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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与一个人的诗歌史 近些年来，回顾与阐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的专著与论文多如牛毛，要不就是连篇累牍的学术腔，让人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执着于考证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缺乏对整体脉络流向的把握，结果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缺乏更为独特的发现眼光。尽管刘春的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充满了个人阅读与解读的趣味，但是不可否认，其形式活泼生动，时常有新颖而独到的看法，可读性非常之强。 关于这本书的文体，颇有意思，刘春这样解释说：“我历来有一个见不得人但又悄悄得意的想法，那就是，能够像我这样比较自觉地在各种文体中转换的——我说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具备几种文体的性质——在诗歌界并不多，它们令我的文章既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兼具新闻的现场性和传记的资料性。本书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不仅仅是谈诗，还有诗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细读、诗坛状况介绍等，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或者文学评论集，但它又兼容了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那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戏称为“四不像”。正可佐证前面所说的，刘春作为当代诗歌历史发展的见证者，里面掺杂了很多个人因素，既包括个人对诗人偏好的筛选，同时也包括对过往岁月阅读记忆的流光碎影的捕捉，这既是献给对自己影响的前辈诗人的一首献歌，同时也是献给青春岁月的一部“追忆逝水年华”的钢琴曲。作为诗人的刘春，见证了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21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中重要阶段甚至成为刘春书写灿烂青春记忆的源头，“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本书，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如果它能够完成，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 本书的篇章结构上不是一泻千里式的，而是迂回式的，颇能符合“随笔”这种特殊的文体，达到了曲径通幽的效果。这点，曾遭遇不少读者的非议——“稍显枝蔓”。刘春在后记中有相当长的篇幅来为这种文体辩护。我觉得正是因为“旁逸斜出”而凸显其个人风格而为之妙。整本书的文体可以定性为诗学随笔才见其妙，显其微，见其广，掘其深，颇能凸显作者本身的艺术修养与功力，文字精练得当，这跟作者本身也是诗人有很强的艺术积淀不无关系。有些篇章初看似随意无理，其实正见作者深意，如《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文中，叙述的主体是顾城及其诗歌创作，而第九小节却陡然增加整整一小节谈及杀人犯的天才诗人阿橹（鲁荣福）的文字，看似闲笔信至，其实细细琢磨：图财害命的阿橹正反衬了顾城的悲剧，与导致顾城悲剧的那些致命性格弱点，偏执、任性、自私。再比如《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一文中叙述的主体是于坚及其诗歌创作，第五小节整整一小节引用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第1029期发表的黄端采写的《寻找尚义街六号》一文片段，提供了该诗中人物的生活和去向，看似旁枝斜出，其实正可以加深对《尚义街六号》一诗的深刻理解与解读。大凡好的公园的风景并不是一览无余的，其佳处恰恰在曲折、绵延、通幽等处，伏草灰千里之外不留痕迹。 书中一些关于诗人趣闻轶事，勾勒出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黄金时代的一个社会风貌的横断面，同时透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反照出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与精神追求。那是一个精神激荡诗人被奉为“神明”的时代，全民对诗歌近乎疯狂的程度，从许多趣闻轶事、诗人掌故中可略见一斑。书中多处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朗诵会盛况空前的场景描述栩栩如生，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沉浸与向往不觉溢出纸面。从中看出文革刚结束，青年人在精神上正处于如饥似渴的真空状态，诗人在当时地位有多么崇高，与今天的被讥笑形成了鲜明反差。另一方面，许多细节又描摹了当时主流界的思想状态，《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文中，在诗刊社的第一次“青春诗会”中，顾城的一段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顾城谈起现实与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之时，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严肃地教训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徐敬亚曾为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一文在本单位中做出深刻的思想检讨，并在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之下，单位领导就擅自将检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并引起众多报纸纷纷转载予以批判。而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交往则又通过一些鲜活的细节予以烘托，谈及四川诗人尚仲敏、幸存俱乐部一些成员在对海子长诗的批评上，尚仲敏在《怀念海子》一文中对燎原呼应说：“如果你真的对诗歌有真诚，你就应该回到八十年代，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那个年代的诗，也读读我本人的诗……”可见那个年代诗人思想异常活跃，意气风发，很少有后来诗坛的功利与虚伪。诗人之间交往以酒为媒的文字就更多，他们大多因袭了中国名士的传统，在《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一文中，谈到“四川五君子”是魏晋文人式的，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聊，而众多第三代诗人的交往则是“江湖式”的，也就是任侠纵酒式的，并引用了欧阳江河、孙文波、西川、杨黎多人的叙述，从气质上勾勒出来第三代诗人的整体精神特质。西川谈及一次去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家里聚会，一个叫刑天的诗人，头发烫得跟个印第安人式的，吹嘘自己是打架的好手，如何地一个拳头打好几个人，然后拉着西川说：“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就找兄弟我”。 这部书梳理、还原并评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左右活跃于诗坛的十位诗人——即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柏桦、王家新、韩东、张枣、黄灿然的生活经历、创作历程与其诗歌作品的考证与解读，并以相当大的篇幅勾勒诗人家庭环境、幼年成长背景、思想与诗歌创作的动因与其脉络传承，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不论是从整体上对于诗学的梳理与探讨以及对于作品的解读，还是对诗人个体性格特征的把握上，都能够细致入微，抓其形绘其神，使读者对“这一个诗人”的形象与性格气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他们各不相同，独有这一个，如顾城的任性透明、海子的浪漫偏执、西川的睿智舒缓、欧阳江河的犀利通透、张枣的早慧决绝，静静掩卷，黯然销魂。 此书的价值还在于对一些诗歌名句的重新解读和一些重要诗歌版本的考证上面。这些学术性的细节考据，颇见治学之态度和功底。顾城《墓床》中的那两句经典名句“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曾经让众多读者茫然，请看刘春是这样重新解读的：“两句话里的'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了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其诠释得妥帖、自然、入情、入理。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诗中：“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刘春版本的解读：“这里的'大风’，可以理解成自然界的大风，也可以理解成人世间的贫穷、诋毁、伤害、利用、背叛等人性之恶的代名词。海子一生饱经痛苦，饱受冷落，处处被'大风’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对'曙光’绝望，不再抱任何信心，'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刘春的这种解读无疑是建立在客观、全面、理性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其合理与必要性，是一种有意义的实践。一些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歌篇章存在着混乱的现象，版本研究也显得很有必要。比如因为海子早逝，他的诗歌混乱、芜杂，尽管在编《海子诗全编》中西川已经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与错正，但是工作依然不彻底，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第九小节就是以与一个读者书信往来的方式，谈及“海子诗歌”版本的，以期待引起海子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再比如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自发表以来，纷纷选入各种诗歌选本，业已成为西川的代表作，但是却一直有两种版本各自行世，即使是同一句诗也有两种版本，“射出光束穿透我的心”和“射出光来穿透我的心”，一个是“束”，一个是“来”，这两个字放到诗里都能说得通。有一次刘春问西川——“哪一种版本正确，西川想了想，摇摇头说：'我忘记了’。”目的正是为了引起西川与研究者的注意。另外还有涉及于坚《尚义街六号》一诗的创作时间问题，“这首诗语言虽然平实浅近，它的创作时间却扑朔迷离，在一些版本中，写的是1983年，一些版本写的是1985年3月，更多的版本标注着'1984年6月’”。几经刘春考证，坐实为1985年3月。 顾城与海子两章，颇见作者的功底，资料详实，布局缜密，考据严谨，后面一些篇章似乎有些羸弱，而作者又从原先的三部书中重新厘选并修订成书，是否又会落入鲁迅所言及“十景病”的窠臼之中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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