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1月14日，革命烈士江竹筠（也即是如今人人都熟悉的江姐）被几名特务强行押出渣滓洞执行枪决，29岁的她怀着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毫无畏惧慷慨赴死，多年以来，其革命事迹代代传唱，人人为之动容。 不光是江姐，也不仅仅是渣滓洞，当时，只要关押有革命人士的地方，这种惨案随时在发生。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1949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一片溃败，重庆解放在即。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内却一片死寂，形同末日，里面关押着数百位革命人士，蒋介石撤离前留下军令：处理政治犯，对重庆进行大破坏。 一月之间，重庆多地发生暴乱，一场场集体大屠杀轮番上演，白公馆、渣滓洞连日飘散着血腥味，三百余位革命人士被残忍杀害，其中不乏未满周岁的婴儿。 而亲自执行这一系列屠杀任务的人，正是徐远举。 单说此人，可能很多人不甚熟悉，但若说到《红岩》中的徐鹏飞，或许知者甚众了。小说中的徐鹏飞手段狡诈，凶残阴狠，是军统的特务骨干，形象可谓深入人心，而其原型，正是徐远举。 1914年，徐远举出生在湖北大冶县城的一个商贾人家，其祖上不乏清朝官员，父辈更是经商致富，是当地颇有名声的实业家，家境可谓殷实。徐远举算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在家中排行老四，自小锦衣玉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徐远举虽然顽劣但也算聪明伶俐，在读书学习上从来没有落下，教他读书的私塾先生尤为喜欢他，并时常在别人面前夸他：“徐远举不愧是徐家的子孙，虽然顽皮却不影响学业。你们看他鼻子高大，带钩像鹰，眼睛鼓圆如铃似鹞，来日定能大鹏展翅，鹏飞万里！”徐远举虽然年纪不大，但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有点飘飘然，在他十岁时，还曾将“鹏飞”作为自己的名字。 1926年，十二岁的徐远举正读初中，可县里学校因为没有经费而停办，徐远举只好辍学在家。 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不读书还能干什么呢，徐父焦灼非常，徐远举一天天长大，今后该如何，应该寻一条怎样的出路呢？ 1928年，军阀混战暂告段落，各处军阀都在招兵买马，十四五岁的徐远举经亲戚介绍，加入了桂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做了一名学生兵。 参军报国，想来也是一条正道，当时的世道，可正是抛洒热血的时候。 小小年纪的徐远举，背起行囊入伍从军，心怀救世报国的远大志向。 没曾想，蒋桂战争爆发，徐远举还未等来上阵的机会，他的军营生活就告一段落。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桂系败北，蒋介石接管了军官学校，并改名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这样，徐远举顺理成章、稀里糊涂的成为了黄埔军校的第七期学员。 莫名之间，徐远举的人生开始发生变化。 1930年，徐远举顺利毕业，被分配到部队任排长和连副，在江西等地参与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可徐远举所在部队压根不是红军的对手，吃了不少败仗，一来二去军中早就没有了士气，从上到下，一股磨洋工的姿态，身在其中的徐远举浑身难受，没过多久，就脱下军装逃到了武汉。 徐远举并未想到，他会在不久之后扎进特务的阵营，也并未想到，一心想在沙场的他会转头安身于隐蔽战线之间。 1932年，蒋介石主持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其外围组织有一个复兴社，那便是军统的前身。 戴笠管理复兴社，开始广泛吸收特务成员，特别重视吸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正感到前途渺茫的徐远举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像是等来了自己的光明大道，终于，在他18岁那年，他顺利通过训练，正式成为了军统一员。 但毕竟没背景没关系，加入军统后的徐远举在很长时间都只是基层工作，没有得到任何重用，一个正经的任务都没接到过。 徐远举救世报国的志向消失殆尽，在那个尔虞我诈、贪污腐败的团体里，权利则意味着一切，而身处下层的徐远举满心苦闷，却又不得不忍耐，他暗下决心，必要扭转命运，得到权利。 徐远举深信，自己不缺才华和能力，只是缺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国民党政府将目光转向西南和西北，正式开启了进藏计划，当时因为九世班禅早已被英帝国势力排挤出藏，中央政府长期未能对西藏进行主权管理，所以，如果要顺利入藏，首先要让班禅回去。 南京政府多次和十三世达赖交涉，终于，达赖同意班禅归藏。 1935年，20岁的徐远举升为少校，负责组建护送队护送班禅进藏。 这一行必然凶险，达赖口头同意，背地里必然不希望班禅回去，在护送途中，徐远举一行多次遭遇阻碍和骚扰，几年时间，徐远举沿途收集情报，并建立军统下属的情报组织，虽然最终班禅未待入藏便病死途中，徐远举没能完成任务。但他依然做出了不少成绩，对西北诸多势力都进行了渗透，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不少作用。 1939年，徐远举调到重庆，随后被派任为中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 西藏一行像是一个考验，通过考研的徐远举在仕途上迎来了东风，不仅频繁调任委以重任，还逐渐接触到核心任务。 1942年，徐远举被调到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并由戴笠亲自保荐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后领导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 1945年6月，徐远举奉调回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副处长，2个月后，抗战胜利，徐远举到军统上海办事处，参加查处汉奸案。 1945年底，31岁的徐远举奉调到西安，升任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官长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河南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北方区，那可是当时军统外勤单位最大的一个区，十多年苦心经营，而立之年的徐远举终于跻身将帅之列，直接管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山东六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机构，大权在手，人生迈上新的台阶。 此时的徐远举更加踌躇满志，信心百倍。 抗战结束后，国内矛盾焦点转移，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开始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并采取武力与共产党为敌。 如果说在抗战期间，军统还多多少少做了一些有功于民族抗战的事情，而抗战之后，军统则彻底沦为蒋介石的鹰犬，将矛头指向了民族同胞。 徐远举刚刚掌握大权，作为军统的特务头子，他自然卯足了干劲，用他后来在供状中的话说，就是“竭尽忠智，为非作歹，罄竹难书“。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作一团，川滇康黔四省革命活动四起，大后方乱了阵脚，蒋介石如坐针毡，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徐远举，自然成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朱绍良。一天，朱绍良叫来徐远举，一见面，就甩了一份《挺进报》，那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是在《新华日报》被捣毁之后创办的新刊，是中共宣扬真理和真实情况以及对国民党当局攻心战的重要工具。 朱绍良没有多说，“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完，签了一个限期破案的手令。 徐远举是有经验的，前一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是他亲手查封办了八年的《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如今又出现《挺进报》，这必然是《新华日报》的延续，查获此案，徐远举是最佳人选。 但不同于《新华日报》，《挺进报》发刊不久，又是秘密发行，想要查封还需要走些弯路。况且限期破案也是不小的压力，徐远举迅速展开了侦查行动。 他连同军警宪特四方势力，一起铺开针对《挺进报》的侦查网。 网撒开以后，重庆各地几周边市县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秘报线索，可这些线索难免杂乱，本着宁肯错抓不放一个的精神，徐远举每得到线索，必然派人前往，为此，扑了好几次空。 但没过多久，徐远举终于扑了个正着，被他摸到一个秘密发型据点，成功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员。 只要抓住一个，就能连根拔起一堆，徐远举对此还是很有信心。 被抓住的党员名叫陈柏林，年仅17岁，斗争经验不足，在严刑拷打之下，选择叛变。徐远举要做的就是顺藤摸瓜，一个接一个，直到后来，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地下党组织全面暴露。 《挺进报》多个隐秘印刷据点都被徐远举查获，其负责人也一一落网，中共川渝地区损失惨重，被捕共产党员及进步群众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庆及四川地区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杀害；有32人下落不明；有25人脱险或获释；有8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还有4人虽叛变，但因徐远举认为他们有的叛变得不彻底，有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仍然大开杀戒。 此后，徐远举在国民党军政界已经威名赫赫，更是被称为“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徐远举依然在西南地区开展对中共的侦查行动，就在他即将破获中共川康工委的关键时候，蒋介石通电下野，政局突变，徐远举不得不停止行动。 西南解放在即，徐远举深谙蒋介石所想，在西南地区制造混乱，其目的只是想让共产党就算解放了西南也难以收拾局面。 1949年8月，蒋介石和毛人凤到重庆不知屠杀，要周养浩、徐远举等人清理积案。 而所谓的“清理积案“，不过是“处理积犯”。 这么多年来，国民党关押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即中美合作所，它位于歌乐山，方圆又四五十里地，其中建了几百栋房屋，由学校、电台、军火库、医院、酒吧，还有几百亩果树花园，当然还有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就是其中的两个看守所。 蒋介石的任务很明确，周养浩、徐远举等人迅速开始执行。 周养浩开始布置刺杀杨虎城以及其秘书宋绮云夫妇的行动。 而徐远举，则负责“九九“大整肃，对中共党员及领导人进行集中屠杀，其中有公开杀害，也有秘密屠杀，文首所提到的江姐等31人就是徐远举秘密杀害的。 一段时间后，毛人凤又传令把渣滓洞和白公馆所囚禁的人士，分别造册送核，然后全部屠杀。 很快，一封很长的屠杀名单传到徐远举手中。 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经直逼重庆，西南解放在即。而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三处，徐远举等人却展开了集中大屠杀，手段格外残忍，迫于时间，他们直接用机关枪扫射，仅仅当天，便杀害革命人士近四百人。 11月27日大屠杀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重庆，国民党余部被打得落花流水，重庆乱作一团，军政机关人员和眷属如潮水般狼狈逃窜。11月28日，蒋介石决定撤出重庆，撤离前的最后一次挣扎，是点火引爆重庆的各大公路桥梁以及工厂。 一时之间，重庆四郊处处炮声隆隆，到处是一片火海，但是，还是没能组织大西南的全面解放， 而徐远举，早已趁乱逃到了成都，随后又逃到昆明。 没曾想，在1949年12月9日，徐远举刚满35岁，便被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锒铛入狱。 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 一年之前，他还在这里发号施令，决定别人的命运，生杀定夺全凭他一句话，而如今却沦为阶下囚。 白公馆在他心中，就是鲜血和死亡，他会想自己杀人如麻，残忍迫害了不少共产党，已是罪孽深重，他早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从心底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放过他，面对缉拿与的管理和审讯，他充满了抵制。 但他还是不够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徐远举亲身体会到了管教干部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刑讯逼供，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维护犯人正当的人格尊严，使犯人感受到极大的人道关怀。 这是共产党对战犯改造为主的政策。 长此以往，徐远举终于意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与蒋介石国民党大搞特务恐怖统治的反动政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蒋介石天天把革命、民主、自由挂在嘴边，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国谋福、为民谋利的革命党。从此，徐远举宛如脱胎换骨，遵守监规，配合审讯，认真学习，积极改造。 1956年初，徐远举等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64年，徐远举写完了彻底认识和反省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实录》，他在其中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 从抵制，到接纳，再到同化，徐远举彻底转变，他一心好好表现，以求特赦。 只可惜，徐远举没能等来特赦的那天，1973年1月的一个半夜，徐远举突然昏迷，经过两天抢救都无济于事，最终确诊为脑溢血死亡。 这个正在努力赎罪的刽子手死在春天来临之前，时年58岁。 1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徐远举生前所写的交待材料进行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书中详细记录者徐远举一生所犯下的滔滔罪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