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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女性，无论怎样的种族、出身、背景，都有着无尽的可能。 作者：潘攀（富书作者）；主播：苏芮菡 来源：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原创 “妈妈，男孩儿也可以竞选波士顿市长吗？” “他们曾经一直是，未来也许会是，但绝不是今晚。” “因为今天，波士顿的选民们把选票投给了你们的妈妈。” 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日晚，吴弭在当选演讲中，用这样的方式回应她的两个儿子。  36岁的她，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脸上洋溢笑容，被现场支持者的欢呼声所淹没。 这一天，吴弭成功当选波士顿市长，这是波士顿这座城市成立近200年来，首位女性、首位亚裔和首位非白人市长。  这一晚，当她站在高高的台上，望着波士顿的灯火璀璨，世界上有多少女性和有色人种，也一起望着窗外。   从“夹缝”中走出来的哈佛少女 1983年，吴弭的父母从台湾移民到芝加哥南部，这个以贫穷、危险著称的区域。 1985年，吴弭出生了，之后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 吴弭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全职主妇，他们都不会说英语。 吴弭自四五岁便担任父母的翻译，还帮助他们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各类表格。 吴弭的父母来美国，是希望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对他们的学业非常重视。 为了让吴弭学好中文，父亲经常开车一小时送吴弭上中文课。 在吴弭家，父母仍然保留着中国的生活习惯，吃米饭、炒菜，他们也把中国的礼仪和传统，带到吴弭的日常生活中。 吴弭清楚地记得，当她把中国饭菜拿到学校，同学们吃惊的反应，以及言语的嘲讽。 同学们到吴弭家里玩时，听到她父母的口音，窃笑不止。  在中美文化的双重“夹击”下，在不屑的目光中，吴弭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变通，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以及如何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来为自己赢回尊严。 很快，她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在高中，吴弭以高票当选为“全美高中生联盟 (National Junior Classical League) ”的主席。 她不仅是学霸，还在羽毛球、武术、钢琴等项目上出类拔萃。 读高中时，吴弭已经自学大学预修课程，并在学术评估测试（SAT）和大学入学考试（ACT）中获得满分。 2003年，吴弭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学生代表获得了“美国总统奖学金”， 这是美国高中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她还被选为母校巴林顿高中（Barrington High School）的毕业演讲发言人，并以一段钢琴独奏《蓝色狂想曲》获得了满堂喝彩。 不会有人知道，多少年后，这个演讲台会从高中礼堂，一直延伸到市长竞选的舞台上。 那些曾经嘲笑她的人，此时此刻，也竖起了大拇指：“想不到这个华裔女孩这么厉害。” 凭着优异的成绩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吴弭被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录取，来到了波士顿这座城市，攻读经济学。 从此，她和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照顾精神病妈妈，成为妹妹法定监护人 22岁的她一夜长大 哈佛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后，吴弭顺利入职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薪金优厚，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命运如同灭霸，在她猝不及防的时候，打了一个响指，一切源于那阵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她的妹妹谢瑞尔·吴在电话里说：“我们需要你回家，马上。” 吴弭匆忙赶回家，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雨水冰凉刺骨。 吴弭看到妈妈站在雨中，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行李箱，朝着路的一端不断张望。 但是她翘首等待的，不是吴弭。 她说，她在等一个司机来接她去参加秘密会议。 吴弭央求妈妈进屋，妈妈却冷冰冰地对她说：“你不再是我的女儿，我也不是你妈妈。” 妈妈说她被一个实体监视着，一言一行都有人在看，她半夜不睡觉，拨打911说听到了呼救声。 早在吴弭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父亲和已经成年的弟弟都离开了家庭，妈妈一个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还经营着一家茶餐厅。 离婚的精神打击，独自带娃和经营生活的劳苦，让她罹患了思觉失调症。 在吴弭回家之前，两个妹妹要自己做饭，互相叫醒对方去赶校车，学校的活动没有家长参加。 当吴弭的同龄人正在专注于事业，广交朋友时，她却集多任于一身——大姐姐、家长、护士、家庭财务、教师。 她出入急诊室，带着母亲接受精神治疗，在学校跟老师解释为什么爸妈不能来开家长会。 她不得不带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四处求职。 在哈佛校友的期刊上，她曾提到这段经历： 我带着四个月大的儿子去咖啡馆应聘，前一晚完全没有睡觉，整个人非常疲惫，可是我迫切需要这份工作来支付全家的开销…… 突然间我儿子开始大哭，我用中文跟孩子说，你别哭，不要哭，然后转头跟老板用英文说，对不起，我需要立刻帮孩子换尿不湿。 尽管学历光鲜，但是社会对这样一位母亲的接纳度还是很低。 求职无望，她只能和丈夫一起开了一间小茶馆，兼卖文具，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她也通过申请，成为了11岁妹妹的法定监护人。 22岁的吴弭，一夜长大，被迫成为一家之主，扛起了生活给予她的所有重担。 这段经历是吴弭的至暗时刻，也是她日后从政经历的养料。 这个过程中，吴弭深刻意识到了政治的重要性，她放弃了父母替她安排好的人生剧本，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因为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伞 大学期间，吴弭除了重视学业外，还会做很多志愿者工作。 每周末，她都去中国城给申请公民的老年人上辅导课； 一些老年人课后会找她帮忙，请教她过期的电费单找哪个部门处理这样的琐事。 吴弭发现，政府在很多本该提供支持的事情上，存在着巨大的脱节。 另外，急诊室的焦虑等待、为妹妹争取教育资源的艰辛，小茶馆开办中的繁琐事务……让她深深体会到了那些正在挣扎的人们所经历的苦痛。 这些对当地公共服务的质疑，为她未来投身政治埋下了一粒种子。 2009年，吴弭发奋考进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并把母亲和妹妹接到波士顿一起生活。 这一次，她目标明确：从政。 “当我有机会能为更多家庭打破障碍，我不得不将责任扛在肩上，这仿佛是下意识的举动。”吴弭如是说。 在法学院，李弭每堂课都早早来到教室，坐在最前排，专心听每一个老师的课。 吴弭的老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这样描述吴弭：“她才华横溢，令人恐惧”。 吴弭曾经和沃伦促膝长谈，讲了自己为何会照顾母亲和妹妹生活的经历。 沃伦听完惊叹不已：“吴弭所做的事，我在25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见其他学生做过。” 这成了吴弭和沃伦之间密切往来的开始。 沃伦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州的进步派领袖，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支持吴弭而不是其他进步派人士时，沃伦的回答很简单：“吴弭是家人。” 2010年，吴弭开始在波士顿市政厅的财务及管理局工作，后来又转到法律服务中心。 三年后，吴弭毕业，去了波士顿市议会实习。 她还在波士顿医疗中心，为低收入的患者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2013年，28岁的吴弭成为首位当选波士顿市议员的亚裔女性； 2016年，吴弭全票当选为市议会的主席，也是首位担此要职的少数族裔女性。 任职期间，吴弭提出很多亲民举措，立志要帮助那些“没有被看见的人”。 她说：“他们很重要，有很多和我当时境遇一样的人，在绝望的处境中挣扎。” 就像那句话说的：“因为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伞，就像穿过漫长的时间帮到了以前的自己。” 她经常出现在农贸市场，小饭店开业典礼，各种街头节日庆祝现场，认真聆听着民众的问题，帮助他们想解决办法。 她还推动了各种关注弱势群体的法案。 例如，推出了餐饮车计划、 帮小企业简化许可流程、带薪育儿假条例、推动食品生产线劳工的种族平等、控管租金，避免少数族裔没有地方住等诸多接地气的 “暖心计划”，得到了波士顿普通老百姓的民心。 同时，每次在议会讨论到教育、经济和医疗健康等重要议题时，吴弭都会为亚裔发声，呼吁大家更加关注这个群体。 2015年年底，吴弭被市议会推选为议长，成为历史上首位华裔议长。 2019年，吴弭又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市议员。 在做波士顿市议员时，吴弭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去工作。 开会的时候，她一边站着参与讨论，一边颠着怀中的婴儿，哄孩子入睡。 竞选市长最白热化的10月，吴弭在办公室中奔跑着，追逐她年幼的孩子，满地是爆米花，一个纸杯子被扔来扔去。 这一切提示着大家，这位呼声很高的市长候选人，是一位母亲，史上首次。 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波士顿的新任市长，正应验了如她所说的：“我们一次次地在这座城市看到，不可能成为可能。” 当选市长后，吴弭推出了一份最新计划表，解决波士顿马斯卡斯大道上长期露营的无家可归者，并将他们安排在临时房屋或者公寓中居住。 无家可归者对政府的这一行为大为赞赏，因为他们已经在大街上睡了几年，如今终于不用再睡在大街上了。 这些类似举措，正如吴弭演讲中说的那样：“让少数族裔都能住上房子，她让波士顿成为一个家，一个大家都温饱暖衣、安居乐业的大家庭。”   吴弭萌生出竞选波士顿市长的想法时，几乎所有人都告诉她：“你不可能。” 波士顿200多年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女性当市长，从来没有一个亚裔当市长，也从来没有一个不是在波士顿土生土长的人当市长。 波士顿白人男性，才是波士顿政坛的标配。 但是，吴弭不认为200多年都是这样的，就应该一直这样下去，历史是人创造的，也应该由人亲手打破。 她的胜选，是亚裔和女性的双重胜利，冲破了那道横亘于美国多年的种族歧视和性别藩篱。 我们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不仅因为她是颠覆印象、打破规则的华裔女性，更是因为她懂得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 而对弱者的态度，恰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教养，也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准。 尽管前路艰辛，但吴弭坚定地说：“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我的人生经历迫使我选择走这条充满风险的道路。” 知难而进，正是吴弭接下来要做的。 或许你还想看 29岁女海归做住家保姆，月薪1.5万被群嘲 “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 12年前，试管生下双胞胎女儿的60岁失独产妇，后来怎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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