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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确诊艾滋至今大概已经十年了，那一年我正在读初一，应该是12岁的样子。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我发着烧躺在客厅的沙发里难以入睡，因为扁桃体发炎所带来的咳嗽，外加隐隐约约的不安感让我辗转反侧。因为那时候家里是两室一厅的住宅，爸妈睡主卧，姐姐睡次卧，我就睡在沙发上。我在半睡半醒间，突然听见妈妈吼了一声，然后就是被压抑过的啜泣声从主卧传到客厅。 那种感觉让我非常恐惧，我似乎能知道家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我没敢敲父母的门，而是起床开了灯，坐在沙发上。姐姐可能也听到父母房间传来的动静，从房间走出来，一脸愕然地对我说，爸妈好像都在哭。姐姐比我大两岁，我们坐在一起，心如沉石地听着父母亲在房间哭泣，声音由小渐大，直到歇斯底里。后来，我听见爸爸跟妈妈讲：“你小声一点，两个孩子在睡觉，你这样会惊吓到他们的。” 那天晚上我和姐姐已经猜到爸妈的伤心欲绝与我有关，只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咳得更厉害了，我就躺在沙发上，眯着眼睛，看着客厅头顶那盏发黄的灯，头一次在那个年纪觉得心里很累很累。于是我闭上眼睛，躺在姐姐的身旁，浅浅入睡，等待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家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我看见父母一脸愁容，眼睛红肿。亲戚朋友围在一起大概说了一下我的情况，他们纷纷在安慰我父母，可说着说着，妈妈又开始哭了起来。我和姐姐一看妈妈哭了，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流。我那坚强的爸爸一开始还强忍眼泪，叫我们别哭，可说着说着他也号啕大哭。唉，这大概是我们一家四口最难过最难过的日子了。 后来，一家人去了防疫站做了抽血检查，庆幸的是，爸妈和姐姐都没有被感染。只有我一个人被感染，更不幸的是还同时染上了丙肝。我们至今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感染的，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得活下去。 为了治病，爸爸带着我，拿着退学申请书跑去找学校签字，老师见我要退学，都感到很诧异。爸爸在办公室和他们交谈了很久，他出来后在学校门口的树下抽了整整一包烟，爸爸一直对我说，每一个老师都舍不得你走，说你读书很好，以后能上重点高中。说到这里，爸爸又哭了。 我大概永远也当不了父亲，但我能理解他作为父亲的无能为力。那个在学校楼道里为我跑来跑去的清瘦身影，和泛着氤氲热气的午后，令我一生难忘…… 一口气读完，正好有几个十来岁的孩子背着书包风一样掠过窗外，无忧无虑的他们不知道在某个街巷某个村庄的某个角落，有一些同龄的孩子，放下书包，要一生以续命为要务。 人间不值得！一个12岁孩子以自己有限的认知，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世界忽然坍塌，然后被命运卷入漫无止境的幽暗邃道，这便是无妄之灾吧！ 这篇网文发表于几年前，至于他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是否依然安好，未来去向何处？谁也无从知道，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而是命运的错。 后来，有个朋友对我说，她在上海街头曾遇见一个戴着眼镜的小青年，他举着一块牌子：“我是一个艾滋病患者，您愿意给我一个拥抱吗？”人来人往，有人围观有人拍照，但最后都纷纷绕行。朋友走过去，给了他一个拥抱，什么也没说。朋友说，我明显能感觉到他哭了。 我想，说不准这个小青年就是那个写自述的男孩呢！十年以后的他在霓虹闪烁的都市默默活着，背着一生的负累，上班下班，也期待神药出世。 并非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有过错，因为母婴传播或抽血导致的感染病症比比皆是，不过，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惩罚却从来不曾减轻分毫。在中原某村落，有一个因为母婴感染艾滋的小女孩，长到初懂世事时问她奶奶：“为什么我这么小就要死了？”奶奶无语凝噎，世界无言以对。 我国有105万名艾滋病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在努力活着，并奢望幸福。我想起，郭富城与章子怡主演的《最爱》里有句台词：“我们结婚吧，趁活着。”这句台词，用尽力气。 因为偏见和恐惧，这个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以良知和善意，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中国有一所艾滋病患者学校，校长郭小平曾荣获“2017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称号，他的善举就是收养那些无人照看的艾滋儿童，郭小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圈养”艾滋儿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被接纳，只好“圈养”。 郭小平每一年春节都是和艾滋病孤儿一起过的，他说：“千家万户都在挂灯笼贴对联，把这几个人放在那里我不忍心。”说完，他就泪如雨。 今天，幸好还有一个日子，提醒我们要像郭小平一样，勿忘他们的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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