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叫“王力”这个名字的人有很多，不过其中有两个最为出名，一个是语言学家，一个是依托《红旗》杂志声名鹊起的笔杆子。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王力”都不是本名，语言学家的那个“王力”原名是叫王了一。 而本文当中，我要写的这个“王力”，原名叫“王光宾”。  011921年的8月，王光宾出生在江苏省的淮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淮安市。 1943年的时候，王光宾在山东工作，在《斗争生活》担任主编，任职的期间，他写了一本名叫《晴天》的小说，这本小说署名的是他的笔名“王力”，这也是他第一次用这个笔名。 或许，他自己也想不到，自此以后，“王力”这个毁誉参半的名字，成了他人生的一个符号。 提到王力，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关锋，一个是戚本禹，这三个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红极一时，被时人统称为“王关戚”，而三人的发迹也是从进入《红旗》杂志社开始的。 出生于1921年的王力，比关锋小两岁，比戚本禹大了十岁。 不过，这三个人里面呢，要论在《红旗》杂志社的资历，王力的资历是最深的一个，如果做一个排序的话，那就是王力的资历比关锋早，关锋的资历又比戚本禹早。 “关锋”和“戚本禹”是被身为总编辑的陈伯达招进来的，而王力则不同，他是在创刊的时候，被伟人钦定的第一任编委，凭借着这一点，王力一直都觉得颇为自豪。 在没进入《红旗》杂志社的之前，王力主要是在山东的地方报刊工作，从记者一路爬到了主任和主编的位置。 不过，这时候他的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在山东，他的影响力也激不起什么水花。 前文我说过，1943年这一年，王光宾以“王力”这个笔名写了一本名叫《晴天》的小说，这本小说反映的是当时的一个现实问题，也就是当时的农村土地问题。  这本小说已经出版后，就在各个根据地之间不断的流传，很多根据地都翻印的这本小说，伟人也看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力”这个名字给领导留下了印象。 根据王力的自述，1957年这一年是他人生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他开始直接的接触到伟人和其他的重要领导人。 也就是在1957年，他写的好几篇文章，都受到了伟人和其他领导的赞许，由此，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的时候，他才得以被伟人钦定为该杂志的第一批编委，主要执笔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 02上世纪六十年代，《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起被统称为“两报一刊”。 “两报一刊”会联合发布一些社论或者是评论员的文章，可别小瞧这些文章的影响力，在当时是完全可以主导或者是改变社会的舆论方向。 当时《红旗》杂志的总编辑虽然是陈伯达，但是由于他身兼数职，因此，负责具体管理和主持杂志社工作的主要是“王关戚”这三个人，在六十年代中期，三个人也陆续担任杂志的副总编辑。 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红旗》这个平台，也就不会有后来声名鹊起、主导社会舆论方向，显赫一时的王力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王力的工作关系虽然隶属于《红旗》杂志，但是他的办公地点却不是在杂志社，而是在钓鱼台。 1958年，对古钓鱼台风景区进行了扩建，并于1959年正式建成。完工后不久，就在钓鱼台里面的八号楼，搞了一个秀才班子，这就是王力的办公地点。 位于八号楼的这个秀才班子可不得了，由伟人亲自抓这个班子，每天起草的都是一些重要或者是绝密的文件。 因为王力主要是负责执笔国际关系这一板块，因此他时常去莫斯科，前前后后总共去过十次莫斯科。 就凭借着常驻“八号楼”和“十下莫斯科”这两个履历，就连陈伯达也得逊色和避让三分了。 时间来到1960年，这时候的王力，已经被授命可以列席一些重要级别的会议，1963年又担任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已然成为一名“首长”。  就连平常不怎么写字送给别人的陈伯达，也曾写下这么一幅字送给王力： “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 根据地理方位来讲，莫斯科位于北边，应该是“十上莫斯科”才对，至于为何写成“十下莫斯科”，其中奥秘，我也不知道了。 古往今来，凭借着文章声名鹊起，甚至是享受高官厚禄的人大有人在，其中也是“时运”使然。 而高处不胜寒，人一旦出名，难免膨胀得有些飘飘然，原本授权给你打磨擦边的活，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自己点的火，自己扑灭不了，带来的后果也就得自己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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