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小说 | 在中英街上狂奔

本文获深圳盐田主办“盐田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全国征文小说组三等奖，并收录于《盐田文艺》特刊。

在中英街上狂奔

程涵悦

沉沉的夜色覆盖在老物件的油垢上面，但它们的新奇别致还是引得银铃嫂一件件细细探究。她估摸着每一样东西当初在香港的售价，以及残旧后能在中英街卖出的价钱。每一次买卖就像一场赌博，如果差价令人满意，又可以解决不少令人头疼的问题，比如下周的米面粮油是否充足，孩子过年能否穿上新衣。

银铃嫂看到了那个发饰，虽然有一点岁月的痕迹，但是就像一朵永不枯萎的玫瑰，静静地在小摊的一角勾着她的目光。她猜想那是一个富家太太的珍藏，可犹豫了很久，自知终究没有缘分把它带走。

旁边的洋洋是银铃嫂最得力的助手。他记得东家大伯需要布匹，西边的翠姨叮嘱他帮自己淘一些香港的首饰。他几年前就已经学会克制自己望向玩具的目光。虽然只有八岁，但他已经像个老辣的商人，面无表情地用本金挑选在转手时最具有升值空间的“破烂”。

突然，洋洋看到了一个摆摊小孩手上戴的银镯，上面还系着银铃铛。他愣住了。

他出生的时候，父亲给他和母亲打了一对挂着银铃铛的银手镯。戴金银手镯是沙栏吓村这个三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的传统之一。之所以系上银铃铛是因为他母亲的名字。

他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他的时候，曾一度以为她和丈夫会一直在一起，接二连三地生下一个又一个的孩子。一方面是因为他父亲是个老实憨厚的庄稼汉，另一方面因为在古村里世代生活的人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村口的界碑和边防部队不是新中国和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界限，似乎更是他们世界的尽头。他们世代选择在这个古老的国家，以最古老的方式耕种，换取最古老的平静。

没有人知道他们离当时最传奇的城市之一只有一步之遥。

父亲的离开很突然，母亲似乎知道他去了哪里，但从来不告诉洋洋。印象中，他被母亲打得最惨的一次，是他在玩耍中把那个银手镯甩进了村里的古井。母亲用鞋底狠狠地抽他，对他吼，让他到井里去捡回来。是邻居大婶拉住了哭得歇斯底里的母亲，用他们家里最后的面替母子俩做了一顿中饭，劝他们把日子好好过下去。

朝阳渐渐明亮起来，洋洋还在盯着小孩银镯上可爱的铃铛。他想悄悄避开母亲，用所有的本金买下银镯，再撒谎说银镯找到了，本金弄丢了。母亲就算打他应该不会像弄丢银镯那次那样狠。

他还没有开口，那个小孩儿就瞥了他一眼：“到底买不买啊？我要收摊了！天亮了，巡逻的人要来了！”

在之后的几天里，杨洋的脑海中无法忘却那个孩子傲慢而不屑的口气，即使他是卖旧货的，但他是可望不可即的香港人，他的趾高气扬理所应当。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个孩子不要的东西，在这里能买出好价钱，而这些钱是是他们凉薄的生计中重要的支持之一。

“天光圩”在太阳刹那亮起来的时候仓皇地在人间蒸发了，彻底得好像从来没有人见过这被最严苛的法律限制的交易。

洋洋没来得及喊住那个匆匆回家的孩子。他决定明天再早一些来，找到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他，一定要买下这个戴铃铛的手镯，换母亲一个笑脸。虽然这个手镯与他原先那个并不完全相似，但是村里的老工匠已经去世，他的儿子也不知所踪，这是他唯一获得银手镯的机会，更何况上面还有罕有的铃铛。

他紧赶慢赶地回到中英街的摊位。不出所料，他们在“天光圩”里收来的连衣裙被一抢而空。卖货的间隙，他会望向狭窄的街道的另一边，想象着在星罗棋布的楼宇之间，有一个孩子，戴着银手镯，把头埋在虾蟹之间，呼吸的空气里只有香甜。朦胧之间，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错觉，似乎那个戴银镯的幸福孩子就是自己。

他留了一条真丝连衣裙带回家给母亲。这是一件卖不上好价格的衣服，不是因为破旧，是因为穿上之后坦露的皮肤太多。他在“天光圩”的摊头上看过一些海报，上边的女人的布料也很有限，但她们很美。或许穿得少的人会很美。他想让自己的母亲像海报上的人一样美。

母亲已经很多年没有穿过新衣服了，她甚至不曾拥有一条裙子。结婚时，她没有穿。父亲离开后，她似乎对于所有美的东西都失去了感受力。生活也剥夺了她穿裙子的资格，她顶替了父亲之前特意谋取的渔业队的位置，还要打理田地，污浊厚重的泥土和粗糙无情的风沙无声嘲笑着这个被遗弃的单身母亲妄图保留女性特质的荒诞想法。

母亲回来的时候又已是深夜了，她今天又去海边，在落潮时分捡了一些他人丢弃但尚未腐烂的鱼虾。海风的嫌腥味附着在她吸满了汗水、沾满了粘土的衣服上。

他刚想把那条裙子给母亲看，就响起了敲门声。进来的男人衣着也朴素，但眉宇间却有干部的神气。他想送给母亲几块鲜艳的布料，还有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母亲似乎是怕洋洋看见，没有伸手去接，催他早点回家。

男人说他今天来不只是为了送东西。村里要办一个丝花厂，和香港合资的，招女工，每个月都有钱拿。不过工作没日没夜，还要抛下土地，也不能再去渔业队。银铃嫂如果有兴趣自己可以帮忙把她弄进去。

银铃嫂不解地看着他，不明白什么是工厂，也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等不必风吹雨淋就能坐着拿钱的好事。但她还是拒绝了他，她不想让自己丈夫的孩子看到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说话。

洋洋看着那个男人带走了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盛宴和团圆。他没有问母亲他是谁，只是把裙子拿出来，递给母亲。

母亲把裙子抖开，震惊于它极简的线条。她在心里比划着自己黝黑粗壮的身躯与这条小资的裙子之间的关联。

但母亲没有穿，她又去厨房忙活了。两人填饱了肚子，不多时就瞌睡起来。朦胧间，他们似乎已经到了次日的“天光圩”的摊头前，开始了面无表情的挑选。

第二天，他逐一地搜寻着被琳琅满目的货品掩盖住的脸，但是再也找不到那张冷漠的脸和那挂着银铃铛的银手镯了。他陷入了难以言喻的恐惧和失望，似乎是彻底丢失了出生以来的回忆，又似乎是发现了这世界最难以逾越的阻隔。

他百无聊赖地翻看这那些货物，突然觉得它们缺乏了往日鲜活的灵魂。

母亲似乎也心不在焉。

母子两人提着只放了两三样小物件的箩筐迎着朝霞回到中英街的华界。

这天上午，母亲反常地离开了好几次，把摊位留给他看。每次的离开时间都很漫长。

洋洋等母亲的时候，忽而在想，母亲不会是跟着昨天来的那个男人走了吧。忽而又害怕起来，母亲不会像父亲那样不回来了吧，把他一个人留在恐怖的黑夜中。

这日晚饭的时候，母亲郑重地对他说：“以后晚饭你就自己弄着吃，吃饱了就自己睡觉。”

他听了这话，以为白天的猜想成真了，两行眼泪滚落了下来。那一刻他不再是白天那个锱铢必较的小摊主，他只是一个孩子。

母亲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哭，继续说：“我今天去打听过了，那个丝花厂赚的的确实多。我和隔壁大婶一起去，有个照应，也不怕被骗。”

洋洋这次才止住了泪。

和母亲的丝花厂一起开起来的，还有中英街华界沿街大大小小的店铺。沙栏吓村的农民们放下了锄头，凭着本能贩来各地的好物件卖。他们转瞬间从被最贫苦的人变成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最早被邀请到自由的土地，做自由的买卖，享受以自由的特权换来财富的人。

邻居大婶的丈夫常常打趣洋洋，你妈的工厂是香港人开的，将来你也要想办法去香港啊。

他本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有一天他想到父亲的时候，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去问那个香港老板，认不认识他的父亲，就是那个整个沙头角最擅长鱼灯舞的男人，他是全村的骄傲。

机会很快就来了。

他用不着去问香港老板了，他获得了光明正大去香港的机会。不是中英街另一边不可告人的狭小“天光圩”，而是无边无际的大香港。

起因是母亲的丝花厂里很多的工件做不完。他不再去“天光圩”，也不再去卖破烂小物件，而是从早到晚在家忙活这些母亲从工厂里抢回来的活。

母子两人的生活很快就滋润起来。母亲的皮肤远离了海风的鞭挞和日光的毒晒，渐渐泛白，但这白却不是娇生惯养的白皙，而是在密闭空间中操劳过度的苍白。母亲从不喊累，她总是边擦虚汗边数着到手的钱。他也总是颤颤巍巍地接过母亲的钱，去买些家里需要的米面粮油。

工厂老板也有发善心的时候，他让这些工人们跟着送货的车，去香港岛上看看。他就这样和他的母亲手搀着手，惶恐地来到了他父亲游了一夜也一定要去到的地方。

他看到了鳞次栉比的房屋，里面有一间住着他的父亲，有着关于他父亲的陌生故事，还有更为陌生的体温。

那一刻，晚霞撒在香港的土地上，如同汹涌涌而来的金币，也如同无数锋利的匕首刺向他脆弱的自尊。为了这片土地，他的亲生父亲抛弃了他和他的母亲。

回去以后，没事他就借故往丝花厂跑，似乎他奔向的是与父亲遇见的可能，是追逐财富的父亲的化身。

有一次，丝花厂拍员工合照，他去找母亲的时候不小心闯进了拍摄地。套着半新不旧的工装的他被摄影师吆喝着靠里站好，只以为他是面相青涩的小工人呢。

手里已经有了闲钱的他没事又去逛“天光圩”。这次他不再是神色紧张的小贩，似乎又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儿，他想去淘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他又遇见了那个戴银镯的小孩儿。这次他来卖的是那个银镯。他眼中的傲慢被悲伤覆盖，那银镯就像他的皮肉一样被迫被剥下来放在摊位上。空落落的手臂就像他无处安放的童年。

“你这银镯怎么卖？”几年了，记不清为多少小物件窘迫地讨价还价过，数不清手被多少丝花磨出血，他终于有机会和这个孩子说上一句话，以一个趾高气昂的顾客的身份。

“五块钱，纯银的，要你就拿去。”那孩子很是急切。

“我给你十块，我觉得它值。如果不是你，这些年我不会那么着急赚钱。我知道你现在需要钱。”那个为了一条破丝巾追了村里恶霸整条街的洋洋竟然多给了陌生人五块钱。

“谢谢你，谢谢！原来你们那边也有有钱的好人哪。”这个孩子眼里的戾气被抹去，生活逼着孩子也低眉顺目。

“前几年见到你，好像只是卖着玩。”洋洋感慨。

“前几年，家里有钱，爸爸不让我在家里闲着，一定要让我把家里的旧货拿出来卖，说是广东这里的人把它们也当宝。这几年父亲得了重病，母亲改嫁了，我想卖点钱给父亲看病。我什么都不会，只能卖妈妈不要的东西。”

洋洋在那一刹那懂得了什么是同病相怜。他和这个曾经给过他冷眼的孩子之间虽然横亘着界碑和大海，但是在那之上悠悠地升起了一轮明月。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接一点丝花厂的零工。可惜你在香港，实在不方便。”洋洋看着这个茫然无措的香港孩子，打心底里为他着急。

那孩子低下头，似乎在想着什么。他猛然抬起头，用一种近乎决绝的语气说：“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吧！我有机会了就去找你！”

洋洋没有料到他会这么爽快。他身上没有带纸，只有一张他母亲刚从丝花厂领回的照片。上面有戴着银镯，面色憔悴的母亲，还有那个穿着不合身的工装的自己。他在背面快速地画下了自己的位置，叮嘱他有机会就来找自己。

天快亮了，他问那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小乡，乡下的乡。”

洋洋回去后把银镯递给了母亲。母亲问他可是从古井里打捞上来的。没有等他回答，母亲又看了看，就激动地问他到底从哪里弄来的。

他不好再撒谎，老实交代是从一个香港孩子手里买来的。他等着母亲的眼光柔和下来。

可是母亲什么都没有说，呆呆地望着银手镯，一晚上什么话都没有说。

再次遇到小乡是在戏院门口。新建的戏院门上的漆散发着浓重的气味，和洋洋在香港闻到的那种一样。

洋洋和街上几个穿着新衣服的孩子刚看完一部新上映的香港电影。电影里面，有大房子，还有很多见也没见过的美食，以及他们见过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故事也让他们发疯地着迷。在看电影以前，他们以为能吃上馒头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日子。这是他们第三遍看了，比起住进大房子，用零花钱买一张电影票要简单的多。

洋洋刚看完电影就看到了衣服洁净鲜亮的小乡。迷迷糊糊地，他还以为小乡是刚才那部电影里走出的那个外星人，突然从禁区那端出现在这个只能以电影院与“香港”关联起来的朴素世界。

洋洋问：“你怎么来了？”

“砰！”

突然之间，一声巨响让所有人近乎失聪。滚滚而来的烟尘模糊了洋洋和小乡的脸。

“爆炸啦！”“救命啊！”“地震啦！”声音渐渐平息了，乡民们喊什么的都有。

极为寂静的几分钟之后街上塞满了来看究竟的人。

小乡和洋洋怯怯地，手牵着手往爆炸现场去。洋洋感觉到自己像是牵起了另一个星球的人，一起去看世界末日。

几家无人的店铺彻底被摧毁了，更为狼狈的是一架庞大但碎裂的飞机。

被惊动了的广东警察匆匆赶来，缚住了死里逃生、脑袋昏昏沉沉的飞行员。不远处，香港警察也在高声嚷嚷着，说这是香港人不能抓。

今天太奇特了，洋洋有生以来从未在广东的土地上看到香港的闯入者，但今天出现了两个，一个是不知为何能够前来的小乡。还有一个就是这架坠落的飞机。

洋洋和小乡站在废墟前，对嘈杂的人群置若罔闻。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他重复了这场灾难之前的那个问题。

“我爸爸的病好些了，他说现在老家发展起来，回来看看，用剩下的钱在这里开个店铺，总好过带着我在香港漂泊。”

洋洋邀请小乡到家里去玩。

还没推开门，洋洋就听到了里面没有去上班的母亲和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他以为又是上次来的那个领导模样的人。想拉着小乡到外面去玩。

但是小乡似乎听到了什么，推开门大喊一声：“爸爸！”

银铃嫂望着小乡错愕地张开了嘴巴，洋洋望着小乡的父亲愣在了原地。

汹涌的浪潮淹过了洋洋的思绪，这么多年的痛苦生活、命运的荒诞、与至亲重逢的狂喜把他淹没。

他盯着母亲的脸。母亲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对他说：“喊'爸爸’吧！”。

洋洋才迫不及待又极为缓慢地喊出了刚记事时喊过的那声“爸爸”。

小乡说：“原来你就是我的哥哥。”

那张母亲戴着银手镯，洋洋穿着旧工服的照片被悬挂在了墙上。据说父亲就是根据这张照片找到了丝花厂，找回了那个他曾经许诺要和她接二连三生孩子的女人。

洋洋的父亲回来后，和母亲开了一家进口皮鞋铺。听说连上海的一位高级领导穿的都是他们家的鞋。每天早晨，父亲母亲用麻袋装鞋来卖，晚上一家四口用麻袋去银行存钱。

那是洋洋一家的光辉岁月。

不过对于杨洋来说，童年最璀璨的，是父亲回到了客家古村的鱼灯舞队伍中。

灯光绚烂，条条“大鱼”都鲜艳美丽，整个古村落都焕发了新生，所有家庭都是相亲相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