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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认为：“心畬先生的书法功力，平心而论，比他画法功力要深许多”。 溥氏传世最多的作品是楷书及行草书，最能代表其书法风貌的也是其楷书和行草书。就艺术水准而言，楷书法胜于韵，行草书韵胜于法。 此联刀斩斧齐的笔画、内紧外松的结字，体现出《圭峰碑》的特点。 而其空灵，似甚于此碑；横折拉长的笔画，是和尚体所赋予，非馆阁体所能。 溥心畬于1949年渡海赴台后，曾因其书法成就而被推举为“渡海五家”之一，另四人分别是陈含光、于右任、刘太希、台静农。就溥氏帖学成就而言，又有“台湾三百年来帖学第一人”的美誉。溥心畬的好友台静农曾评价溥氏“以天才卓荦，笔思超妙，故能工于各体。 行草则意态飘洒，融会'二王’，自具神韵。楷书则应规入矩，本诸唐人，亦时见成亲王体势，亦是由于昔日贵族风尚故耳。小楷书纯是晋人法度，隽雅有劲气，甚为难得，惜不多作”，所见甚确。 溥心畬早年的大楷主要取法颜柳欧三家，后于裴休《圭峰碑》 用力颇多。小楷初学“二王” ，后亦写隋碑。 除晋唐诸家楷书之外，作为清王孙的溥心畬，对于成亲王永瑆的楷书也下过很多功夫。永瑆的楷书主要得力于欧阳询、赵孟頫两家，也曾致力于《圭峰碑》。 显然，永瑆书法在当时是被视为宫廷书法典范的，其中的满人自我确证意识显而易见。溥心畬的楷书“得自裴休《圭峰碑》与成亲王的笔势，空间的布白，行笔的波磔撇捺，行距与行距之间，都维持一个稳定平衡的明显特征，不断地复制自己的风格，也呼应了儒家的道德传统”。 楷书对于溥心畬而言，维护祖宗礼制的意味要远大于自我意趣表现的意味，行草书则反是。 一般评价清代楷书，大多以馆阁体目之，其特点被简单归纳为“乌、方、光”。其实馆阁书风在清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溥氏的楷书总体成就虽然没有其行草书艺术水平高，书写技法也并不复杂，甚至不乏程式化的书写意味。 但是，其楷书作品所散发的却是当今颇为难得的清刚雅正之气，睹其字，如见其人，这是溥心畬楷书值得人们重视的方面，而不是仅仅关注其点画、结构的高下， 纯粹作美术风格上的分析。 就溥氏而言，他在谈到各体书法审美标准时，也提倡“习楷，得其方严”，显然也是这种正统楷书观念的延续或者说维护。 既然楷书所表现的是被束缚甚至压抑的人性，那么这被压抑的必然要寻找一个出口，这就能解释何以溥心畬行草书的风格如此洒脱、空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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