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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这几天正赶上下雨，而且是暴雨，正适合打孩子吧。也许是孩子走道不好好走，喜欢踩水塘，把好几百块的鞋子弄脏了，又不小心摔了一跤，浑身是泥，于是就打了一顿；亦或者是因为下雨，人都要发霉了，心情非常糟糕，正无处发泄，孩子还淘气，于是就打了一顿；又或者是你最近看了育儿圈转的钱文忠的一段演讲，说孩子有时候还是要揍一顿的，你一想，好久没有揍孩子了，于是就打了一顿。 钱文忠出名，是在电视上讲《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且不论一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谢天谢地我一直以为他是中文系的，好在不是），还顶着一顶季羡林学生的帽子，讲这些蒙学的东西合适不合适，就他对于教育的观察、思考、结论，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怎么说呢，这种“打孩子”的见识，就连清代的私塾先生都不如。 清朝人崔学古有《幼训》，在第一篇《爱养》中说： 教训童子，在六七岁时，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责，不惟无益，且有损也。至八九岁时，年方稍长，或可用威。若遇聪颖者，即可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觉，略用教笞。此在一两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至十四五岁尤为邪正关头，正养中养才之候，循循诱掖，自当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务外务，专心读书，不责自进，故先辈教子弟，遇聪颖者，单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遇愚顽，亦加扑责，扑后仍用好言劝谕，亦毎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则下愚不移，虽扑责之，无益也。 这段文字讲得很明白。小孩子六七岁，要好好劝他读书，打孩子没好处，只有坏处。到了八九岁，聪明孩子还是好言相劝，不听话的可以稍微打一下。但是不能经常打，经常打，就习以为常，没法教了。再大一点，到了十四五岁，还是要循循善诱。就算是打了孩子，还是要好好劝他，让他知道悔改。 清代石成金《传家宝》中说： 严”之一字，不是只在朝打暮骂，须要事事指引他，但不许他放肆非为。“爱”之一字，原不在于抚摩喜笑，须要调他的饥寒，节他的辛力，但不许他费精神做无益不正之事。 这一段更是白话文，不多做解释。 张行简《塾中琐言》中说： 人生童年，得春令发生之气。善教者，总以诱掖奖劝为主，即施教刑时，亦须用诱掖奖劝语。 先儒云：鞭挞之下，不令儿辈生好念。即学徒秀顽不一，亦有不得不齐以刑者。只须择一顽劣，惩一警众，却不必概施夏楚。 这也是说，教育孩子还是要用诱导、鼓励的法子，就算是打了，也是要好好劝他。“鞭挞之下，不令儿辈生好念。”棍棒之下，没有孝子，只有逆反心理。后面一句是将老师批评孩子，要“杀鸡儆猴”，不能每一个都打过来。（当然，现在老师不会打孩子的，除了上回提到的糟糕的国学班。）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说，在清朝，“打孩子”也并不是值得提倡的教育方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的来讲，这些私塾先生认为，孩子还是要用正面引导、鼓励的方法的。所以我看到钱文忠讲“打孩子”，实在是有点搞不懂了。 不过他自己在演讲的最后说，季羡林告诉他，“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我举的这些例子，也许就是“不全说”中没说的部分。我是觉得，季羡林讲“真话不全说”，是指做人不要太耿直，要取一点中庸之道，别人犯了错误，你就算知道，也别大张旗鼓地说。季羡林肯定不会是说，好的办法、正确的道理别全讲了，自己藏着掖着。 打孩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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