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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旧政权消亡之际，加入了新政权职场的年轻书生。一九四七年，那个时候和我们一样充满理想。向往着美好的社会制度能给他和他后来的家庭带来幸福的生活。 父亲和别家的父亲一样，早早起床，每个孩子额头上亲吻一口，食用一点粗糙的早饭，蹬车去工作。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一生只靠教书为生。虽是一介书生，感觉父亲骨子里也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信条。 那个年代最没有地位的职业应该是教师，贱称“臭老九”。文化大革命时家庭是最悲催的，父亲囚禁，母亲下放。家中弟、妹全靠邻里贾老师一家搭照。偶去囚室看望父亲，看到父亲眉头紧索，表情沉重，现在每每想起仍隐隐作痛。虽然最严历，最流行的搞运动的年代己逝去，但遗憾的是天命难为，世事无常，父亲就匆匆去了。 如今，我只有把无尽的遗憾与思念拜托清风带给父亲，纸短情长，言不尽意。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什么！但绝不肋纣为虐！父亲安息！2017年7月 外公的模样，在我母亲印象里也模糊了。听大姨说也是一些支离破碎不能连贯的故事。外公的弟弟，应该叫二外公，83年在京学习期间，我倒是见过。二外公也是先生，教算术，他是用英语授课，因为那时没有国语算术教材。我俩走在街上曾遇用英语问路的外国人，二外公可以流利对话，我学了一百次英语，一句也听不懂。早点我请，四根油条，两碗豆浆好象应是共计五毛钱，外公也记在本本上。还有一次食汤圆应是一元。二外公走时花两元给我买了个背心，这老头。 大姨八十多高龄，非常健康，我很爱听大姨讲故事。大姨气质很好，一看就是大宅门出来的大小姐，豁达，开郎，听大姨讲祖上京城，察哈尔都有店補，买卖，有油坊，缸房，家里佣人，长工就十几位。我不知我外公是不是像《大宅门》里的七老爷。外公的叔父，我应叫太外公，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应该是西派人物。不知是否溜洋归来。 母亲姊妹三人，唯有大姨早早当了太太，舅父和母亲虽家道渐衰，仍然走上了求学之路。使我们后代也在有知识和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长大成人。 定稿之际，舅父去逝，月有圆缺明暗，人有生离死别，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舅父曹化民，一生豪饮，曾任商都县委代书记县长赵琇秘书，一个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工农干部。舅父圈子里有个顺口溜，“夜里读书不睡觉，白天睡觉不上班，上了班十天半月不回家”，床头亦有闲书卷，信手拈来倦全无。他生前致友，也是我致友之父，黄甫系出生的杨日昍先生，他们是诗友，吟诗做词，身心不受约束，陋室尤如桃花源。我这点可怜的墨水，全是得益于舅父从小对我的耳濡目染，得以能用文字笨拙的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总有一天，仍然会依附在舅父身边，听他讲唐诗宋词。“仙人未必皆仙去，还在人间人不知”。舅父安息! 
作者简介：孟红，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退休医生，业余文学爱好者。
岚山诗话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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