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左四）和印尼各大学访港考察学生合影 老归侨的故事（第319篇）难忘的粉笔生涯和校园情结——青春无悔（之一）图文-张茂荣（印尼归侨） 上世纪50年代，在印尼雅加达巴城中学（“巴中”）读书。我五岁跟着当教师的母亲上学，从高中二升到高中三年级时才16岁。为了筹备毕业後升学的费用，应徵到刚成立的“振强学校”夜校部当事务员。负责学员报名、收学费、书费、用钢版刻蜡纸、用手摇印刷机印讲义、打上下课钟……。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二战结束才六、七年。印尼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後的第三天，由以苏加诺和哈达为首的一群精英在1945年8月17日发表独立宣言，并于1949年从荷兰人手里接受移交的政权。印尼社会百废待兴。。 日寇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南下东南亚，每占领一个国家，就摧毁当地的国民教育,封闭当地的国民学校，只准小学包括华人开办的小学存在。而荷兰人办的学校则全部封闭。小学生要学日语，要学唱日本国歌！对被占领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消息传来，印尼华人社会分裂成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仍然拥护中华民国的两大派，并争夺华侨社会三大支柱──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的控制权。初生的印尼共和国政府缺乏行政经验，忙於处理统一的问题，无暇顾及华人的事务。两派华人在争夺中失去控制权的几乎毫无例外地另组对立的社团、学校和报刊，最明显的是新的华文中、小学校纷纷复办、扩大或成立，一时出现华社一片喧闹和发展的景象。 振强学校办夜校的消息一传出，报名的学员蜂涌而至，他们都是日占时期的失学青年，已在社会上从商或就业多年。开始时，夜校只开办如簿记、会计等商业班，几个月后应社会上想提高文化知识的青年强烈要求，办起初中班。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刚读完高中二年级的我，竟被要求担任初中班的化学和代数教师。 在“巴中”念初中时因每天下午要卖报纸，学习成绩不好。初中阶段都是每年勉强升级，每学期成绩单上的总平均分数，只有60分到65分之间，记忆中好象没有出现过70分以上的事。还好初中三结束的那年长暑假一开始，严格的父亲鼓励我，让我读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恢复我因每天要卖报学习成绩低迷而失去的自信心；还引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的名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警示我。于是下决心利用长暑假，关在家里日以继夜地把初中的数理化习题通统从头做一遍，那些习题大多是初中三年中应该做而没有做的。这样，升上高中后，才较轻松地把功课跟上。当夜校主任已故林载诚先生要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事务员，兼任化学和数学教师时，我几乎是哭丧着脸答应下来的。当时的情况是学员已经招进来，教师还没落实，我象是“临危受命”。 然而，学员多是30岁左右、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成人，我只有16岁，只配做他们的小弟弟。没想到他们的求知欲望十分强烈，学习态度谦虚谨慎，用功且不耻下问。既把我当教师，又把我当小弟，既尊重又爱护。教学相长，努力备课的过程，使我对知识的理解比只做学生时广泛和深入，深感坐收“温故而知新”之利。其实，向他们学到的比我给他们的还要多，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为人处世之道，勤学苦读的学习作风，以及相互关怀、克服困难的品格。从此，白天做学生和复习自己的功课以外，就抓紧时间备成人夜校的课、批改作业等。还经常和他们以及夜校教师一起讨论教学方法，感到好似开始在和大人们在一起做大人的事，渐渐地由爱玩的少年变成要考虑其他问题的青年，由幼稚慢慢变得有点成熟了。  和雅加达振强学校同学合影 没想到从此和“振强学校”结了缘，高中毕业前夕，因印尼华校师资缺乏，当时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何英到校讲演，说海外华侨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祖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鼓励毕业生留下投入到华文教育事业中，做“灵魂的工程师”。我听了就决定停止离开印尼回国的申请手续，留在“振强”做一个全职教师，既教日校，也教夜校。其实，当时有不少雅加达华校的高中毕业生，分赴印尼各地从事教育工作。近的是到爪哇的中小城市，远的到外岛如：坤甸、山口洋、邦加、勿里洞、峇厘、龙目，甚至万雅佬、峇里八板等地，他们在那些地方兢兢业业，辛勤耕耘，直至学校被封闭，他们的奉献是可歌可泣的！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既强烈憧憬要继续升大学，将来做工程师或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眼前的教学工作中。每天一早就到校，上午班的课、下午班的课、夜校的课上完后才回家备课、改作业本，星期天还搞课外活动……，生活真是过得极其丰富多彩！就这样，转眼粉笔生涯不知不觉间就过了五年。 那时，师生关系纯朴，同事关系真诚，在振强学校，我是学生的师长、也是大哥；是教职员的同事、也是小弟。最开心的是大家都努力学习，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田径、远足、摄影、成立各种兴趣小组。最难忘曾利用暑假组织师生到万隆旅行，那是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不久，我们到那里寻访周总理的足迹、亚非会议的留痕。而万隆这座山城的美丽，和覆舟火山囗浪漫、凄美的故事，以及它的山城天气、纯朴的老百姓和柔美的“巽达”话，让我们流连忘返。 在中、印关系密月时期，两国的各种文化艺术代表团纷纷互访。记忆中当中国文化代表团和杂技团等来访时，我们就好比过节：去机场迎接、到他们下榻的旅馆看望、送中式的美味佳肴让他们吃好，甚至帮他们赶制演出的服装（当时中国没有好的衣料），学校的歌舞团队还见缝插针，向他们学歌舞……。中国杂技团在雅加达雄牛广场(lapangan Banteng)演出时人山人海。那时印尼广大观众不知道“Akrobatik”（杂技）是怎么回事？精彩的表演卒令全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甚至许多人兴奋得手舞足蹈。 那时好象带着使命感在教书，千方百计要把书教好、把学生带好，到处收集参考书补充知识，还回到巴中母校旁听以前没有学好的课。1956年福建厦门大学开办华侨函授班，在雅加达举行第一届统一招生考试，还考上该校的化学系，开始按邮寄来的指示和教材自学解析几何、微积分和无机化学。做好的作业寄到厦大函授部，负责辅导的安丽思老师认真地用书面给我们解答问题和批改作业。为了实现大学梦，1957年我读了一年的厦大函授班就回中国，分配到集美侨校后，还特地去拜访厦大函授部，向温文尔雅的安丽思老师以及函授部的老师们致谢。  带着使命感教书，一直都保持着，1963年从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也带着这种使命感教大学生，新学期一开学就从教师宿舍搬到学生宿舍，和大学生同住、同吃、同上课、同在学生的自修室备课，方便学生随时提问，还和同学一起到运动场、球场进行体育锻炼，和同学的关亲如同兄弟姐妹！直至发生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运动。 到1980年，年近半百才终於无奈离开教学工作，携妇将雏移居香港，从而告别了讲台。然而，到1986年被德国拜耳公司从香港派回上海担任公司的首席代表后，除了聘用和培训当地年轻同事外。还常应邀给上海高校的工商管理研究生班（MBA）开些专题讲座；或者利用星期天自己开车到上海的几间比较熟悉的大学，以及自己的母校华东理工大学（原华东化工学院），在学生食堂、草坪等和青年学子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他们会问：“老师，您是哪个系的？我们好像没见过您。”。他们不知我胸中始终有解不开的、青春年华时就种下的校园情结、师生情怀。 几年前，即我离开教学工作30多年后，有一天收看到电视播放一首情景交融的儿歌，歌词是： 光阴似流水， 不一会，课毕放学归； 大家仔细想一回， 今天功课明白没？ 老师说的话，可曾有违背？ 父母盼儿归， 我们一路莫徘徊， 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 大家努力呀，同学们， 明天再会！ 听说那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写的词（另一说是出自弘一法师李叔同之手）。播放时，背景柔和、童声娇脆。我听着、听着，就回想起高中毕业后教书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情景，禁不住热泪纵横，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真是光阴似流水！一霎间就已步入老年，当年从巴中高中毕业，我们把美好的青春献给华文教育事业，才继续升学。戏剧性的是人到中年又两手空空、携妇将雏来到香港，从零开始、重起炉灶。能在新环境下挣扎求存的同时，维持和大学校园的联系，满足难以舍弃的校园情结，直至如今，真是一种缘份！从青春年代做了应该做的事，不枉母校的教育和培养，无愧于那既充满青春激情，又充满诡谲的大变动时代，对那已逝的青壮岁月，对那段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无怨也无悔。 2019年7月 於香港 【后记】退休蜗居香港，加入了“香港印尼研究学社‵，学社活动之一是和在香港和深圳、广州的印尼留学生联系，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从而又有和大学生们在一起的机会。随后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印尼语系师生合作翻译出版印尼文1500页巨书：《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达四年之久。其间和大学师生来往频密，忘年之交，尽享校园师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乐！ 
和香港留学生会干部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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