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是《水浒传》主题解读中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同时也是李贽《水浒传》评点中目前唯一可以确定为出自其本人手笔的文字。在《〈忠义水浒传〉序》之后，原本流于概念与表象的“忠义说”被李卓吾赋予了内在的灵魂与深层的内涵。然而，目前对于该序的解读仍难以让人完全满意[1]。 如果对李贽的评点过程加以回顾便不难发现，《水浒传》的评点不仅持续了很长时间，也让李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水浒》评点在李贽的生命中占据着极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诚如怀林在《李卓吾批评〈水浒传〉述语》中所说：“和尚自入龙湖以来，口不停诵手不停批者三十年，而《水浒传》、《西厢曲》尤其所不释手者也。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2] 那么，《水浒传》到底是在哪个层面上引发了李卓吾如此巨大的兴趣与共鸣？李卓吾到底有着怎样不合时宜的愤懑？这种愤懑又为何只有借着《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才能够得以抒发？这就必须深入到李贽的思想观念与序言写作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加以解释。 笔者认为，《〈忠义水浒传〉序》的写作和李卓吾的豪杰观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水浒英雄正是李贽心中豪杰奇人的一个文学范本。而李贽的评点思路又决定了，该序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文学技巧层面，而是和晚明诸多的历史人物、事件纠缠在一起，进而形成了一种政治思考与社会批判。因此，不了解其背景，便无法复原该序的历史语境，更无法深入理解序言的真正内涵。 本文首先对李卓吾的豪杰观加以梳理归纳，其次通过张居正、林道乾、梅国桢这三个历史人物逐层捋清李贽此文写作的思想理路，最后再结合此文写作的历史背景对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的深层意义加以细致分析，以期对这一问题产生更新的认识。 诚如黄卓越所言，李贽一生有着无法摆脱的“豪杰”情结。[3]他不但自己常以豪杰自居，而且对于世间豪杰之人有着高度的推崇与深情的呼唤。在《与焦弱侯》中，他开篇即言：“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4] 在李贽看来，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成贤成圣，都需要境界阔大之豪杰，而非貌似谨厚之乡愿。那么，李贽所谓的豪杰到底具备怎样的特点呢？ 1.豪杰的入世特征 前人对于李贽，往往更加关注其行为出世、自适的一面，却多少忽略了，李贽在其历史评论与时政评论中，经常透露出极强的经世色彩与入世特色，这也正是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所提到的五种“不可知者”之一：“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5] 在李贽眼中，豪杰首先具有着鲜明的入世性，是一种轰轰烈烈的丈夫人格，而不是一种猥琐取容的犬儒人格。 在《藏书》中，他这样评论韩信之死：“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犹能判身首以就功名，况烈丈夫之业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汤镬亦死，自无用太较计为也。”[6]可见李贽认为，大丈夫应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轰轰烈烈地成就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功名。 因此，在李贽眼中，豪杰并非隐居出世、“养成神龙虚誉”的高人隐士，而是委曲以求其用、委曲以济其用的积极入世之人。 在《复周南士》中，他最为推崇的一类人正是如此：“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时不必明良，道不论泰否，与世浮沉，因时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则管夷吾辈是也。此其最高矣乎！”[7] 也正因如此，李贽所推崇的豪杰往往是张居正、何心隐、梅国桢、顾养谦一类的人物，其着眼点正在于他们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有所作为。 如他评价何、张二人：“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8] 评价顾养谦、梅国桢也十分侧重于二者积极有为的一面：“顾冲庵具大有为之才，负大有为之气，而时时见大有为之相，所谓才足以有为，而志亦欲以有为者也。梅衡湘亦具大有为之才，而平时全不见有作为之意，所谓无为而自能有为者也。此二公之别也。然皆当今之杰也，未易多见者也。”[9] 可见，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这才是李贽对于豪杰人生的基本定位。 李贽之所以极为强调豪杰的入世性特征，和他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正如周治华所说：“他只是主张在礼乐刑政和道德教化上无所作为，但在生财致富和计功谋利上恰恰要求有所作为。”[10] 可以说，富国强兵既是李贽对于一个臣子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期待，也是李贽对于一个人才最终的衡量标准。 在《藏书》中，李贽对于那些有能力、有办法实现国家富强的人表示由衷的钦佩。如其将西汉桑弘羊的均输之法视作“国家大业”，认为这样的政策乃“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11]又和传统史论立异，认为王安石之罪并不在于有意生财，而在于“其才之不足以生财”“不知所以生财”。[12] 批驳司马光反对理财的言论道：“光谓安石不晓理财可也，而谓不加赋而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以此谓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则可笑甚矣。”[13]这些言论都充分表明李贽对富国之事持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 对于富国如此，对于强兵也不例外。如针对富弼向宋神宗所提建议：“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李贽直接斥为“胡说！”[14]；对于范仲淹“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这样的言论，李贽直接反驳道：“兵岂名教外耶？”[15]可见，李贽认为强兵本身就应是儒者的分内之事。 在李贽眼中，国家只有积极发展经济、储备兵力，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而这种政治目标也决定了，李贽眼中的豪杰奇人，必然是积极用世之人，因为隐居出世之士对于国家经济军事发展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极为有限的。 2.豪杰的侠之气概 李贽眼中的豪杰往往具备一种侠的精神与气概，这表现在他们具有超常的气魄与意志，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舍身成事，为天下人所倚赖，而非空有一腔道德情感，遇事却束手无策的无能之辈。 袁中道曾这样记载李贽对侠的定义：“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借之，方谓之侠。今人不识侠，转以击剑报仇为侠，则可笑甚矣。”[16] 可见，在李贽看来，侠的精髓并不在于击剑报仇这样的粗豪之举，而在于让千万人在危急之中转危为安的精神气概。这也决定了李贽不是从个人性灵的抒发、个体生命的自适等角度来肯定豪杰价值的，而是从国泰民安、经世致用这种实际的社会效果层面来发掘豪杰意义的。 这在诸多地方都有体现，如李贽在《复麻城人书》中谈到自己对“高阳酒徒”的理解： 今之好饮者，动以高阳酒徒自拟，公知高阳之所以为高阳乎？若是真正高阳，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扑灭，不至劳民动众，不必损兵费粮，无地无兵，无处无粮，亦不必以兵寡粮少为忧，必待募兵于他方，借粮于外境也。此为真正高阳酒徒矣。[17]  又在《昆仑奴》中谈及对于许中丞与昆仑奴的态度： 许中丞片时计取柳姬，使玉合重圆；昆仑奴当时力取红绡，使重关不阻：是皆天地间缓急有用人也，是以谓之侠耳。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侠而妄委之，终不可用也。[18] 这两段话透露出一种共同的思想理念：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不在于为己，而在于为人；不在于自救，而在于救世。 这种对侠的理解和认识也决定了，李贽眼中的豪杰并非仅有一腔道德热情，而应具备扶颠持危、舍身成事的勇气与气概，并以一种侠的精神在现实世界中产生积极且实际的效果。 这一点李贽在《昆仑奴》中表达得尤为明确：“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则死真无难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则亦岂肯以轻死哉！”[19]可见，和传统士人在一种道德情感下的“死事”不同，李贽更加看重的是豪杰在关键时刻的“成事”。 在《高翔程济》中，对于明代建文朝的两位名臣，李贽之所以更加欣赏以智术为忠的程济，而非以杀身为忠的高翔[20]，其原因正和他对于豪杰轻道德、重事效的评价标准有着密切关联。 3.豪杰的能力要求 那么，李贽对于豪杰又有什么具体的能力要求？在李贽看来，豪杰应具备识、才、胆这三个条件。李贽曾在多处强调三者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论是学道还是修齐治平，皆须以识、才、胆作为基础：“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21] 而三者当中，李贽最为看重识的重要性，认为“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22] 李贽对于有识见人可谓极为珍视：“世间有骨头人甚少，有识见人尤少。聪明人虽可喜，若不兼此二种，虽聪明亦徒然耳。”[23]可见，在识、才、胆三者之中，“识”无疑占据着统领的地位。 对于才和胆，李贽往往将二者视作一种可以互生的关系。他说：“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24]而对于豪杰成事来说，才和胆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25] 那么，到底何为才？何为胆？李贽虽曾说过“仁即才”[26]，然而以“仁”这样的概念来解释“才”多少有着模糊化与空泛化的弊端。 上文曾引李贽《二十分识》中的“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一句，李贽在评论席书时又曾说：“然有识而才不充，胆不足，则亦不敢遽排众好，夺时论，而遂皈依龙场，以驿丞为师也。”[27] 深味这两句，不难发现：“才”在李贽的意识里更接近于智术。换句话说，识的作用在于知晓何者为正，何者为误，认清整体的局势与方向，而才的作用则在于让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不至于“冥行妄作”，具有实际而科学的道路与策略。 在《复邓鼎石》一文中，李贽谈及救荒之策，就曾将才与术相连用：“世间何事不可处，何时不可救乎？……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毙。”[28] 这里的才显然被赋予了“处理紧急事件或应对危机局面的能力”这样的含义，这也正和李贽对于侠“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的理解相一致。 李贽所谓的胆，更多是指一种刚毅果敢的勇气、威风八面的气质与独立自主、坚定不移的精神。在《二十分识》中，李贽曾说：“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29]可见，胆赋予人一种勇往直前的勇气。 在《藏书》中，李贽曾多次称赞项羽为好汉：在项羽“晨朝宋义，即其帐中斩义头”时，李贽评曰“好汉”；在项羽破秦之后，“羽见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时，李贽又评曰：“千古好汉。”[30] 如果说前一处侧重于项羽当机立断、果敢干练的处事风格，那么后一处则侧重于其人威风八面、胆气充足的精神气质。这两者皆为李贽所谓“胆”的题中之义。 除此之外，他还曾评价邓豁渠“志如金刚，胆如天大，学从心悟，智过于师”[31]，又评价宋人张九成“心雄志烈，不怕异端名色，直从葱岭出路。”[32]这两处强调的正是二人不为传统所囿、坚定执着的为学之胆。 除以上三点之外，李贽还认为豪杰在道德人格上往往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正是豪杰区别于乡愿、常人的一种外在标志。李贽曾明确表达：“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暇疵处必多。”[33]又说：“天下未有有才能而无过者。”[34]对于张骞，他持一种“略其节而爱其才”的态度。[35] 可见，李贽在评价豪杰时，往往注重其阔大之境界与超人的才能，而对其道德上的瑕疵或行为上的过失，则有意采取一种淡化乃至忽略的态度。 如果以李卓吾的豪杰观来审视《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不难发现，水浒英雄可谓完美地符合了李贽对于豪杰的各种要求： 首先，宋江等人具有着较强的入世情怀，他们虽落草为寇，却希望通过招安来担负起对于社稷百姓的责任，正所谓“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36]其次，水浒英雄大多具有着一种侠的精神气概，在危难之时，可为世人倚赖。这种侠的气概一方面表现为在民间社会中的惩恶扬善、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征讨方腊、报国安民，不当“自了汉”。 再次，水浒英雄往往在识、才、胆这三个方面十分突出，李贽在《水浒传》第五十九回就曾评价水浒英雄“只是才大、识大、胆大耳”[37]。 最后，水浒英雄往往不是道德品行上完美无缺的人物，落草为寇本身就是他们身上的一种道德瑕疵，而他们也大都不是四平八稳的圣贤性格，而是性格突出、个性鲜明、言由心发、内外一致。 可以说，水浒英雄是李卓吾豪杰观念的一种形象化，《水浒传》正是李卓吾豪杰观的一个文学范本。李贽之所以将《水浒传》作为自己孜孜不倦加以评点的对象，除了对小说文字的欣赏，更多其实是在抒发一种对于豪杰奇人的爱慕与敬佩，也是在通过小说评点的方式来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豪杰理想。  当然，要理解《〈忠义水浒传〉序》的深层内涵，不仅应该了解李卓吾的豪杰观念，还要对该序写作的历史背景做出深入细致的考察。而要考察历史背景，首先应大致确定该文的写作时间。 按照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对于李贽诗文的编年，此序写于万历二十年（1592）夏在武昌朱邸批点《水浒传》时[38]，张建业在《焚书注》中也大致认同此说。[39]二人编年的依据都来自于袁中道的一句话：“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4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仅言万历壬辰（即万历二十年）李贽正在批点《水浒传》，说明此时《水浒传》的批点尚未完成，而对于古代和刻书密切相关的序言来说，序言更应该写于著作完成之后，书籍刊印之前。故而笔者认为：此序的实际完成时间应该比万历二十年夏更晚。 那么应如何考察该序的历史背景？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表达的最为核心的观念便是：平庸之人与贤能之士颠倒异位，导致大贤大德之人不受重用，不得不落草为寇，从而使忠义尽归于水浒。 而这一观念事实上在李贽万历二十年四月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出现过，这篇文章便是《因记往事》。在此文中，李贽感叹朝廷不能重用林道乾时说：“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41]这正可视作《〈忠义水浒传〉序》中观念彻底形成的前奏。 而《因记往事》一文的写作又和万历二十年的平西之事有着直接的联系，李贽在《复麻城人书》中明言：“时闻灵、夏兵变，因发愤感叹于高阳，遂有《二十分识》与《因记往事》之说。”[42] 灵、夏兵变即宁夏哱拜叛乱之事，可见该文的写作正处在“西事”的大背景下。哱拜叛乱的发生和张居正去世后明王朝政局的混乱有着密切关系，而此事的平定又有着李贽好友梅国桢的莫大功劳。故而不妨从张居正、林道乾、梅国桢这三个历史人物切入，对该序写作的历史背景加以深入挖掘。 1.张居正去世后的明代政局 万历初期，张居正以他出色的政治才能、有力的政治手段对明王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文官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再创了明代国家社会的辉煌。 然而，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继张居正上位的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大多不具备至高的政治威望，也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朝廷对群臣的控制力日益减弱，朝中的政治氛围也逐渐宽松。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长期以来被压制的言路开始摆脱以往的压制与束缚，言官大胆抨击当道，造成言官与内阁辅臣之间的对立。而万历十四年（1586）的“国本之争”又加剧了明代中期以来的朋党之风，并逐渐演变成不同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此时，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内阁辅臣的平庸调和，又让明王朝出现了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国家的问题日渐增多，许多官位缺而不补，朝中群龙无首。[43] 诚如杨亮所言：“帝国权力运作机能的瘫痪和官僚机构的腐败，让整个帝国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而在万历二十年，这种危险酝酿出了极为严重的内忧外患。”[44] 万历二十年二月，哱拜等人在宁夏起兵叛乱，朝野为之震动。同年五月，丰臣秀吉出征朝鲜，《明史纪事本末》中言其形势：“是时，倭已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45] 李贽虽常以出世之人自居，但实际上对明王朝的朝政时局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注。他在万历二十年所写的《因记往事》《复麻城人书》等诸多文章都表现出对于国家行政效率普遍低下、官僚集团平庸无能、人才储备捉襟见肘的强烈不满与担忧。 这种担忧，决非李贽一人之思想倾向，诚如美国学者艾梅兰所说：“这些正当的忧虑推动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背离了理学的修身所导致的那种内省的寂静主义（quietism）的理想，向着一种具有行动主义兴趣的实学靠拢。”[46] 而李贽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激进。在李贽看来，明代此时最需要的并非清而无用的道德楷模，而是类似于张居正这样的铁腕人物，因为只有这种具有着实际才能的豪杰奇人，才能为疲软怠惰的国家注入一剂强心针，为国家解决实际的矛盾与问题，进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他在万历二十年所写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达对于张居正的欣赏与怀念，如在《答陆思山》中，刚刚从友人那里得知西事，李贽就说：“些小变态，便仓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47]在《与友山》中也感于西事说：“今惟无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负固。”[48] 可见，他之所以大力肯定才能之士，热情呼唤豪杰奇人，原因正是出于一种对张居正秉政时期国家事务井井有条、辅臣才士精于吏事的深切怀念。 2.横行海上的林道乾 在哱拜叛乱的初期，大约万历二十年四月的时候，李贽尚不知道有梅国桢请命之事。[49]出于对国家局势的担忧以及对朝廷不能重用才能之士的激愤，李贽写下了《因记往事》一文。 在文中，李贽积极地肯定识才胆兼备的江湖豪杰——林道乾，大力抨击朝中那些“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的道德之士[50]，而林道乾恰恰成为沟通当时社会现实与《水浒传》小说的一座重要桥梁。 林道乾，闽之晋江人，一说为广东潮州府惠来人。[51]明嘉靖、万历间以海盗身份活动于浙江、福建、广东、台湾一带，称雄海上数十年。李贽曾对其相关行径加以描述：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52] 这种具体的盗贼行径固然不是李贽欣赏的重点，但林道乾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才能、识才胆兼备的豪杰本色，却成为持“历史功利主义观”的李贽所激赏的对象。[53]在李贽看来，太平之时，林道乾依然能够“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54] 然而很明显，李贽并未止步于对林道乾才能的欣赏，而是以林道乾有大才却不能为朝廷重用，最终却只能在江湖施展才华为现实依据，展开了对于当时朝廷用人的激烈批判。 他先是以假设的笔法点明，假如朝廷重用林道乾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55] 而弃置林道乾这样的大才不用，朝中所用又为何等人？在李贽看来，全都是些平庸无用的道学之流：“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56]故而两相对比，李贽得出了掷地有声的结论： 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57] 这段话不仅对朝廷不能重用豪杰的现实进行了猛烈抨击，还对豪杰之士为盗的原因与合理性加以了解释：并非豪杰之士原本想要为盗，而是朝廷“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因而豪杰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无奈之举。 这一论断不仅和《水浒传》中英雄豪杰“逼上梁山”的故事模式之间形成了一种共鸣，也和《〈忠义水浒传〉序》中“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的思路可谓如出一辙了。[58] 3.平西之事中的梅国桢 李贽一方面热情地呼唤着具有实际才能的豪杰之士，另一方面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反复提及的现实却是“小贤役人”“大贤役于人”。这种感触的产生和李贽的好友梅国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李贽曾多次表达过对于梅国桢才能的钦佩，可以说，梅国桢正是李贽心目中标准的豪杰之士，而这一认识离不开梅国桢在“西事”中的杰出表现。 万历二十年春，宁夏副总兵哱拜及其子承恩杀死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芳，据城叛乱，成为轰动朝野的“西事”。[59]在李贽看来，此事甚为紧急，所谓“东事尚缓，西正急耳”[60]。而此时朝廷枢密大臣想要选锋遣将，却没有合适之人能当其选，面对着危急局面束手无策。 在此关键时刻，梅国桢上疏力荐之前虽有过失，能力却极为突出的明代将领李成梁。[61]毫无疑问，梅国桢这种在危急关头抛开道德清流的苛责浮议，大胆举荐才能之士的行为，和李贽的用人思想不谋而和。而此时李成梁正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先行，由御史梅国桢监军。[62] 李贽闻此消息，喜见眉睫，胸有成竹地认为：“西方无事矣！客生以侍御监军往矣！”“军中既有梅监军在，公等皆可不必忧矣！”[63]原因正是：在他看来，梅国桢这样的豪杰之士，可以很好地应对这样的危机。 果然不出李贽所料，平西之战五月发兵，九月乱平，十一月即“献俘于广阙下，报捷于京师”[64]。然而之后的论功行赏却极不公平，导致舆论大哗。 在这场战役中，梅国桢运筹帷幄、劳苦功高，但却“回朝半岁，曾不闻有恩荫之及，犹然一侍御”[65]。而远离战场，战事取胜后杀降以冒功的甘肃巡抚叶梦熊，却由于和兵部尚书石星交往密切，升任正二品的右都御史。 这怎能不激起李贽的义愤？虽然叙功封赏几经周折，最终尘埃落定，梅国桢也在万历二十一年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但这种豪杰之士举步维艰、钻营之徒青云直上的社会现实，又怎能不让李贽产生“小贤役人”“大贤役于人”的感慨？[66] 而李贽真正佩服梅国桢的，还在于他虽然处在“役于人”的位置，但最终还是能忍辱负重、积极斡旋、成其大功。 正如他在《〈西征奏议〉后语》中所说：“西夏之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以监军成功。何也？监军者，无权者也，自古未有不专杀生之权而可以与人斗者也。”[67]又说梅国桢：“犯众忌，处疑谤，日夕孤危，置身于城下以与将佐等伍，而卒能成奇功者也！”[68] 这既和李贽“委曲以济其用”的豪杰观极为吻合，又和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于水浒英雄“大贤役于人”“心在朝廷之上……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同死而不辞”的评价极其相似。[69] 故而，李贽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似是一种文学评论，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慨，更蕴含着一种对于统治者的讽谏之意。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李贽之所以秉持着一种豪杰观，并体现出鲜明的重能力、轻道德的取人倾向，和万历十年以后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具体而言，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的写作，受到三个历史人物的重要影响，即张居正、林道乾、梅国桢。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朝中缺乏能够平定祸乱、把控政局的豪杰之士，国家内忧外患。 到万历二十年，宁夏发生了哱拜之乱，李贽出于对时局的担忧，对张居正这样的铁腕式人物产生了强烈的怀念，并追忆了“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的海盗林道乾，由此得出了“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的愤激之论。[70] 在得知梅国桢以监军身份前往宁夏平叛之后，李贽的这种情绪虽有所缓和，然而在平西过程中，梅国桢以无权之监军历尽艰险方能成其大功，战事平定之后，朝廷一开始赏罚不明，使得梅国桢有功而不得其禄，这又重新激发了李贽对于朝廷用人的再度反思与愤慨。 只有充分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李贽写作《〈忠义水浒传〉序》的一些深层动机与细微内涵才能显现出来。 可以肯定地说，李贽为《水浒传》作序，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站在盗贼的角度对盗贼本身进行讴歌，而是站在国家的角度，通过对于江湖之盗的高扬，来反衬朝廷能力的平庸与不足，进而曲折地表达一种对于朝廷用人的抨击与批判。 也正因为此，此文的言说对象并不指向于平民阶层或者文士阶层，“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借其谋画”已被李贽明确地排除在关注范围以外，琐细的文学手法、写作技巧又怎会是他关注的重点？ 李贽此序的言说重点实际上指向了朝中的达官要人，尤其是那些具有用人权力的“有国者”“贤宰相”“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者，其目的正在于借评论《水浒》为当政者说法，让他们反思人才之道，不要以儒家苛刻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豪杰之士，而应唯才是举，举贤任能，改变“大贤役于人”的可悲局面。 而这种“小贤役人”“大贤役于人”的说法又暗含了一层对朝中官员的激发之意，即他们不能身在其位却尸位素餐，让忠义旁落水浒，让豪杰最终只能迎来“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的可悲命运。 而李卓吾的这种观念在万历时期的文人中又有着很强的代表性，仅在公安派文人的文集中就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如袁宗道曾批判明朝的用人：“晚世过信德而过疑才，重无用而轻有用，崇虚而黜真，进名而退实，非古人察能授官之义也。”[71] 在《杂说》中又说：“三人者……盖抱奇才，负大用，而世乏具眼，不用于世，故颓然放于声酒之间，以自排遣。……世有此等异人，而使之不用，岂非唱驺诸公之耻哉！”[72]袁宗道所表达的对于国家用人的批判与对于奇才不能见用的深深惋惜，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的思想何其相似！ 袁宏道也曾说：“处今日之时，正古人所谓权以济事者，似亦不当拘拘矣。”[73]又在《顾升伯太史别叙》中对当时豪杰之士不能为人所用，伪士满朝、腐儒误国的现状深表不满：“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乐为用，而蔽贤为小。夫豪杰所以不乐为用者，非真世不我容，一时执政诸大臣，有𣏌、桧之奸，林甫、嵩之之媢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74] 前者和李贽重其才而略其德的用人观念可谓如出一辙，后者何尝不是朝廷以道德衡人最终驱豪杰于水浒的另一种表达？袁中道也曾指出，明王朝用人最大的问题在于“避嫌之意多，怜才之意少”[75]：“人有大才而破格用之，人不以为是也。人本无才，而循格用之，人不以为非也。”[76] 又在《报伯修兄》中说：“居今之时，而直以圣贤之三尺律人，则天下岂有完人？反令一种乡愿，窃中行之似，以欺世而盗名；而豪杰之卓然者，人不赏其高才奇气，而反摘其微病小瑕，以挤之庸俗人之下，此古今所浩叹也。”[77] 这正是“以小贤役大贤”的另一种表述。 而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序》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共鸣，恰恰根源于这部分文人对国家用人的强烈不满。 由此可见，李贽将“忠义”归于水浒，其实并非一种“正说”，而是一种对于朝廷用人强烈不满的“反说”，更是一种对于朝中用人者的“刺激之说”，其根本动机还是出自于一种传统士人阶层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对国家富强的渴望。 但时过境迁，序言中的这层意思显然没有被后人完全理解，才子金圣叹便曾批评忠义之说道：“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78]又说：“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79] 未能深入体会李贽将“忠义”归于水浒的良苦用心与最终目的，也不去考察这一说法提出的思想轨迹、流行的历史背景，仅以表面上的忠义归属就对忠义之说整体横加批评，吾恐圣叹此论才是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 至此，再联系袁中道《李温陵传》中对于李贽“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的描述，便不难理解，这种看似“不可知”的矛盾行为，实际上恰恰是解开李贽思想的一把重要钥匙。 人们往往将李贽视作一种异端式的存在，强调其学佛出世或者悖逆传统的一面，甚至连《〈忠义水浒传〉序》这样的文字也时常被人解读为一种对于异端之盗的同情，然而又有几人能看到，其实自居异端本身就是李贽的一种无奈之举，而对于异端的同情背后实际上曲折地隐含着李贽革新传统思想、完善主流社会的用世情怀呢？ 不少明末清初的学者在批判晚明学术“游谈无根”“空疏顽固”时，往往以李贽为靶子，然而李贽的思想中又何尝没有脚踏实地的那一面，又何尝没有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因素呢？ 故而结合李贽的生平，便不难理解李贽为何会对《水浒传》情有独钟，也不难理解怀林为何会说：“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李贽早年为官，“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80] 这种性格无疑和当时繁文缛节的官场生活方枘圆凿，故所遇辄与人触。他之所以推崇有大才而又略带性格缺陷或者道德瑕疵的豪杰之士，恰是因为，他自己正是这种类型的奇人。 之所以主动致仕，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当时循规蹈矩的朝廷是无法重用自己这样的出格豪杰的。而后来的狱中自刎也再次反映了他的这一认识：以李贽在文人中的名声与影响力，出狱回籍断不至于无路可走，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他知道即便出去，在这个世界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这样迁延下去，他注定面临“丈夫无故而死”的平庸。[81] 李贽人生选择的深沉无奈其实在他评价林道乾时就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夫古之有识者，世不我知，时不我容，故或隐身于陶钓，或混迹于屠沽，不则深山旷野，绝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试不测之渊也？纵多能足以集事，然惊怕亦不少矣。吾谓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82] 这看似是对林道乾的评论，其实又何尝不是李贽自我人生道路抉择时的一份心理独白？而出世游戏的背后，又何尝不隐含着李贽对于时世的一种不平与愤激？ 故而，李贽一开始就将《水浒传》定位为施、罗二公的发愤之作，事实上，施、罗二公是否借水浒之强人泄愤或未可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李卓吾的确是在借着评点《水浒传》而泄愤，泄自己之愤，同时也泄当世豪杰之愤。 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李贽为何会如此钟情于《水浒传》，因为《水浒传》的阅读与评点中正有着李贽自我的一份人生寄托。 前人虽有通过豪杰观这一角度来阐释《〈忠义水浒传〉序》意义的先例，但是对于李贽豪杰观的具体内涵尚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的梳理，总结提炼出豪杰具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救世成事的侠之气概、识才胆的能力要求，有利于学者从更加深入的层面发掘李贽的豪杰观与《〈忠义水浒传〉序》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李贽此文写作的历史背景，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张居正、林道乾、梅国桢以及平西之事对于序言写作的影响，但是这些人物事件的先后顺序如何？内在的逻辑联系又如何？这些因素又是怎样一步步作用于写作主体并最终形成这篇序言的？ 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有力的探讨。本文通过对于这些人物事件时间先后的梳理，更加细致也更加全面地还原了李贽此文写作思路生成的内在理路，这对于人们深入理解《〈忠义水浒传〉序》的写作动机与深层意义都有一定价值。 通过对《〈忠义水浒传〉序》的深入解读，也可对目前的李贽研究构成一种启发：大部分学者往往将李贽视作一种异端式的存在，重点关注李贽和传统儒家文化、明朝官方政府之间对立或者不合作的一面，然而如果剥开李贽异端的外表，深入探讨卓吾某些言论的内在动机，不难发现，他和传统主流文化之间仍有着诸多的沟通之处。 就像《〈忠义水浒传〉序》，表面上看似是一种对于异端之盗的同情，但其思想核心仍是一种对于朝廷局势的忧虑、一种对于人才不能见用的不平，只不过用一种较为激进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已。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卓吾的言论在当时并非一个孤立式的存在，在他“奇谈怪论”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某种同时代文人共识性的意见作为他的言论后盾与思想根基。 故而对于李卓吾，不仅应看到他“奇”的一面，更应该看到他“奇”背后“常”的那一面；不仅应看到他突破规矩束缚的那一面，还应该看到他顺应时代潮流的那一面；不仅应凸显他在当时文人中的独特性，更应该深究他离经叛道言行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根源。[83] 惟有如此，李贽那些所谓的“异端”言行在晚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