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是非功过话刘邦 | 作者刘福智

紫雨轩书院2017 202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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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功过话刘邦

刘福智

内容提要：汉刘邦是一个豪迈的英雄，却在许多方面都有令人诟病之处，他也是一个卑劣的小人，他是一个豪迈与卑劣并存的人，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采取武力与仁政并重、决策与纳谏并举、敬贤与防患并有的策略，统一了华夏，为一个强大的王朝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是非功过刘邦

汉刘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具传奇色彩的君王之一。他虽然在思想、性格、权谋、甚至人格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令人诟病之处，但这无碍于他成为一位震烁古今的政治奇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有人发出“作为无德无才区区一亭之长的刘邦，竟成为一代皇帝”之叹，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

刘邦所处的时代，正是从诸侯混战走向华夏统一，旋而群雄并起又走向新的统一的一个乱世。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时代。短短数10年间分合迭现、聚散无常的历史局面，为刘邦施展政治抱负提供了阔大的舞台，而他那选贤任能、恩威并举、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也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探讨两千多年前这位举义首领、开国皇帝的政治才能，剔除其性格和思想的糟粕，对于我国当今的领导科学来说，不啻有益的借鉴。

一、豪迈与卑劣并存

刘邦的人品之中，既有豪迈的一面，又有卑劣的一面。他既是一个豪迈的英雄，又是一个卑劣的小人。

当他路过骊山看到秦皇的威仪盛势，便不胜感慨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此！”而当时项羽也有“彼（秦皇）可取而代也”的豪语。如果没有此等豪情壮志，此二人也就不会揭竿而起，推翻强秦继而楚汉相争，最终刘邦战胜项羽，建立大汉。与出身世家的项羽相比，区区一亭长的刘邦，似乎更值得肯定。如果说“芒砀山斩蟒”是刘邦起事的开端，后来则经历了无数的挫败，而且大多面临敌强我弱的局面，甚至多次面临生命之虞，他却愈战愈败，愈败愈战，最终取得胜利。这期间，如果没有豪迈的精神支撑，他是难以成事的。其中，敢于赴鸿门宴也是他这种精神的突出表现。

刘邦是中国第一个“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的皇帝。但他卑劣粗俗，厌读诗书，儒墨不沾。他的贴身卫士与骊食其攀谈时说道：“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这无异于一个可恶顽童，哪里有一点政治家的影子？

书生陆贾多次劝刘邦多读诗书，而“高帝骂曰：乃公马上而得之（天下），安事诗书！”陆贾以挑战的口气质问刘邦：“于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对于“文采”，刘邦不是“略输”，可以说就没有。有人夸耀刘邦回归故里时的三句诗，除了反映他衣锦还乡、得意洋洋之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恐怕也是求人代笔的吧？

当刘邦、项羽对峙广武，项羽将刘邦之父（太公）扣为人质，并于阵前以烹杀太公相威胁，呼喊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竟如此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种不入人伦、玩世不恭、卑鄙无耻的回答，只有市井无赖才能做出，由此而传为千古笑柄。

二、武力与仁政并重

刘邦的政治才能，首先表现在武力与仁政并重。出生于农民家庭的刘邦，自小读书不多。他青年时期经历的战国时代是儒家学说衰退的时代。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华夏之后“焚书坑儒”的暴行，更使孔孟之道遭到沉重的打击，不仅儒家的思想，即便是儒生的性格，都受到社会的贬抑。孔孟所倡导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和谦恭礼让的风尚，逐渐让位于豁达粗犷和由情任性。当然，儒家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并未完全淡出，刘邦之相对的宽厚仁爱，便可见到某种熏陶。刘邦的思想性格，无疑打上了那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非莫辩、毁誉不定的时代的印记。

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之际，“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刘邦也对华夏达成一统感到欢欣鼓舞，对千古一帝嬴政表示钦佩崇敬，他进而担任了秦王朝的基层小吏——亭长。然而，以暴力征服天下的人却要以暴力治理天下，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繁杂的徭役、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罚，无情地把民众逼上绝路。“赤衣塞路，群盗满山”，怨声载道，人心思乱。终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海内豪杰一呼百应。在当时秦王朝还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举义者自然不得不以暴力对抗暴力，以武装消灭武装。当然，或者出于要对秦王朝造成某种震慑，或者出于某种由情任性，刘邦在西进关中的途中曾有两次过火的行为，那就是颍川和武关的屠城，这种攻陷城池之后不分男女老幼的全数杀戮，比之于项羽坑杀秦军降卒20万，在道义上来说应该说更为恶劣。然而，有关这方面的罪行，对项羽的抨击不绝于史，对刘邦的记载却鲜有所闻，这其中的道理大概就是“成王败寇”的思想观念吧。

不过，刘邦随后便领悟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这位原来轻蔑儒生、疏离孔孟的义军首领竟祭起了“仁政”这面儒家的大旗。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进入咸阳，后又还军灞上，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他的这一举动得到关中民众热烈支持，人们“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而刘邦则诚恳辞谢，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以至于汉王率3万军士前往南郑就国时，随从民众竟达数万。

刘邦西征而先入咸阳，以强大的军事暴力手段为基础而节节胜利，而“约法三章”则是弘扬儒家仁政，这两件事为刘邦后来迅速崛起并与项羽争夺天下积累了可观的政治资本。在整个军事、政治生涯中，刘邦采取了这种恩威并重，武力与仁政并重的方略，相对于项羽一味地冲锋陷阵、屠城掠地，这当然是一种聪明的有效的方略。这正是刘邦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至于刘邦登基后分封的异姓王纷纷反叛，当然不是仁政的过错，那是因为，一旦掌握了相当的实力，“面南称帝”毕竟有着巨大的诱惑。其实，刘邦后来分封的同姓王也未必靠得住，这为其后的“七国之乱”种下了祸根。不过，平定历次叛乱，刘邦依然采用恩威并重、双管齐下的方略。其实，刘邦抛弃秦代的郡县制而重新启用分封制，不啻为一种历史的倒退。

三、决策与纳谏并举

刘邦的政治才能，其次表现在决策与纳谏并举。他在“先天”因素上确实有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并不是说他是神明下凡，另有人说刘邦是其母与龙交媾所生，更是无稽之谈。其超越常人之处，表现在进行决策时倾听属下甚至陌生人的意见，并注意倾听不同的意见。他的所有重要决策，几乎都来自于属下的意见，因此，台湾学者柏杨说：“他几乎是一个没有意见的人。”

对于领袖人物，中国人通常的理解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发号施令，或者私下里面授机宜。他们往往站得高，看得远，给广大民众指示方向，而一般来说，民众是一帮没有意见的人。这样以来，领袖人物时时处处听取旁人意见，不仅难能可贵，简直有些反常。而生活在等级观念异常浓厚的封建社会初期的刘邦却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使今人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

刘邦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属下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断，进而下令实施。此类例证不胜枚举。仅以他听从张良的意见作出决策的例子为证，便知人们赞誉刘邦“从谏如流”并非妄言。当年刘邦急于夺取关中，便率军绕过宛城向西挺进。张良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拒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史记·高祖纪》）刘邦以为有理，便连夜率军折回，包围宛城并最终招降秦军。当刘邦大军进至武关准备发动攻击时，张良认为秦军不可轻视，并设下双管齐下之计。刘邦依计派郦食其和陆贾两位辩才前往游说秦军将领，并许诺重金，接着乘其不备发动突袭攻占武关。当刘邦被封为汉王，率军开赴南郑的路上，他又听从张良烧绝栈道之计，用以防备诸侯的袭扰，同时对项羽显示并无东归之意，以便养精蓄锐，伺机东山再起。当然，张良为刘邦所献的计谋，绝不止于以上几条。可以说，刘邦对张良，已经做到言听计从的地步。而在许多次群臣共议，各抒己见的情况下，刘邦经过分析判断，往往支持张良的意见。例如，在楚汉对峙的年月里，郦食其曾向刘邦建议，借鉴商汤和周武的做法，分封除秦之外的六国王室之后人，借以笼络人心。刘邦以为是个好主意。便着人刻制印玺，准备册封六国后裔。张良听到大为惊异，他借用正在吃饭的刘邦的筷子，在桌上画出天下大势，并陈述8条原因，指出如果采纳郦食其的谋略，可要万事俱休。刘邦听后，跳将起来“辍饭吐哺”，大骂郦食其：“竖儒！几败乃公事！”（《前汉书·高帝纪》）急令销毁已经刻好的印玺。

除了张良之外，刘邦还广泛听取其他谋士和将领的意见。例如在占领咸阳进入秦皇宫之后，他听取樊哙等人离开皇宫、还军灞上的建议。在楚汉对峙之时，他采纳了陈平的重金雇佣间谍，发动谣言攻势，离间西楚君臣感情的计谋，果然项羽逐去范增，等于为刘邦切除心腹大患。当刘邦扫平关中，攻占洛阳，举兵东进，讨伐项羽之时，他又听取新城小吏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哭临三日，并派遣使者遍告各地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史记·高祖纪》）这样，不仅自己出师有名，而且还争取各路诸侯参加讨伐项羽的战争。

成语有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刘邦也有偏听偏信的时候。例如，一些跟随刘邦多年的部属对陈平不满，便想落井下石，先给陈平送礼，再去诬告陈平受贿，以及三易其主，与嫂通奸等事。刘邦顿然起疑，便责备推荐陈平的魏无知。而魏无知则认为，自己所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人主所看重的也应是他的谋略，至于受贿等事，又有什么关系？刘邦又去责备陈平，陈平则说，关键在于，我的计谋若有所值，就请大王用我。若无所值，收受的金银仍在那里，就请大王没收，并准许我辞职。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刘邦真诚地向陈平道歉，并擢升他为护军中尉。刘邦不仅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而且当发现自己判断失误时，还勇于悔改，绝不文过饰非。这同历史上大多数帝王自认为永远正确而死不认错相比，可谓不可同日而语。

四、敬贤与猜忌并有

刘邦的人格还表现在敬贤与猜忌并有。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毫无例外地都有礼贤下士的美德。《三国演义》里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几乎成了华人世界有关敬贤用能的经典。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今天是这样，楚汉相争之时也是如此。刘邦最终取得胜利，这与他礼遇贤达，广罗人才分不开。刘邦原本轻视儒学，不过一旦遇到确有才学的儒生，他便马上抛弃偏见而真诚求教。例如刘邦率军路过高阳，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前来求见。当时刘邦正坐在榻上由两名女子侍奉洗脚，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欲诛无道秦，不宜踞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座（《前汉书·高帝纪》）。郦食其便讲述了刘邦从未听说过的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往事，并建议他收取粮秣充足的陈留。郦食其遂成为刘邦的职业外交官，经常代表刘邦出使各国。而一旦得知项羽营垒中韩信和陈平确有经天纬地之才，便不顾部属的反对，委以重任。刘邦在谈到自己之所以得天下，项羽之所以失天下的根本原因时，侃侃而谈：“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餽，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前汉书·高帝纪》）。这又是刘邦的可贵之处：决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被他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盖世之功，而自己的本事，只不过是“吾能用之”，这正是夺取天下的根本原因，而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用人，在于“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俗话说，疑人不用，疑人不用。刘邦与项羽相较，颇能用人，然而却也常常“疑人”，因而他也常常想到“防患”。被推为“三杰”之首的萧何，自从沛县起事便忠心耿耿地追随他，还不免被他猜疑并一度被投入大狱。而两次胜利之后两次剥夺韩信的兵权，更说明了刘邦的疑心之重。其实，韩信的最终反叛不能不说与刘邦的疑虑重重没有一点关系。当刘邦采纳陈平之计假游云梦，真捕韩信时，成为笼中之鸟的韩信不由得发出著名的悲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资治通鉴·淮阴侯传》）。彭越也是刘邦的一员“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的得力战将，在韩信被谋杀后，就因抱病不能随刘邦出兵邯郸而废、被放、被杀、甚至被剁成肉酱（见《史记·黥布列传》）。樊哙是刘邦的又一得力战将，当听说樊哙是吕后的同党，刘邦马上派陈平斩杀樊哙。

这种猜忌和诛杀，在刘邦称帝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叛：汉五年，临江王、燕王叛汉；汉七年，韩王信与匈奴合谋叛汉；汉八年，赵相贯高谋杀刘邦；汉十年赵相国造反；汉十一年赵相国余部在代地造反；汉十二年燕王谋反……这一系列的反叛使得刘邦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而他，用无数的鲜血和人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

这种凄惨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之后“火烧庆功楼”便是一例。甚至颇具革命色彩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之后，洪秀全也对当年共举义旗的战友颇不放心，加上其他因素，终于酿成了血流成河的内讧以至于太平天国的彻底败亡。君王总是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家天下”，那么，任何旁人哪怕不经意之间的偷窥以至于道听途说，也便成为大逆不道。因此，韩信的悲剧层出不穷。如果刘邦与项羽相比，历来都是褒扬前者，贬义后者。这是“成王败寇”的观念使然。其实，相对来说，刘邦是一个卑鄙者，项羽是一个高尚者。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著名诗人北岛富有哲理的诗句。的确，现实生活中往往如此：卑鄙者由于卑鄙而通行无阻，高尚者因为高尚而走向死途。

一个高尚的人，往往要付出代价以至于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因此，一些人，虽然明知高尚是美德，但却舍弃高尚，选择卑鄙。因为这样就能避免付出代价，并能获得实在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卑鄙者的原因。呜呼！人类毕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

历史上的帝王因为卑鄙手段而成功和因为卑鄙事件而受害的，恐怕不在少数。毛泽东在其诗词中着意提到的“唐宗宋祖”便是其例。唐太宗李世民自是一代英主，是他协助其父打下大唐的天下，是他开启了盛唐的大门，其丰功伟绩历代为人传诵。但是，他在亲自策划的“玄武门事件”中，射杀了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继而逼迫其父逊位，从而提前登基。在这一点上说，李世民不能不说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历史上对此人好评如潮，恐怕也是“成王败寇”和“为尊者讳”的思想观念在作怪。而宋太祖赵匡胤的被取而代之，大概可归因于其弟赵匡义所策划的“烛影斧声”事件。这个太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而这个太祖则成了受害者。有人评价唐宋两个朝代是所谓“脏唐烂宋”，不能说没有道理。

“成王败寇”思想观念的另一次表现，则是对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评价。历史上历来褒扬勾践而贬抑夫差。固然，勾践也确有大可褒扬之处，他被吴国打败之后，克己亲民，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终于击败吴国而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勾践忍辱负重的韧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前仆后继、永不言败的精神的永恒象征。然而，如果撇开“成王败寇”这种功利主义的评判标准，那么，可以说：勾践固然胜了，但胜得并不光彩；夫差诚然败了，却败得颇有尊严。

勾践的胜利，基本上是一种突破人类道德底线、撕毁社会公认规则而取得的胜利。在“槜李之战”中，面对强大的吴军，他竟然采取令人匪夷所思的“损招”：在阵前他让数百名囚徒排成三列当众自刎，并趁吴军将士目瞪口呆之际突发进攻，一举克敌。这种残忍而血腥的手段，大概只有卑鄙的小人才能使得出来吧？

孔夫子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其实是古代战争在“善后”问题上的公认准则。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大获全胜之后，并没有诛杀勾践，而是将其遣返越国继续为王。夫差后来的败亡，恰恰就在于其内心尚存的贵族精神和君子气质，这给自己留下了“一日纵敌，数世之患”的遗憾。而勾践胜利之后，并没有施行他的敌人当年对他那样的仁慈，而是果决地处理了夫差，并且处理了日后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文种。只有范蠡洞若观火，协助勾践灭吴之后便全身而退，做他的“商圣”去了。否则，与文种一样，他也会身首异处的。

当年勾践新败，在吴王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卑鄙模样，恐怕史无前例，也后无来者。当夫差病时，他竟口尝夫差粪便，煞有其事地说病要加重，果然加重；过些时日又尝，说病要减轻，果然减轻。这种事情恐怕亲生儿子也难以做到，勾践竟能做到，夫差怎会不被感动，于是恩准勾践返回越国，终致酿成大祸。吴王败亡的原因也在于其贵族精神和君子气质。

在中国历史上，君子斗不过小人、贵族斗不过无赖，可谓屡见不鲜。林冲斗不过衙内，项羽斗不过刘邦，可谓著名例证。80万禁军教头斗不过一个好色的“高干子弟”，世家出身的楚霸王斗不过一个街头的“泼皮”或曰“小混混儿”。结果是：林冲发配，项羽自刎，留下的只有愤懑与遗憾。

正是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当今的卑鄙者依然通行无阻，而且使得原本不少的高尚者逐一沦为卑鄙者。郑州黄河公路新桥建成之后，桥头收费站的全体人员集体贪污。原先或有一人两人不肯分赃，可谓高尚，但立即遭到其余人员群起而攻之，无奈之下不得不加入卑鄙者的行列。河南某市一位女干部因为不肯送礼而多年不被提拔，她的原先多位下属早已高居她的职位之上。经过多方开导，她终于拿着红包走进市长家门，不久，她果然升迁。其后，又有红包送去，果然官运亨通。而后，又有人给她献计：给市长送去的钱，怎样从下属那里捞回来。就这样，一个高尚者一步步走向了卑鄙。

怎样能使卑鄙者走向死途？

怎样能使高尚者通行无阻？

这是历史之问，也是今日之问。

统观汉刘邦，虽然他还不能超越历史的、阶级的和其他方面的种种局限，他还有太多的令人诟病之处，但是，他却能以容纳百川的恢弘胸襟，百折不挠的豪迈气魄，与他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既博得了后世人们的喝彩，又给他们留下许多深沉的思索。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