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外国人眼中的西安地方志

清末的西安因为地处西北，交通不便，少受外国人关注，来西安游历的外国人不多。来者少，记载就不多，关于西安地方志的记载就更少了，现仅能从个别人的少量记载中管中窥豹，一睹当时外国人眼中的西安地方志。

清末，来西安旅行的人中，对于西安地方志记载的人已知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人桑原骘藏，一个是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

桑原骘藏（くわばらじつぞう），日本人，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代表学者。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先后任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京都帝国大学。长期致力于东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撰述有《蒲寿庚之事迹》《东洋史说苑》《东西交通史论丛》和《东洋文明史论丛》等。1907年4月，桑原骘藏来中国，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官费留学和研究。在这期间，他游历了陕西、山东、河南、内蒙古等地。并以日记形式作了详细的考察报告邮寄给当时的文部省，在《历史地理》杂志上分别以《雍豫二州旅行日记》（即《长安之旅》）、《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即《山东河南游记》）《东蒙古旅行报告》（即《东蒙古纪行》）为题连载。这些考察报告在桑原骘藏逝世之后由其弟子森鹿三等人整理，加上另外两篇短文《观耕台》和《寄自南京》，1942年由弘文堂书房出版，即《考史游记》。

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 1865-1925），20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作家，人文地理学家，演说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903年首次来到中国，从上海乘船逆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4）一书，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此后，他又数次来到中国考察，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连续出版了《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省府》（1911）和《中国五岳》（1926），这些书，纪录了他游览的见闻。

桑原骘藏对西安地方志的利用

桑原骘藏在《长安之旅》对于西安地方志的记载有数处，分别是：九月二十日在参观文庙和碑林时引用《西安府志》中关于碑林的记载1处，考证隋唐长安城引用《西安府志》1处；九月二十六日游未央宫引用《长安县志》关于崇圣寺的记载3处；九月二十七日游华塔寺引用《咸宁县志》1处，游大兴善寺引用《咸宁县志》1处；十月六日参观唐大明宫遗址引用《长安志》1处。这8处关于西安地方志的引用，或全文引用，或节略引用，或引用一两句话，都采用原文，这说明了桑原骘藏对西安地方志书的熟悉，其利用起来也比较娴熟，这对一个第一次来西安的日本学者来说是相当不易的。但是桑原骘藏西安地方志书的利用仅限于名胜古迹，对社会其他方面的记载没有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作为历史学者的桑原骘藏对西安的地方志书的态度是中规中矩的，没有看到地方志书的社会属性。

桑原骘藏所提及的《西安府志》和《长安志》因为其唯一性，应该是乾隆《西安府志》和宋敏求的《长安志》。而《长安县志》和《咸宁县志》历史上曾经分别于康熙年间和嘉庆年间编修过，到底是康熙志还是嘉庆志呢？经对比原文，桑原骘藏所用《长安县志》和《咸宁县志》为嘉庆《长安县志》和嘉庆《咸宁县志》，这也符合逻辑，毕竟嘉庆《长安县志》和嘉庆《咸宁县志》编修时间较近，因而易得，而康熙《长安县志》和康熙《咸宁县志》因为编修时间过久，相对难得。

威廉·埃德加·盖洛对西安地方志的解读

而作为地理学家的威廉·埃德加·盖洛却将西安的地方志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威廉·埃德加·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一书的《西安》一文中，专门有一节就叫做“西安地方志”。在文中，威廉·埃德加·盖洛坦承“从前的白人学者几乎从未涉猎过西安的地方志，尽管人们会以为跟如此重要的历史名城有关的丰富描述肯定有许多人发掘过了。”在大清海关工作的德国人韩拟（W.Henne）帮助下，威廉·埃德加·盖洛得到了西安的地方志和译文，但是威廉·埃德加·盖洛在“研究西安的状况时，不仅要引用《长安县志》，还须引用《咸宁县志》”。我们有理由相信，威廉·埃德加·盖洛当时只得到了嘉庆《长安县志》和嘉庆《咸宁县志》，而没有得到和西安的其他地方志。通过研究，威廉·埃德加·盖洛发现:“这些地方志不仅仅是编年史”，“书中对于民众的思想感情、民众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心态和伦理道德的洞察力却是非常深刻和清晰的”。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威廉·埃德加·盖洛“在选择题目时，我们注重发掘民众的内心生活，来表现他们的家庭观念和私人行为，而不是进一步阐述战争和征服之外的历史。对于与愚昧者来说，这儿的资料足够丰富，而爱思索者就会去研究这些材料所揭示出的思想内容。”他选择通过西安地方志中承载社会活动的文学社团、家庭礼仪规矩、命名的认知以及对官员办案的介绍来透视整个清末西安社会的方方面面，虽因为个人学识的原因，其中有些认识有其局限性，但是他以一个相对易为西方人接受的角度介绍了西安地方志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化载体。

威廉·埃德加·盖洛首先从嘉庆《咸宁县志》中“一个文学社团的布告开始说起”。这个文学社团章程条款及二十条“诫学生”即为“冯从吾宝庆寺学会约”。他通过与西方的文学社团的章程对比发现，“除了当时的中国文人对于科学一无所知，以及政治是禁忌的话题两个明显事实之外，这个社团的规则几乎可以适用于曾在瓦瑟和拉斐特建立的最进步的勃朗宁学会。”“另外一条章程值得所有辩论会，包括国会，都铭记在心：崇直尚简。”“这些诫条让我们觉得是为普通的学校所准备的，但它们却是用来指导为了互相进步而聚焦在一起的成年人的，这真是让人感到惊讶。试想，新莎士比亚学会能出台这样的诫条吗？”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威廉·埃德加·盖洛对“冯从吾宝庆寺学会约”是相当推崇的，虽然他将明朝的事情张冠李戴成了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没有搞清楚具体的时间，但不妨碍他对于西安社会的认知。

在家庭礼仪规矩方面，威廉·埃德加·盖洛带给通过西安的地方志告诉西方，“县志告诉我们，当时的家庭生活是多么严格地遵循古代圣人的教诲。有些礼仪规矩显然制定于男女关系的处理必须极端小心的时候。”通过与西方及日本家庭礼仪规矩的比较，威廉·埃德加·盖洛认为西安地区“在严厉的礼仪规矩下，家庭生活的纯洁度非常之高；而日本则与此形成了令人痛苦的对比。这种对比正在引起日本政治家们的严肃关注；对于西方家庭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离婚制度在中国几乎没有。”可见，威廉·埃德加·盖洛对当时西安乃至中国的家庭礼仪规矩是相当推崇的。

对于命名的认知，威廉·埃德加·盖洛从西安地方志中记载的“万年”县县名说起，对比了西方和美国的命名，他认为“英语名字大部分都失去了任何意义”，“但中国人几乎总是使用具有特定意义的普通词语取名，尤其是表达长寿和财富等愿望的词语。”对此，他是赞许的，他说：“或许这比改动数量无限的无意义表述词语来更加合理”，而西方的命名方式“只是因为它们在家庭中长期使用而已”。

至于对官员办案的介绍，则是通过嘉庆《长安县志》中“循吏传”中长安县令张松寿办案的经过来记述的，威廉·埃德加·盖洛通过张松寿的案例告诉人们，中国的地方官们足智多谋，有着不凡的才干。

通过桑原骘藏和威廉·埃德加·盖洛对西安地方志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对西安地方志的认知是不同的，桑原骘藏注重了西安地方志的历史地理属性，而威廉·埃德加·盖洛则注重西安地方志的社会学属性，而且，通过解读我们发现，威廉·埃德加·盖洛对西安地方志中记载西安社会的描述是肯定的，有些甚至是赞赏的，这在清末是不多见的。而二者通过自己的文章介绍西安地方志和西安这座城市，让外界认识西安、了解西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他们对于西安地方志的传播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西安》，〔美〕威廉·埃德加·盖洛，选自《民国西安史料集萃》（下），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

《西安府志》，〔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何炳武总校点，董健桥审校，三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嘉庆《长安县志》，〔清〕张聪贤修，〔清〕董曾臣纂；董健桥校点，三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嘉庆《咸宁县志》，〔清〕高廷法，〔清〕沈琮修；〔清〕陆耀遹，〔清〕董祐诚纂；董健桥校点，三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