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世南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一代名臣，从小沉静寡欲，笃志勤学。虽然出生在这样的官宦世家，但是虞世南却从小深受家教、家风的熏陶，一生勤勉。 少年时期，他和兄长虞世基一起，在吴郡的顾野王那里学习了十多年。史书说他学习很投入，精思不倦，有时候甚至忘了洗脸、梳头。 顾野王是南朝硕儒，既是文字训诂学家、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因为长期居住在亭林，人们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他是南北朝时期，传承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重要人物。一千年后，顾家又在明清之际，出了一位继绝学、开太平的关键人物顾炎武。和祖先顾野王一样，顾炎武也很博学，对经济、地理都很精通。也是因为感念祖宗，加上人们都很崇敬他，顾炎武也被尊称为“亭林先生”。  话说小世南跟着顾野王学习了十多年，对文字学、史学都颇有心得。此时的南朝，风气越来越浮华，人们热衷于写一些虚华不实的宫体诗，这个风气影响了许多人，但是虞世南却依然保持质朴与本分。唐朝建立之后，皇帝请他写宫体诗，他都严正地拒绝了，还劝皇帝留意，尽量避免写作宫体诗，好让社会风气回归质朴。其实，虞世南本人的宫体诗还是写得非常好的，他曾向南朝著名的宫体诗作家徐陵学习，而且学得很到家。 公元五六一年，父亲虞荔去世，此时他还没有成年，但是，为了纪念父亲，他发心穿布衣、吃素。同乡的人们都很佩服他，连当时的陈文帝也帕特使到他家里照顾他们。待到服丧期满，皇帝请他们兄弟出来做官。做官后，虞世南依然坚持吃素、生活俭朴。陈朝灭亡，隋朝建立，哥哥虞世基成为朝廷重臣，饮食起居开始变得奢华起来，兄弟俩虽然住在一起，可是虞世南依旧不改勤俭的生活方式。 然而，最让人们佩服的，莫过于隋朝灭亡的时候，哥哥虞世基遭遇生死大难，虞世南愿意代哥哥死。他的真情虽然没能感动敌人，但却感动了国人。 兄长去世之后，在混乱之中，虞世南被军阀窦建德抓去。公元六二一年，当时还是秦王的唐太宗，打败了窦建德，虞世南因而得以与唐太宗相见。唐太宗非常欣赏他的才学，也由此明白学习古代的经、史，对于成就一个新时代而言，是多么重要！唐太宗于是开设文学馆，也就是后来弘文馆的前身，礼请虞世南等各方的学者弘扬文化。每当下朝，太宗皇帝就立刻去文学馆和学者们一起读书、讨论经义，直到深夜。  在太宗还是皇子的时候，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意识到，天下太平，女子十分重要，要想成就一个大时代，就要从女子的教育开始。于是很想用西汉刘向所编纂的《列女传》来教化女子。因为当时找不到原本，虞世南就将此书默写了下来，写在屏风上面，竟然一字不差。 《列女传》是汉朝史家刘向为了劝谏汉成帝重视女子德行而编写成的一部书。内容就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教化，是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一个过程。因此，拨乱反正最重要的莫过于端正夫妇之道。刘向将周朝和汉朝贤淑女性的生平写在《列女传》的前半部，让那些希望成就家道、成就国家的人们效法；又将缺乏妇德的女子传记放在后半部，让大家看到一个家族和国家的败亡，是从女子失德、不能持家开始的。 那时的太宗皇帝，已经有匡扶天下的大志，但是北方经过近三百年西化的影响，传统女子内敛、谦和的教育已经不再是主流了。北朝的女性以强势著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女汉子、女强人比较多。太宗皇帝就在王府内部书写《列女传》，长孙皇后又以身作则，夫妇协力，成就了初唐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深知虞世南有极高的才学，便常常向他请教。君臣一同回顾历史，更商讨如何将历史的经验活学活用，用前人所积累了千年的智慧，来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与挑战。 唐朝初年，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与突厥紧张的国际关系。从公元六世纪开始，突厥兴起。因为军事力量强，所以势力扩张得很快，连刚刚开始起义的唐高祖李渊和李世民，都曾经被迫向突厥称臣，以保全实力。即便在李渊成立唐朝之后，在公元六二四年，突厥曾经直逼长安，兵临渭河，唐高祖被迫一度考虑放弃都城，迁都到山南一代。此时，李世民挺身而出，用汉朝霍去病抗击匈奴的故事，向高祖皇帝请命，与突厥周旋，坚决不离开长安城，保住了刚刚成立的唐朝。 面对强大的邻国，太宗皇帝更加努力地学习经史，并学以致用。可以想见，《群书治要》中许多的摘录，一定是在国家面临一次又一次危机的时候，唐太宗与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研讨经史，从而把古人的智慧和经验，活学活用地做了出来，最后成就了这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所以唐太宗在面对重利轻义的强邻时，曾与他结为兄弟，讲求义气。史书上说，唐太宗此时以恩义安抚突厥。从此之后，唐朝与突厥的边境贸易越来越多，朝廷与突厥人一起发展民生，教化人民，帮助他们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来自税收、贸易的所得，则归突厥所有，如此大家可以和平共处，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这个绘于唐朝贞观年间的《职贡图》，显示出来自各国的使节到唐朝的长安城，和太宗皇帝商谈发展两国贸易的情形。 《群书治要》有言：「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公元六二四年，太宗皇帝与突厥可汗歃血结盟的时候，不知世南先生是否曾与太宗皇帝讨论过这句话。但是，太宗皇帝确实只用了六年的时间，就将这句姜太公的老人言真真实实地做了出来：给当地各族老百姓都带来实惠。当年，唐太宗曾向突厥可汗称臣。到了公元六三〇年，突厥反过来归附唐朝，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如此大的转变，就在于太宗皇帝行道义、施恩德于突厥的人民。后来，当地人还将太宗皇帝的儿子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画在壁画上，以示崇敬。这幅壁画，现在还能在撒马尔罕的博物馆中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一千三百八十八年后的今天，该地区的国家又是最先响应参加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历史的渊源与循环，人类文明发展的玄机，其根本的动力还是恩义和道义。三千年前，姜太公靠着惠利天下、安定天下的智慧，不但帮助周文王赢得民心，他的政治智慧，还成就了唐朝的盛世，又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做了重要的历史铺垫。可见真正的智慧，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  ▲歐洲出土文物中所顯示出的絲綢之路 就在太宗皇帝被突厥尊为「天可汗」之时，太宗皇帝命虞世南为长安城的孔庙撰文立碑，以宣扬唐朝以孝治天下、惠利天下的决心。荣耀是一时的昙花一现，只有忠孝才能带来持久的发展。在这块著名的碑文上，虞世南说：领导人真正力行孝道，才能够孝治天下，真正把孝道做出来，自然「地平天成，风淳俗厚，日月所照，无思不服」。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所宣扬的「王道」，唐朝做出来了，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时代，同时也是亚欧多民族在东北亚和谐共处、成就文明交相辉映的大时代。 虞世南在《孔子庙堂碑》上说：太宗皇帝不仅能够以古鉴今，更以克己修身的方式，成就国家的治理。这是妙理贵恭行。不但如此，太宗皇帝还认为「括羽成器，必在胶雍，道德润身，皆资学校」，意思是说成就人才，还是要兴办教育；成就一个人的道德学问，还是要靠学校。这是《礼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具体实践。尤其是在唐代成就王道的重要历史时刻，长安城成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聚居的大城市，孔庙在其中的教化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有趣的是，唐代孔庙虽然已经在日后的战乱中灰飞烟灭，但是其原址所在的地方，却成为今天西安城最有文化的地区。文化的传承，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也常常体现在空间之上，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文气」、常常喜欢讨论的「风水」吧。 孔庙建成，是成就一个大时代的硬件设施。就在太宗皇帝成为「天可汗」的次年，五十卷《群书治要》也编成了，这是成就大时代的软件设施。对太宗皇帝而言，这部书的背后，是君臣亦师亦友的学习、问对的美好回忆，是戎马倥偬、创业艰难中的指路明灯，更是化敌为友、成就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这部书从成书开始，就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彼此互动所促成的；如今这部书的重新问世，也必将担当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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