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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字巨川，是元世祖六子忽哥赤的后裔，忽哥赤一系世封梁王，所以后人就姓了梁。梁济祖父梁宝书曾担任遵化州知州，他曾因得罪上司被免职，最终蛰居北京负债累累，梁宝书的债务影响了梁家几代人。后来梁宝书之子梁承光长大出仕，直到担任内阁中书，梁承光都没能还尽梁宝书欠下的债务。 1859年，梁济出生在北京。梁济8岁时，梁承光病死在山西永宁州知州任上。梁宝书带梁济一家人返回北京，借住在大女婿家中，隐姓埋名，以躲避债主的追讨。最惨的时候，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的零用只花了二两多银子。 梁济就在这种贫寒凄苦的环境中成长。在遗著《侍疾日记》中，他曾追忆幼年夜读情景：“篝灯古屋，人声寂息，生慈用面糊粘补破书，逐本补苴，毫无倦色。”梁济是家中的独子，全家苦到极处，把希望全压在他身上了。他27岁才中举，没考上进士。他是从给人当义塾老师、王公贵族府中的家庭教师、官员的秘书，一步步艰难地改变着人生。到40岁才当上了从七品的内阁中书，最高职位是做民政部员外郎，相当于副司长级。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梁济的一生，几乎就是扛着上有老下有小、家徒四壁债务缠身的责任，在将就中死撑着过日子的。虽然他也是勉强算是官员，却也无非升斗量米过日子，在经济上，20年来他家主要是靠他夫人典当的妆奁维持生计的！凄楚艰辛，可想而知。 因为背负家境，使他无法任性，万丈豪情比不过委委屈屈地先要让一家人活下去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就没有理想情怀了。他一直执着于道德自律，教化民风，坚持儒统。终身从未偏离理想。 梁济一生有点病态地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并无时不为国运烦忧。他认为中国积弱全因为读书人专务虚文，所以一贯主张务实的精神。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 梁济绝非愚忠之徒，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他曾全力支援过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虽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反对。辛亥革命前，他正着手写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规劝性的意见，还没写完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梁济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旁观。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他是开明的改良派，胡适称他为“20年前的革命家”。 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谢绝了出仕民国，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此后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了很大希望，特别是对民国议会抱有很大的兴趣，说要好好看三次国会开会的盛事。他曾表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还说过“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 民国的梁济，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平头百姓，站在社会的一角默默观察了七年，对民国社会很失望，他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1918年11月7日，梁济60岁生日将临，这天梁济收拾好纸笔，说是要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偶然从报上看到一条关于一战的国际新闻，感于世事多蹇，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 当天晚上，梁济写好了万言遗书《敬告世人书》。1918年11月10日，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济在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他还给徐世昌总统上书五条，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 梁济的理想是“国粹莫大于伦常”，希望中国永久地保存古风道德文化，不要因时代的进步而消亡了良知与国粹。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殉清。实际上他是在天地巨变之际，殉了一个正在消失的古风时代。 王国维的自尽，高调说是要殉清。实际上是家境困顿，亲友逼债，脸面全失，已然生无可恋，活着没啥意思了。于是想起自己还当过几天皇帝的老师。索性宣称国士报国，一死了之。明白人都知道他为何赴死。 而梁济的自尽，却全然不是末路绝望之举。总觉得梁济是把自杀，当做一件事业，很冷静很专注很缜密地慢慢筹备执行的。他的遗书，是从1912年开始起草，陆陆续续修改了7年。这7年来，他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完全好转，儿子立业成名，女儿嫁得好婿。不像需要找死的节奏。 梁济认为社会的基础是道德，而他身处的时代正值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秩序解体，而中国进入现代时所遭遇的众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可能只凭道德精神解决。因此在梁济看来，民国年时局混乱、道德沦丧，却看不到变好的迹象。 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并着手写遗书。他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济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自杀的目的，也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梁济是下了决心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感化世人，。 显然梁济对清室的忠诚也不咋地。所以他的自尽，虽说打着殉清的旗号，却根本懒得说清朝的事儿，他甚至还说过“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换言之，即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徒禅让而民不安，则一朝代谢，谓非亡国而何？” 民国年间多有豪士自杀，或者是消极厌世的放弃，或者是走投无路的悲愤，或者是激扬社会的捐躯，唯有梁济的自杀行为，像是高僧修炼到点了就去坐化，圣者功德圆满了白日飞升。心无芥蒂，安然谢世。他是把自尽做成了一场宣德布道、点化世人的行为艺术。 一般人临死前都是万念俱灰。可是梁济就死之前，除了那封著名的遗书，除了给徐世昌总统上书之外，竟还给世人、朋友、家人共写了17封遗书。他十分担心他的自尽行动毫无影响，所以反反复复嘱托朋友们：“临死各书，务求登报”。一定要让自己的行为有最大的社会效应。 梁济为警示世人，做了最大的牺牲，带动了一些影响：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表彰他的忠义；20天后，他的一位朋友，蒙古旗人、前理藩部郎中吴宝训感于梁济义举，追随他也自沉于湖中；国内大儒文人为他感慨怀悼，陈独秀说他的自杀“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 可是，梁济选择自尽的日子并不合适：第二天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德国宣布投降。中国成为欧战战胜国。顿时政府与民间普天同庆；媒体更是火力全开狂播要闻；全民激情畅想未来中国的振兴，整个中国突然切入了狂欢模式。这时候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他的去世。 不久中国从战胜的喜悦又陷入巴黎和会的绝望，终于五四运动爆发。随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北伐战争发动……历史车轮滚滚发动进入大革命时代。梁济的捐躯，以及他用生命呼唤的道德重建，在浩浩荡荡的开天辟地大时代洪流中，自然寂然无声抢不到头条，没有泛起一点浪花。 而另一方面，实在为他遗憾的是：一个开明认真、极赞共和的人，明明是为了“倡导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坠落”。梁济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可惜了一种高洁的精神，却要冠着殉清的名义，降了格去自尽，这不值。也让人实在想不明白他何以要如此标榜。 当然梁济之死定然不会全无价值。也许，梁济对社会产生的道德影响要到一百年后才能渐渐浮出海面。
梁济和妻子张春漪共有4个孩子。长子梁焕鼐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几个儿女都是一生规规矩矩平平淡淡。而他的次子梁漱溟则成了另类：梁济没让梁漱溟学四书五经，而是请了教师在家给他从小讲授世界地理常识，并送到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学英文，清末社会动荡，于是少年梁漱溟不断转校，前后念了两次家塾和4个小学。 梁漱溟从小特立独行，很有思想。梁济也对梁漱溟极其宽容，平辈论交。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意思就是“像我”。梁漱溟感叹：“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不过父子两人的思想观念不仅不肖，简直是完全对立。 梁漱溟就是矛盾的化身：并没上过大学，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从小在城市出生成长，从未接触过农业，却最终终身从事乡村建设；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是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代大师，却号称前身是一个和尚，终身茹素，过着佛家修行生活…… 梁漱溟无疑是个狂人，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1916年他当记者时写过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说“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口气是很狂，志向却很高。 1917年陈独秀等人正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年10月，24岁的梁漱溟到北大授课的第一天，就直奔校长室，问陈独秀和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说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即宣布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 1942年梁漱溟给儿子写了一封口气巨牛的信：“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 梁漱溟既是个高调说大话的人，也是个信奉做实事的人。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他还自况要救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当然，梁漱溟的主张充满了美妙的空想。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很多是书生之见，并难可行；他的政治主张更是离题万里，看不清形势；梁漱溟最为可贵的不是他做成了什么，而是他想做就做、不怕失败的精神。梁漱溟曾经一心想出家，不知怎么搞的这事就是没弄成；他也曾经因看不惯世间丑恶，自杀过两次，都没成功。 梁漱溟的理想和乃父坚守士大夫道德文化的理想绝然不同，他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他主张要推翻旧道德体系，教育全民，改造思想，创造新文化。而改造中国，不靠枪炮破坏，要靠思想建设，他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为此试验了半生。 梁漱溟的理想国是在山东邹平实现的。梁漱溟的邹平研究院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在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效果很好，农民义务教育落实、农村手工业发展、工厂医院兴建、生产得到提高。 事实上，邹平的成功是有特别的政策和集智的。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不用交税，每年还有补助，云集了全国无数精英人员，得到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全力支持。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做了三年，后来因抗战爆发被迫中断了。梁漱溟还努力在定县、无锡等处进行过尝试，却再无邹平的效果；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均不很理想。只能说这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乌托邦。 梁漱溟的人生可以说在1933年到1935年爆发了三年，乡村建设运动终于行不通了，此后他和他的理想国就渐行渐远渐无书。解放后梁漱溟在和毛泽东交往中还发生过几件特别轶事。看得出他的文人脾气和天真个性：他以为他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大儒，时代却视他为腐旧无用的朽木；他以为他是华夏文化最优秀的传承者，华夏大地却开创了他根本看不懂的新文化。总体来说，从45岁以后，梁漱溟这人差不多就是废了。 他原本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开创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晚年梁漱溟突然发现自己没什么能做的事，就闭门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他撰写了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完全回到了研究佛儒哲学的传统文化领域去了。 梁漱溟认为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当然他自己一样也苦。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梁漱溟和马一浮、熊十力被称为新儒学的三大开创者。梁漱溟还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1988年，96岁的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需要休息。” 附带说一下，给梁漱溟实验理想国提供全力支持的韩复榘，其实也是一个沉浸在理想国中的梦想家。这是一个严重被历史误读的人物：民间传说中有很多关于他不学无术的笑话。其实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是清代大儒高步瀛的侄婿。他投军之初就是任冯玉祥的秘书，韩复榘的古文、书法水平很高，是以精通文墨而在军中发迹的。梁漱溟曾经评价韩复榘：“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韩复榘作战更非草包。他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六军军长、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一路过关斩将，率军第一个打到北京城下，时有“飞将军”的声誉。抗战军兴，韩复榘拒绝日本人“华北五省自治”计划，指挥进行了夜袭桑园车站、血战德州、坚守临邑、济南战役、夜袭大汶口等战役，他在抗战中可谓战功赫赫，绝对不下宋哲元、张自忠等人。 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始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截留地方税收，扩充自己的军队，实际上是处在半独立的状况。和中央政府矛盾较大。1937年冬日军进犯山东，德州血战中韩复榘部三个师损失过半，而这时中央不支援、不发军饷、炮兵旅又被调走。韩复榘认为蒋介石借机消除异己，他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放弃济南。1938年1月被蒋介石逮捕。在汉口被枪决。 韩复榘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等十大罪名被处决，并不冤枉。只是抗战中国军将领不战而逃的事例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对韩复榘的处决似乎有点不太公平：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失地千里，38座城池被敌攻陷，损兵20多万。事后，蒋鼎文仅仅是“引咎辞职”，汤恩伯也只是撤职留任。韩复榘他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韩复榘主政山东7年，政绩非常好：在“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各方面都卓有成效，他提拔了何思源为教育厅长，大力发展山东教育事业，使山东成为全国教育的模范省；他非常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放手建设模范新乡村，并号召山东农村大力学习模范乡村，以提倡经济保障，使得山东农业成绩全国第一。他力主振兴国剧、推广国学、倡导道德。他还常微服私访，公正断案。 曾以“山东王”著称的韩复榘主军主政，立誓“变鲁为齐”，要改变山东民风和吏治。他非常推崇传统儒家文化，特别厌恶贪官污吏，清廉自律，从不徇私，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无疑，韩复榘的心底是有一个理想国的，他也为此真正努力地做过实事，取得实效。 历史往往是多棱多面的，历史人物自然也是多彩多元的。百年回首，一声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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