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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700年左右这近2000年的历史当中，相继有四个地区进入了文明时代。西方的原生文明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代表，东方则以中国文明为代表。按照常用的文明判定标准，中国的文明出现时间在约3500年前商朝前后。对一个拥有上下5000年文化的国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偏晚的时间。中国在商朝之前，考古学上正处于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交替的时代，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有大量的城市出现，刚刚进入青铜时代的华夏先民们，早已创造出发达的玉石文化，并且有了自己的历法和礼乐制度，由此描绘出来的是一副文明很高的社会图景，除了文字，华夏文明俨然一副“优等生”的模样。  截止公元前1700年，东西方进入文明时代的四个地区示意图 此时，我们不禁要思考，本应该是优等生的华夏文明，怎会被文字拖后腿，变成了“偏科生”，是先商时期（商朝建立之前的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还是仅仅尚未发现？这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先商时期华夏文明的“成绩单”，了解一下她“偏科”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玉石文化玉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五六千年前，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以及稍后的石家河文化，都以高度发达的玉文化而闻名。在这个时期，玉器不单单是用来装饰了，已经渐渐与神权、军权甚至政权结合在了一起。如，红山文化玉器主要有两类，一是动物类，很有可能与部落崇拜或者图腾有关系；另一类为神器类或玉礼器类，有大量的玉璜、玉璧等礼仪用器，这些与龙山文化中盛行的玉璋，良渚文化中盛行的玉琮、玉钺等等，一起组成了华夏民族用以祭祀天地的用玉制度（玉礼仪）、三代（夏商周）以降的礼仪玉器，如六器，都是原始古玉中“法器”变化而来，几千年来几乎一直沿用，可见在先商时期的玉文化已经发达到相当的程度了。
 玉之六器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其雏形 中原地区，似乎给人一种玉文化面造诣不高的感觉，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原人只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专注于青铜文化了，精力没放在玉器上面，但玉器打磨技术还是一流的。以37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举例，已经掌握青铜文化的二里头人，有着比海岱和良渚地区更高超的玉器“片切割”和“线切割”技术。二里头时代较红山和良渚文化明显不同的是，出现了大量的有刃大型玉器，最大的有近60厘米长，而这种大型玉器在做片切割的时候，还能保持玉器的规整、光洁，并且线刻花纹、钻孔镶嵌和扉齿等装饰，这都需要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并且工具很难制造出来，有学者推断，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了先进的、可以连续转动的砣轮来加工玉器（许宏，《最早的中国》），使得二里头时代的琢玉水平达到相当精巧和细致的程度。  二里头大型玉璋，片切割技术高超 青铜文化青铜文化最早出现在6000年前的两河流域。我国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龙山时代，零星发现有用铜的痕迹，多为红铜或黄铜，有学者称此为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到龙山晚期-二里头时代中国正式进入青铜时代。中国虽然进入青铜时代较两河流域晚，但掌握青铜技艺的华夏民族，立刻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创造性，在中国之外的青铜文明，青铜器的制造多是用锻造法和失蜡法，但二里头文化独创了“复合范法”，即铸造青铜容器的时候，在陶器做成的内范和外范的空隙中注入铜汁，以此来“批量生产”一定形状的青铜器。  复合范法制造青铜器示意图 复合范法铸造青铜器先进而独创，即使在现在的农村，依然能看到用合范法来铸锅碗瓢盆的例子。甚至在现代工业生产也不乏用范的情形。这种将设计与铸造工艺融为一体的标准化青铜制作工艺，显示出了我国华夏先民们青铜制造中高超的控制和管理水平。  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出现在二里头遗址 城市建筑提到早期文明的建筑时，很多人都会觉得埃及5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巨大的金字塔，而中国却还是“茅草屋”。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埃及文明与中国文明早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古埃及文明是一个神权至上的文明，而中国文明则是王权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古埃及、两河流域等地修建高大的金字塔、富丽堂皇的神庙，都是服务于其神权统治的，他们的统治者都是通过宗教神话，并以金字塔、神庙等为舞台，表明自己神人合一。中原王朝则不同，从一开始就没有诞生能够于王权的相抗衡的神权，统治者自然不需要搭建这种超大规模的建筑以凸显自己王权神授。其次，无论西方的石质建筑，还是中国的夯土建筑，都是因地制宜、适应自然产生的，其中蕴含的政权组织形式、建筑文化并没有高低之分。  埃及金字塔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城址是南方的湖南的城头山遗址和北方的西山遗址。尤其是距今5300年的西山遗址，采用夯土版筑的建造技术，这种建造手法，从先秦乃至唐宋时代，一直被后世沿用，甚至到今天的农村，依然可见夯土版筑的土墙。城址在中国大规模的出现是在龙山时代，华夏大地遍地开花，并且形成了三大城址体系：中原地区以夯土版筑城为代表、南方以良渚为代表的水城体系、晋陕高原则是以石砌山城为代表。 到了二里头时代，出现了布局整齐严谨的宫殿系统。二里头遗址中的1号宫殿，面积达10000平方米、2号宫殿面积达4000平方米。据核算，仅仅1号宫殿的夯土量，需要1000个劳力连续工作200天才能完成（数据来源许宏，《最早的中国》，第89-95页）。在人口并不是很多的4000年前，如此的用工量已经是相当巨大了，如此兴师动众的“大兴土木”，已经不是简单的生存需求问题了，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国家行为。这些都表明，此时的中国已经形成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了，与后世的王朝别无二致。  二里头宫殿区大型夯土遗址 天文历法从上面的城市建筑、青铜器和玉石制造三个方面来看，华夏文明的“硬件配置”，完全算得上的“优等生”了。那么华夏文明的软件配置能否匹配其硬件呢，我们先看天文历法。无论是埃及文明、两河文明还是后来的玛雅文明，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历法体系。天文历法不仅能指导生产，还可以服务于统治政权，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有关于羲和、羲仲在河洛地区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时的传说了。被后世整理的《夏小正》，就相传是夏朝的历法，说明中国很早就有了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天文学和历法早就很发达。而考古资料显示，天文历法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其雏形，在6000多年前的西水坡遗址的大墓中，出现了贝壳摆出的“青龙白虎”图案，就被认为是和星象、星宿等密切相关。2002-2003年，考古学者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道由11个夯土柱组成的半圆形柱列遗址，发掘者推测上层台基夯土柱缝的主要功能之一可能是观象授时，天文专家则倾向于这就是一处史前观象遗迹。（《专家论证陶寺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该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会末期，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近500年。
 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遗址 礼乐制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有祭祀和维持强大的军力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而祭祀和征伐都需要完整的礼乐文明来支撑或辅助。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萌芽于新石器时代，在其后的商周时期发展完备，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无乐不成礼，礼和乐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早在7000-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就出土了七孔骨笛；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用猫头鹰翅骨做成的五孔骨笛；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发现过两孔的骨笛（《贾湖骨笛》）；到了龙山时代，鼍鼓（用鳄鱼皮做的鼓）、石磬、陶埙、铜铃等打击乐器密集的被发掘出来，证明这个时候的礼乐已经被相当程度的重视起来了。  贾湖骨笛 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合范技术生产青铜礼器的族群，成为了中原大地礼乐文化的代表者。在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中，就发现了成组的青铜礼器群，这些礼器群以酒器为中心 ，因为在古代“礼（繁体字为：禮）”字本意就是以“醴（甜酒的意思）”举行的仪式。所以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代的礼，可以说是以酒礼为核心。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有成组的陶酒器（尊、爵、鬶、盉、觚等）和青铜酒器（青铜爵、鼎、鬶等）发现，这表明至少在二里头时代，就已经具备有复杂的饮酒礼仪了。 此外，昭示等级的大型玉器如牙璋、玉钺和玉刀等也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这表明用于维持王权的礼乐制度或已大体完备。著名学者孙庆伟先生就认为，4000年前左右，具有象征意义的牙璋在九州范围内大面积出现，很可能标志着夏朝的建立。牙璋就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玄圭，它与夏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玉璋在4000前大规模出现在九州范围内 青铜礼器群、大型玉器群出现仅仅在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出现，其他地区很少见。象征社会等级的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集中于二里头遗址，反映了二里头都邑核心化程度急剧增强的趋势，表明了此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来配套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早期的国家组织形式大体完备。  牙璋是重要的礼器 文字载体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距今7000-9000年的贾湖遗址中，就已经在出土的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发现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了，这些刻划符号的绝对年代大大早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复杂刻划的年代，虽然这还算不上是文字，但也为我国文字起源的绝对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也出现了陶文（如下图），字符虽然不多，但已经具有清晰的指代意义了，很明显代表着日出。再之后的陶寺文化，出现的陶文已经很接近甲骨文中的字型了，有学者释读为“文尧”（何努观点）或“文邑”（冯时观点）。数年前在陶寺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 贾湖、二里头和大汶口文化的刻符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陶文，如在洛阳皂角树村出土的陶文，很明显表达的是一个“车”字（上图左下）。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数十个陶文，可惜的是由于样本太少，还无法认定为成熟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贾湖、大汶口、陶寺还是二里头发现的刻划符号，都是在陶器和骨器上，由此设想一下，是否是当时流行的文字载体是木头、竹子甚至帛类等易腐烂的有机质，导致我们还未被发现，也未可知。 详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暗示：夏朝习惯用的文字载体或许已经不见了 文字载体变迁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在历史学中的商朝到来之前，最晚到二里头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等级分化明显、社会组织方式复杂的政治实体。彼时华夏文明玉石文化炉火纯青，青铜文明也极具特色，城市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礼乐制度也初具雏形，除了未有发现系统的文字，与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比较起来，华夏文明文化极具特色并且原创性很高，完全够得上的文明的标准了。成绩如此优秀的华夏文明，是“偏科生”的概率不大。很多学者觉得，以彼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当时没有文字的可能性不大，当时的文字可能是少数人掌握和控制，使用范围较小，只是成篇的文字还没有被发现而已。 参考文献《尚书》、《史记》、《周礼》 《专家论证陶寺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王晓毅，《中国文物报》2004 年12 月31 日第七版 《贾湖骨笛》，霍锟，李宏，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最早的中国》，许宏，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孙庆伟，三联书店，201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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