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周刊：您从1986年起专心习诗，到现在一直安于在偏僻的小城市创作诗歌。有专家提出现如今“诗歌未死，读者已亡”，对您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杨键：读者没有死去，他是被我们当前的教育、过度娱乐与消费遮蔽了。我们除了遮蔽了读者，还遮蔽了人的本性，一旦被遮蔽的本性重见天日，读者就会活转过来。 苏周刊：在这样的形势下，诗人更需要忍受无视与寂寞，经受韧性的磨炼和考验，您觉得是这样吗？ 杨键：寂寞是一件好事情，连天上的月亮都是寂寞的，没有寂寞它怎么可能是亮堂的呢？没有寂寞不会有诗的，在今天这个嘈杂的时代，寂寞很难了，没有寂寞生命也不会澄清，生命本是混沌的也是澄清的，是天真的也是经验的。好诗人在他的时代往往是缺席的，他不在他时代的好诗人的名单里。 苏周刊：连写诗人自己都说，对新诗越来越失望、绝望和无望，而且在诗歌无人读的情形下，让您坚守着的动力是什么？而且您不仅是时间上的坚守，几十年一直坚持诗歌创作，更是思想上的坚守：不玩诗歌，以诚创作，认真写作；不故作高雅、玄虚，以心创作；不忽视诗美，为美创作。 杨键：说这话的诗人一定没有写出真正的新诗来，他的生命还在被遮蔽的状态，所以才会这样说。我没有什么坚守的，自然而然，应该是流逝的生命让真实的生命显形，这真实的生命也许就是诗。 苏周刊：这么多年，在您的心目中，诗人、诗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杨键：毫无疑问，古典的时代肯定是结束了，生命如何在这个时代兴起而不是被遮蔽，这是最大的问题。生命是一个谜，你得用一生与他同行，还不一定参得透。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能说到诗人，是否是诗人，在于他是否可以空了自己，诗人是通人，他不空不可能成为通人，空得越彻底，感通才最可靠。诗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发现，他不是为了感官，而是为智慧而活着，最终可否长成故园里的一座青山，也未可知，他如果有华彩的话也是因为他的干枯，在过于漫长的荒谬里，他是被延迟的，这样也好，他可以更枯干，因为枯干是他的本色。因为他使用的汉字，他运用的心灵，苏东坡、屈原、陶渊明都使用运用过，这一切都在那大化的循环里。在我这里不必过分夸大诗歌的价值，不管是做什么的，只要在那核心里都一样地在守护着文明。一个养菊花的人和一个养荷花的人一样地在守护着文明。 我的诗想表达生命的通境 苏周刊：诗，许多专家认为“很多解释都是失败的”，他们认为只能从诗意层面来讲，而不能从诗的概念上来解释。评判诗意的高下，首先在于清晰地表达。作为写诗的人——您看来，诗到底是什么？评判诗歌的高下，又是什么？ 杨键：诗歌的标准没有固定的，关键是你在时间里能不能留下来？平行于人生或是超越于人生，两者都有好诗。永恒的诗像青苔一样，古老而常新，让我们认识到何谓人生，何谓语言，何谓家园。 苏周刊：在您看来，诗需要承载些什么？历史的、民族的责任，还是别的什么，或者根本不需要承载只是表达、记叙？ 杨键：你得先放下，才能负担得起来。 苏周刊：您创作的诗歌更多的想表达什么？诗正史？诗言志？还是…… 杨键：生命的通境。 苏周刊：您写诗是灵感迸发？还是刻意为之？ 杨键：是水到渠成，或明月降临。 苏周刊：诗人韩东说您是“现代汉语最伟大的诗人”，而您自己有一个说法，是“现代汉语并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为什么这么说？ 杨键：一方面伟大的诗人需要时间来检验，另一方面我们在诗与思这两面也确实没有出现伟大诗人。 苏周刊：大家对您的诗点评、分析、意会的很多，说法也很多，那如果需要您自己对自己创作的诗歌作一个评价，您的分析评价会是什么样的呢？ 杨键：一个人一生也许只能写一首诗，我可能只写了一首悼亡诗。 我希望自己的简历里有山水的位置 苏周刊：2007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奖提名对您的介绍词中有两句：“杨键的诗歌没有炫耀跟随各种时髦的技术潮流，而只有朴素的语言、简单的技巧及个人日常的生活。他埋首于周围事物，倾听大地的声音，赤裸自己的灵魂，用简单的语句达到个体生命的完成”。“杨键的生存状态是世俗喧嚣的反面。对孤弱者的深切悲悯是他的诗歌最震动人心的地方，他个人对诗歌和理想的坚守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他的诗歌语言落尽铅华，被誉为重返人性和语言最柔软的部分”。这些提到的特质与您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杨键：我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经历，平常得很，走的地方也很少，甚至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也非常陌生。从前我希望自己有分量，现在反倒希望云淡风轻。我希望自己的简历里有山水的位置。我常觉得，我们古典的人生，我们古典文学的出生地，乃至我们汉语的出生地，是我们的山水。现在我们的人生乃至文学乃至我们品质的出生地，已经完全变掉了，这样的出生地不在了， 人生已经不是山水的人生，我们的品质也不再有山水的安然、坦然、泰然。旧有的生活不在了，汉语的命运令人堪忧。 苏周刊：在您的很多诗歌里能感觉出悲和苦，带有这种情绪（甚至有人说是否定生命）的诗歌在当今的诗坛竟然如此备受关注和推崇，是什么原因？ 杨键：除了你说的这些特征，主要特点还是无常。汉代伟大而简约的《古诗十九首》就是写无常的，那些无常诗读起来如同蜜一样。《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是因为对无常与空性的深切了悟才有了这样的在语言上的慈悲的兴起，我们的时代对无常没有什么感受，才有这样大规模的消费和娱乐，汉文明的衰落由此可见。为什么我们的时代对无常没有体会，这又要归结到我们的教育，无常本是生命真相，但也是被遮蔽的。 苏周刊：这个景象又折射出了当今诗坛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杨键：当今诗坛有真的唱戏的，也有凑热闹的，一个时代只有几个好诗人，从前也是这样。 为什么不向后看呢？ 苏周刊：许多人都认为您是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您自己觉得呢？ 杨键：我不会觉得自己极端，反倒认为这种从二十世纪就开始的同质化的现代化运动过于极端，现代化是要，但我们也要为现代化付出的代价买单。保守有什么不好，保守是对既有或固有文明的守护，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对自己的固有文明了解和感悟太少了。我们本是自己文明的陌生人，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这时代被进化论决定了，为什么不向后看呢？文明其实早就发生过了。 苏周刊：您说到“向后看”，这可能就是您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复古派”，您的写作也是“一种向回走的写作”。那您觉得您想回到哪个朝代，或者您想回到哪种境界或文本中？ 杨键：六朝，或是素净的宋代，但我不想做个文人，而是想做写出《碧岩录》的那位出家人。 苏周刊：您说您最欣赏的诗人是陶渊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方式都是 您喜欢的。陶的诗也好，生活方式也好，在我看来，表面看上去是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逃避，不得意时无奈的避世方式。您是否一定程度也有同感？ 杨键：回归自然，或是亲近自然，就是要写永恒的诗。陶渊明的声音是生命的声音，也是文明的声音，在陶渊明那里，时代在动，他却没有动过，何来逃避？六祖慧能在猎人队伍还避了十来年。家国是暂时的，本性才是真的家园。 苏周刊：那您说的“复古”“往回走”，又是什么意思呢？ 杨键：照今天的时代，照今天的我们这一帮子人，复古一点戏都没有，哪来这么容易。古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怎样唱挽歌也没有用。老房子不在了，老服装不在了，老书也读不懂了，如何复古？如何往回走？记得我小时候养蚕是玩的，可是在古时候蚕就像圣物一样，现在更是很少见到它了，古时候是真的结束了。 本性不被遮蔽，才会有崭新的汉语 苏周刊：再来谈谈您诗歌的语言，您的诗歌被一再肯定为“崭新的汉语”，这怎么理解？ 杨键：新的汉语要有新生命，新生命是从空性中来的，这是一门真实的学问，只有生命兴起了，才会有崭新的汉语。屈原、陶渊明、苏东坡都是空人，才创造了崭新的汉语。其次是，崭新的汉语需要慈悲与智慧去润泽，这是这几十年以来汉语里失去的最重要的品质。 苏周刊：还有旧的汉语吗？还是不同于同时代的另一种语言创新，或是指语言表达的深层意思的不同？ 杨键：我喜欢直指人心，两刃相交，语言大部分时候还是滞后的，真的语言不是死于句下，如同真的生活原是云水生涯。 苏周刊：在汉诗西化的潮流中，您显然置这种大潮于不顾，而是致力于汉诗本土化或民族诗歌的努力中，为什么要这么做？ 杨键：我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不管是写诗、画画、写字，见性最重要。但是在这里我说一句老实话，我们的汉语也是被遮蔽的，由于语言的工具化倾向时日漫长，如何使我们的语言云开雾散，这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苏周刊：您觉得中西的融合不好吗？还是您觉得他们是因为要迎合西方社会，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接受我国的新诗，而会失去越来越多本民族的东西？ 杨键：融合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新诗就是因为同翻译诗的融合才走到今天，有今天这样的格局。没有翻译诗，不可能有新诗，这有点像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中国有两次特别重大的翻译活动，一次是佛经翻译，对各领域的语言影响极大，最近的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西方文明的译介了，两次都对中国文明的再生再创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其中融合最好的就是佛教文化了，这一回，无论怎样融合，其中超越的声音一定是汉声，希望如此。 苏周刊：另外，您觉得中国的诗歌有没有必要走向世界？如果有必要，那么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如何来写中国诗？ 杨键：当然必要，可是你有这能力吗？ 与其说如何来写中国诗，不如说说我们汉语言的诗歌是如何在时间里活下来的，我捉摸着，可能有几点：一是要脱胎换骨；一是要与天籁相接，不能与天籁相接，至少也得在那韵律里；再就是得有那绵延不绝的气息了。是气息，不是感官，是空性，不是肉身，在等着那轰然一响，随后进入那流动之中。因汉语是天人合一的智慧之语，所以，它要求它的工作者也是天人合一之人，那合一之境里的心，我们称之为文心，它可随物赋形。 世界不世界一点不重要，比如寒山，比如迪金森，深居简出，一样写好诗。诗反对的是陈言，它希望我们灵魂出窍，抵达生命之境。在我们这里汉语极有可能变成盲人、干河、流沙，原因是它越来越重的工具化使得心眼与本性被遮蔽了，而本性被遮蔽，这是最高最深的诗的死亡。 你说的世界文学的语境早已经来临，其实是不是中国诗，只要我们的文明还在流动，这就是毋庸置疑的。 我画的山水都是苦山水 苏周刊：您现在还画画，从写诗到画画，当然有各种的原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杨键：我小时候就喜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诗人得有一门切实可靠的手艺，同时也与自己的诗歌不相违背，这无疑就是画画了，另外就是手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里几乎无用了，画画是一门手艺活，可以恢复手的敏感。手几乎是我们灿烂的古典时代最重要的工具，我们的书法、绘画、雕刻、纺织，包括过去的裁缝，靠的都是手，一个家庭，有手工劳动，夫妻间的吵架都会减少。手的温度，手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使人心安。手的温度，手的敏感，或者说，伟大的手不在了，我们也就很难有伟大的山水画家，伟大的书法家了，或是伟大的石雕、木雕艺人了。也许手的复活可以再现古典精神。 苏周刊：画画最重要的是内容、素材，也就是所说的“符号”的选取。那您选取的是哪种符号？ 杨键：我主要画三类题材的画：一是足音；二是寒林图；三是雪景图。年初的时候我在常熟虞山脚下办了一个画展，取名《寒山》，中国人爱画寒山，其实也就是雪景图。王维、范宽、李成，直到文徵明，皆如此，雪景寒林自有一种威德，在墨海里放出大光明。寒山乃本色之山，是一抖落尘埃的净界，也是一孤往的世界。寒山、寒云、寒潭、寒江、寒月、寒天、寒林、寒亭、寒寺……寒是中国画的面容，清水淡墨是其颜色。寒山其实跟冷热没有关系，与四时也没有关系， 它是在冷热之外，在四时之外的一座永远的寒山，因为中国的苦难太多了，每一个朝代皆有，所以每一个朝代都有一座寒山，一直绵延到清代，民国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寒山了，今日中国更是如此。它是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苦难的净化与提升，其内里是智慧，外表是干净而安静的，这样的寒山不仅有厚度，有深度，也是有重量的，同时也是轻盈的，是可以飞翔的山水，也是可以随时安住的山水。 苏周刊：与您写诗的一贯风格一致吗？ 杨键：我是在画了很久以后才与自己诗歌努力的方向一致起来，我喜欢一张画有那种枯干、寒凉的感觉，与我所体会到的苦山水一脉相承，倪云林、八大，画的都是苦山水，我的画，同我的《哭庙》很像的，人不在了，只剩下苦涩的山水，只是一种悼亡。 苏周刊：是写诗的一种延续吗？ 杨键：当然。诗与画的分裂是从李可染那一代开始的，那也是没有办法。通人没有了，只有专门的人，所以这个时代的艺术又能好到哪里去？ 苏周刊：您画画用的材料也是与传统水墨不一样的新型材料（多为丙烯），是否就为了表达您上面讲的那种思想？ 杨键：是的。因为我喜欢冷清的、悲剧的、哀悼的、无力的、消极的、低下的，所以我喜欢用白色的丙烯，这是我的时代的本性之色，因为我画的山水是苦山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