王石坚及其体系给予极高的评价和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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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蒋军掌握了西安是北平、沈阳等地的情报上线后,命令叛徒李政宣继续向王石坚发送假情报,迷惑王石坚,过了好几天,王石坚才发觉北平有异常,决定亲自去查看,结果一到就被逮捕了。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站的其他同志也先后被捕,兰州站也遭破坏,一时间,我军北方情报网遭到重大破坏。蒋军甚至自鸣得意,宣传称红色谍报系统“半壁江山沦陷”。其实这是夸大其词,我军强大的情报系统,除了王石坚体系,还有潘汉年系统、吴克坚系统、刘少文系统、西安情报处系统等等许多机构,依旧在坚强有力地工作。

王石坚被捕后,情况变得非常复杂,他很快就写了万言《自白书》,供认自己是“罪人”,并供出多地情报网组织成员并有详细地址。王石坚体系的瓦解,使上百名地下组织被捕,许多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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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石坚“认罪伏法”,他先是被关押在南京、台岛监狱,出狱后竟成蒋氏集团“国防部情报局”的特务,做到蒋军少将主任一职,1982年去世。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投降变节、出卖同志的叛徒,按道理很快就应该划定为叛徒。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却迟迟没有这样做。一直关注他的总理,甚至曾经考虑用沈醉将他换回大陆。

那么,王石坚究竟是不是叛徒呢?他如果不是叛徒,为什么又会写下万言《自白书》呢?为什么会供出许多地下工作者呢?

这就揭示出谍报人员非比寻常的“潜规则”了,那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在古代兵法中,就重视“用间之道”,用间有“死间、活间、反间”等多种。一个间谍,一旦被识破,并非他的使命就此终结,他还可以以假投降、假变节的方式,打入敌人的内部,这也是特殊的用间方式。

王石坚的意志一贯非常坚决,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可是这次被捕后,如此之快就变节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一个可能是,当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营造的体系完全被破坏,已经没有什么机密可守(都已经被真正的叛徒出卖干净了),完全可以放手一搏,假装投降变节,该招的就招,该供的就供,好让敌人信以为真自己真的变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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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石坚只是供出了那些已经暴露的“机密”,真正的绝密并没有出卖,最大的一个证明,是他最倚重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总理称赞的“后三杰”),就一个都没有出卖,可见王石坚依旧在与蒋军机智周旋。

他后来进入了蒋氏情报机构,可惜在特殊年代,两岸的沟通太过艰难,使得许多当年潜伏孤岛的地下工作者没有太多建树,王石坚这样在双方看来都身份可疑的人,也就难以建立联络的渠道。

在较长时间里,王石坚都没有被公布为叛徒,只是在内部有过一段时期的定性,但1983年再次被熟悉他的老部下推翻,足以说明王石坚事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再次让我们认识到从事谍报工作的不易。诚如总理当年给地下工作者的指示那样:“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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