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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有朋友后台给我留言，说我一直在做传统文化的推广，在这个日子为什么没有发和孔子诞辰有关的文章呢？ 原因有二，一是，近几年我策划和执行了不少和孔子诞辰纪念有关的大型活动，而且很多平台都会再发与此有关的内容，也确实没有太好的角度，就没有发；二是，几年，我的几位好大哥，一直在致力于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相继离世，在这个日子，我更容易想起他们，基于这两点，所以，昨天没有发与此有关的内容。 不过，在昨天的留言中，也有朋友跟我聊起了一个问题，是他的一个疑惑，他说：“传统上，儒家是抑制商业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热衷儒学，还喜欢称自己为儒商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大，也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们今天就试着来谈谈这里的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从先秦诸子来说，是儒家抑制商业吗？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难道不是吗？其实，还真不是。大家的误解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传统上说封建王朝都是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就是重本抑末，本就是农业，商指的的是末业。传统社会的分类排序是士农工商，士大夫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农民，第三位是手工业者，第四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才是商人。 孔老夫子的财富观，或者说对于商人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并不是过度的排斥商人。 孔老夫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其实，这一句清楚的表明了孔老夫子的财富观，而只是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里仁》），也就是说，孔老夫子不是排斥富贵，而是富贵是不是以道得之。 商祖子贡也是孔老夫子最为有名的学生之一，当然是名成功的大商人，而且，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孔老夫子一大群人，周游列国，除了一些诸侯国君的赠予、赏赐之外，有不少也是来自于子贡的，这个我们后边可以单独探讨。而且，在孔子的思想传播和传承的过程中，子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子贡在孔子去世后，为孔子守孝六年，同时也在为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讲授孔子的思想。而孔子对于子贡的评价是什么呢？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很多人不太明白，瑚琏是什么。古代祭祀时盛黍稷的尊贵器皿，夏朝叫“瑚”殷朝叫“琏”。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以担当大任。 由此来看，孔老夫子并不讨厌商人，孔老夫子的言论里，对于财富也不是一味的排斥。  还有人说，孟子的何必曰利，不就是只义，不讲利吗？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引发了后世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一个重要文化命题，就是“义利之辨”，不过总结下来说，是以义治利，而当利益和义有冲突的时候，以义为准，也就是谋利不忘义。 第二个问题，士农工商的排序是谁提出来的？ 最早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是管仲，四民分业是管子的重要思想。通过四民分业构建一个兵农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言大幅度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后来的士农工商的分类、排序也都是从这里来的。不过这里的士农工商是要按分类进行居住。也就是农民和农民聚居在一起，工匠和工匠聚集在一起，商人和商人聚集在一起，而且其身份是固化和世袭的。这样做有他的好处，就是实现让民众能够世代相传为业，有利于经验的积累、在一个行业里深耕细作，包括经验的传承，从小对一个行业耳濡目染，父辈和兄弟之间经验的传承也更顺畅。这在今天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启发意义的。我们现在提倡匠人精神。匠人精神讲到底，就是一辈子、几代人只做一件事，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我一直在讲《管子》，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哲学、管理哲学，包括很多的政策、逻辑都出自于《管子》，《管子》也是一部被严重低估了的先秦经典。 第三个问题，到底是哪一家真正的在抑商？ 其实，答案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是法家。我们经常说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法，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法、术、势”，法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严刑峻法、治理之术来维护君主的权势，也就是绝对权威。而在法家思想之下，商人的存在会极大的削弱严刑峻法和治理之术的实际效果，最明确清晰的论述在《韩非子·五蠹》中：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韩非子把商人称之为五蠹之一，因为这五蠹会阻碍法家思想的有效发挥。法家的重点就在于两个字：耕战，一是耕种，一是战功，而商人的存在，也就是钱多了，激励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商人可以花钱让别人代替自己参战，可以让别人帮自己耕地，而自己可以通过交易获利。所以，商人的存在，对于法家而言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障碍和隐患。 这里用管子的利出一孔，更容易解释： 《管子·国畜》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 简单的翻译一下：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很多人将管子定性为法家，这是我一直都非常反对的，一是我前边经常讲到的，管子和法家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管子提倡的是以道驭术，而法家的关注点就在于术，而目的就是维护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是管子和法家非常根本性的区别；而是，管子有很多发展经济的政策，我们一直说管子是中国第一个具备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我们现在推崇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他们的很多思想在管子那里都能找到，而且不只是思想，是有非常具体的实践，可以说《管子》就是中国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的源头之书。 最近大家听到利出一孔可能引用比较多的就是华为的任正非，不过他提到的是利出一孔和力出一孔。管子讲利出一孔是讲国家治理，是要确保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有着绝对的掌控，才能够非常好的实现国家的治理，国家才能够强大。这是权力运行的底层逻辑，权力行使有效性的保障，或者说权力的基石是利益的分配，如果说利益的分配出现多个源头，那就会开始出问题了。 对于华为，从企业角度而言，利出一孔，就是要确保从高层到基层员工的所有收入来源来自于工资、分红、奖励，只有这样，所有高层到基层员工的利益获取都来自于华为，通过利益把大家都绑到华为的船上，这样激励才能发挥最大效能，才会促使大家把所有的创造力、能动性发挥在华为的战略方向上。 而员工的力出一孔，既包含了个人的精力聚焦，将个人的主要精力都用到自己的工作上，进行充分的有效积累，而对于企业整体而言，就是所有员工的精力、努力保持目标一致、力量一致，本质是利益一致（这里的利益不是单纯的收入，收入只是其中一部分，精神追求也是利益的一部分）。 第四个问题：中国的商业传统 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的早起，商业、商人这个群体还是非常被尊重的，商王朝的先祖们就是以长途贩运为主的，这也就是商人这个名称的由来。 中国历史上对于商业的称呼，主要有，交换、交易、营生、货殖、生意、商业等等，我们现在已经使用的习以为常的“生意”这个词的本意，是让对方生发购买之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营销，其实是一个意思。货殖这个词我们现在基本已经不使用了，而《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就是记载汉朝之前的大商人们，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个给商人立传的人，他也充分肯定了商人和商业的价值，当然其中也蕴含了很多的经商之法。 中国真正抑制商业可以说是从秦朝的法家治国开始，一直到明朝的前期，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商人们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到了阳明先生的时期，阳明先生为商人撰写墓志铭，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商人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具体表现，到这一时期，士农工商的排序，也变成了士商农工，这个时候，很多士人也开始做生意，而商人们也在提倡“士魂商才”，商人们在文化和道德上都有了更高的追求。 而到了民国时期，商战成为了当时商界精英们救亡图存的重要思想，商战的提法最早来自于曾国藩，而将商战做系统化阐述的则是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进行的。民国初年的爱国实业家们却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和富国强国的身体力行者，他们用商业为武器与帝国主义势力以各种方式对抗。所以，这些爱国实业家不仅仅大力兴设商业，更多的捐资助学，救危扶困，为国捐资。在他们身上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与经世济民的思想。 近些年，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事件、假货横行、食品安全危机，卖豆腐的不吃豆腐，卖肉的不吃肉，卖菜的不吃菜………很多人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社会失范。归根结底，这是商人道德的缺失、商业伦理的缺位、商业道德的沦陷的结果。其实，我们传统的商人们对自己有着严格的道德约束以及极高的自我期许。 中国的古圣先贤无不把道德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不能因为一时一事就彻底否定中国人的道德观，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种道德沦陷和道德的缺失，是暂时性的，因为没有道德的商业，是不可能持久的，这种混乱的情况的出现有历史性的原因，我在《3·15，再谈商业道德决定中国未来》那篇文章里单独谈到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就不赘述了。 不过商业道德和商业秩序的重建却是刻不容缓的，我们的传统商业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 商人这个群体时时要面临利益还是道德的考验，是以利为先还是利缘义取，这也体现着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为什么中国人有三个特殊的行业，分别是儒将、儒医和儒商？ 为什么单单只有中国人对将、医、商有着儒的限定和要求？ 这里有中国人对商人的职业要求，也有着优秀商人的自我期许和精神追求。 两千五百年前，陶朱公为了交易公平公正，利用杠杆原理，亲手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杆可以准确测定物体重量的杆秤。这比古罗马秤的发明，还早了二百多年。 有了它，可以统一市场核算单位，体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从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 陶朱公在确保杆秤计量功能的同时，还赋予杆秤深厚的道德内涵。 陶朱公发明的杆秤是十六位进制，十六钱等于一两，十六两等于一斤。 陶朱公范蠡发明的杆秤，秤锤叫做“权”，秤杆叫做“衡”，我们常说的“权衡”一词，便是由此而来。 这就是秤简单原理背后的象征意义。 秤里面，最里面的三颗星叫定盘星，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秤上十六颗准星，从里面往外数第七颗，表示北斗七星，咱现在天上的北斗七星中，中间的一颗叫权星，这就告诫人们在使用秤时要讲天地良心，公平公正，不要缺斤少两，缺斤少两会折福折寿。 这顶上有三星，吉星，给人家多一两你就是吉星，多二两你子孙就多，多三两你就能增寿。这就说明我们做生意必须得讲良心，多给人家，不能少给人家。 陶朱公发明的杆秤除了体现交易公平，还警示商人，经商必须讲道德，不能赚黑心钱。直至今天，中国人在进行“做事要有原则性”“做人要有良心”之类的告诫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别忘了，心中要有一杆秤！” 这买进卖出之间，不仅称量着货物的重量，还权衡着人生的利弊得失。 最后我们来回答前边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要用儒来限定将、医、商这三个行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所有社会行业中，只对三种行业及其从业者，用“儒”，其实也就是“仁爱”，来进行道德要求，并寄以期望，这就是——儒将、儒医、儒商。除此之外，其他行业则没有这种特殊“待遇”。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对商人以“儒商”相期，源自于商业利益可能带来的危害——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无德商人带来的危害，是程度很深的危害。 因此，世界各地的宗教，无不在遏制人的欲望方面制定诸多戒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人的欲望，概而言之就是一个“利”字。但是，过度追求利益，却很容易使人迷失本性。中国有一个成语“利令智昏”，可谓刻画深刻，入木三分。 在人类的所有职业中，只有商人是直接地、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地以“利”为目的的，老百姓也有原物“利”在前，谁人欺无中的说法，还有那句古老的传统商谚，“羊群逐草，商人趋利”，这些都一针见血的道明，利益冲动是商人的基本特性。“ 如同战场上最容易释放人的原始兽性一样，商场上最容易释放人的自利性。由于商人是直接面对利的诱惑，利令智昏的危险最大，并且商业的自利性和扩张性很容易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于是，在中国古代缺少商业立法的情况下，社会试图用道德来约束和规范商人的谋利行为。于是，便有了“儒商”的称谓，子贡便是儒商的典型代表。 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自称或者希望别人称他为儒商，但是却没有真正理解儒商的含义，就是要有超乎利益之上的价值追求。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这几年吧，极端无底线的食品安全事件相对来讲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比如皮鞋酸奶之类的。这一是得益于政府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法律的逐步完善及大力执法，第二、社会舆论的超级关注，消费意识的逐步提高，第三是好人赚钱效应，开始了道德重建的正向螺旋。 现代社会是信息高度发达、人的流动性也空前的自由和便捷，但是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人流和信息流的速度都空前加快，而且信息流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流的速度。 互联网真正改变的不只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人与人交流的方式，真正改变的是让“良知”、“诚信”、“正直”等等这些人类优秀的品质都可以成为“正资产”，成为个人品牌、企业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用到未来，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会让机器对你的了解远远超过你自己。你曾经良知泯灭犯过的错误也都会一一记录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泯灭良知的代价会空前的大，而真正致良知，践行知行合一，践行商业道德给你带来的个人的品牌价值、企业的品牌价值将让你和你的企业如鱼得水，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也同时可以极大的降低交易成本。 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国商业道德的沦陷与重建的过程。很多人可能会很悲观，我却相对要乐观的多。如上所述，迅速健全的法制体系，加上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快速实现，这个进程会被大大加快。中国的商业道德也会恢复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但是，中国新的商业伦理的重构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传统商业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资源，都知道我们今天的企业家认真学习，充分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新的商业伦理。而其标志，就是出现一大批能够影响世界，又能够被世界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大商“，这些大商的标志并不在于他们能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占据什么位置，拥有多少财富，而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论语与算盘》的作者涩泽荣一说： 把没有罪恶相伴随的神圣的富裕作为奋斗目标。 其实，这些思想都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经典，而中国商道，也就是中国人的为商之道：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利者，义之和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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