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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后，清以前，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可以说是由流氓来导演并主演的。这里说的流氓，当然既包括军阀化的流氓，也包括流氓化的军阀。要他们老老实实地种田做工，靠诚实劳动致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他们最喜欢的是巧取豪夺，打家劫舍，吃大户，发横财。不用生产劳动，便能富甲天下；不用寒窗苦读，便能出人头地。所以，流氓大多嗜赌，而夺人江山，则正是一场豪赌。一旦成了赢家，便是享用不尽的富贵荣华。即便赌输，反正原来身无分文，也不算赔本。哪怕掉了脑袋，也毕竟风光过一阵，“何不潇洒走一回”？西汉九年，汉高祖置酒未央宫，大宴群臣。刘邦起身给他老敬酒，道是父亲大人当初总认为儿子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有用。请老爸看看，现在是我的产业多呢？还是二哥的多呢？话音一落，“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刘邦的这番话，正是一个赌徒大赢一注后的志满意得；群臣之所以“大笑为乐”，则因为他们和刘邦都是同一出身，大多是些鸡鸣狗盗之徒；陈平是浪人，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子，娄敬是车夫，彭越是草寇，张良、韩信虽然是贵族之后，实则本人已是流氓，自然心态与刘邦同。第二，凡流氓，均少“私有观念”，因为他们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并无多少私产，当然最主张视天下为“公有”。在中国，但凡“公有”者，差不多也就是“人人有份”，可以白吃白喝白拿白用，不必心怯手软的意思。所以，公费吃喝屡禁不止，公费旅游人人向往，公费医疗开支越来越大，公家的小车用起来比自家的自行车还便当。天下既然是“公有”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当初，刘邦抓住了曾经鼓动韩信自立为王的谋士蒯通，要把他下油锅，蒯通便“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弄丢了自己的鹿儿，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本事大、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啦！那个时候，磨快了刀子要干陛下这勾当的人多着呐，陛下还能把他们都下了油锅不成！结果，惺惺惜惺惺，流氓惜流氓，刘邦便把蒯通放了。因为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自然“无私也就无畏”。正如萨孟武先生所言，“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也就“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水浒与中国社会》）。所以只有他们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自己爬到马背上去。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阶层，或有二亩薄田一间茅舍，或有万贯家私世代宦禄，便“割舍不下”，决不敢贸然地去干“成则王候败则寇”的风险事业。所以农民当不了皇帝，商人也当不了皇帝。商人中最敢政治投机的是吕不韦，但他的办法，也不过是用小老婆作赌注，希望自己的私生子能登大宝而已。他们对于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根本就不当回事。他们最讨厌礼教，最看不起儒生。刘邦一见到儒生的帽子，便要拿来当尿壶用；与人说话，动不动就破口大骂。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讲礼义，没有廉耻，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也就没有羁绊，可以为所欲为，翻脸不认人，或者立马将冷脸变作笑脸。当年，韩信攻下齐国，扬言要做“假齐王”。刘邦被困荥阳，正等着韩信发兵来救，所以一听韩信的话，便破口大骂他妈的。张良和陈平知道这时不可得罪韩信，就用脚去踢刘邦；刘邦醒悟，接着又骂，他妈的，男子汉大丈夫，要做齐王就做真的，做什么假王？这种变脸的本事，实非流氓所不可能有的。所以当项羽俘虏了刘邦的老爸，军前相见，要把老头子下油锅，以此要挟刘邦时，刘邦就不但不为所动，反倒嬉皮笑脸地说，咱俩本是哥们，我爸就是你爸。哥们要是想把咱爸烹了，别忘了给兄弟我留一碗肉汤。这种耍赖的本事，也实非流氓所不可能有。结果，讲礼义廉耻的贵族项羽，终于败给了不要脸的流氓刘邦。因为流氓生存的社会是江湖，江湖上最重的是义气。“仗义”就是“疏财”，小气鬼当不了流氓。何况流氓的财多半来路不正，不是劳动所得，当然无足吝惜。又何况流氓连命都可以不要，脸都可以不要，对于身外之物的钱财又怎会斤斤计较？有此豁达豪爽，便可在政治斗争中收买人心，集结力量。刘邦以一无赖而为天子，道理就在这里。相反，项羽虽然对人“恭敬慈爱”，但却小气。手下人有了功劳，应该封官赐爵的，他却把官印拿在自己手里，恋恋不舍，反复把玩，印玩烂了都舍不得给人。所以韩信批评他是“妇人之仁”，老臣范增也终于离他而去。爱骂人而大方的刘邦，终于战胜讲礼貌而小气的项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之，流氓不事生产，无私有观念，这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动机；不怕死，不要脸，不吝财，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心理能力。一旦天下大乱，有了社会条件；握有兵权，有了物质条件，他们就不难做出“翻天覆地”的事业来。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之所以主要由军阀化的流氓和流氓化的军阀来创造，道理也就在于此。所以，流氓问题实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今人陈宝良君著有《中国流氓史》一书，对流氓在中国历史社会上的作用影响，多有阐述，惜未能专章讨论流氓与皇帝之关系，亦未能揭示历代开国皇帝多为流氓或具有流氓性之原因，故特此作文，以为补阙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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