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央急电山东省委，务必找到“OX”，尽快安排他来北京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已经解放的地区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经历战乱的山东省更是百废待兴。

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和他的班子也正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正在此时山东省委班子却接到中央一封急电，在电报中，中央请山东有关方面代为查询当年草岚子监狱里一名为代号“OX”的看守，由于时间久远，只知道此人名叫牛宝正，是山东人。

山东省委的同志们每天日理万机的工作，要处理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中央竟然此时来一封电报，让在山东省内找一个只知道姓名的人，那不是大海捞针嘛？

山东省委书记舒同

但是电报中的语气又显得这个任务特别重要，而且特意说明，如果牛宝正健在的话就立刻安排他进京，如果有家眷的话，也一块安排进京。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需要中央层面发出这样一封电报给省委全省去找？

山东省委不敢怠慢，手头的工作再忙，也要完成这个任务，省委省政府雷厉风行，很快把消息发放到党政军各级机关中，询问是否有同志认识一位叫牛宝正的人。

很快，一个原来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向组织提供信息说，自己以前接触过一个叫牛宝正的人，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

这是一条相当宝贵的线索，1950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一纸公文下到了无棣县当时所属的垦利地委（今山东滨州），让他们进行调查。

垦利地委得知这是中央下达给省委的任务，现在此人就在他们辖区，自然对此非常重视，无棣县县委书记张雨村看过省委来函后，立即批示，由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延津、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负责办理此事。

张雨村对具体经办此事的张学德交待三条：一条是寻找范围在城关；第二条是查寻时间要抓紧；第三条是找到其人，考察无误，尽早安排他赴北京。

这里面一条是线索，一条是期限，还有一条是要进行考察，千万别搞错了，如此短时间内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山东滨州老照片

张学德接到任务后，第一时间赶到县委机关，向城管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打听，是否认识或者听过一个叫牛宝正的人。

按理来说，这个名字比较好记，只要听过的话，都会想起来了，张学德满心期待某个同志说一句：“我知道！”

结果却是，大家都摇头表示不认识，没听过。

出师未捷，没有得到任何线索的张学德并没有气馁，转身骑着自行车直奔城关，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只要这个“OX”牛宝正在城关，那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

到了城关后，也是一顿打听，大家还是表示不认识，于是他向乡村基层干部们发布了“寻人启事”，让大家帮忙打听，各自村里有无一个叫牛宝正的人。

当时虽然还没有户口，但是基层干部们对村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当时已经在解放的城市中，要求国民党特务、宪兵等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登记。

张学德的“寻人启事”发布不久，就有干部向张学德反映说，县城东关有一个正在接受管制的人员就叫牛宝正。

张学德听说后心中一阵激动，立即赶赴城关公安分局，找到局长张权温，向他了解牛宝正这个人。

张权温证实牛宝正是东关人，并介绍此人历史复杂，早年在本县干过警察队长，在外地当过国民党监狱的看守班长，现属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

张学德以为中央要他找的这个人是一个代号“OX”的特工，没想到却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甚至认为是自己找错了，中央怎么可能会去找一个“反革命分子”呢？

张学德又查阅了敌伪档案，在繁杂的案卷中，都没有发现这个牛宝正和我党有过何种关系，到底是中央搞错了，还是自己搞错了？张学德心生疑虑。

为了慎重起见，张学德还是决定要和这个牛宝正见一面，探探他的底，总算不枉此行。

直接开诚布公地谈肯定不行，张学德就以审查人员的名义，跟牛宝正谈，一次不行就两次，重点了解他的历史，看是否与我党有过联系。

不谈不知道，一谈吓一跳，在交谈中，张学德得知，原来牛宝正在北平国民党监狱当看守班长期间，曾帮助在押的中共地下党做过不少事，为此还差点被国民党当局枪毙。

从牛宝正的话中，张学德了解了一段看似平淡无奇却又惊天动地的历史。

牛宝正所说的监狱就是草岚子监狱，地址在现在北京市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在1931年9月，国民党政府为关押北平、天津两地抓捕的共产党人，将这里作为临时看守所，在1932年3月还改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不过人们一直俗称这里是“草岚子监狱”。

别看这样一个小小的临时看守所，里面关押的可都是一些大人物，因为当时国民党接连破获中共北平、天津市委的地下党组织，抓捕了包括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巡视员胡锡奎和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地下党员。这里一下子关押了几十名共产党。

因为殷鉴职务最高，在大家被关进草岚子监狱后不久，就成立了以殷鉴为支部书记的狱中党支部，他们决心“扛着红旗出狱”，团结、带领同志们在狱中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

当时的北平毕竟是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对共产党的管理还不算特别严厉，等到1933年何应钦到北平后，开始不断加强对“政治犯”的审查，每天放风的次数短了，时间也短了，还不许大家看书看报纸，时常搞突击检查。

在这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为了提高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狱中党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要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

为此，监狱中成立了由杨献珍负责的学委会，订立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和详细的学习计划，大家一致认为，为保证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并且能够顺利开展斗争，必须要积极开展对监狱监管人员，特别是对“OX”的争取。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OX”的含义，为了和敌人斗争，支部的同志按照英文的发音，分别给监狱看守管理人员起了英文代号。

牛宝正按英文“牛”的发音，给他起名为“OX ”，如果翻译成中文，就叫“欧克司尹”，只要一说“Ox”，大家就知道是牛宝正。

监狱的看守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争取牛宝正这个人呢？

从牛宝正的履历来看，他也是一个劳苦大众出身，年幼时因家里穷，没有读过多少书，就当了兵，打算混口饭吃，在军阀混战中，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取得胜利，牛宝正复员回了家，结果那几年兵荒马乱的，在家种地根本养不了家，于是牛宝正就和朋友到北平谋事，1931年托朋友好不容易在草岚子监狱混个差事。

旧社会时期的监狱看管也算一个肥差，经常能赚取点外快，但是在草岚子监狱却一点油水也捞不到，无他，因为这里关押的都是共产党，大家都没有钱，根本就没有人收买他们。

所以，牛宝正在监狱当看守期间，也就勉强混个温饱，而牛宝正跟别的看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同情共产党人，他知道共产党是在为穷苦大众闹革命，而他不就是那个穷人吗？

有一次，牛宝正收到山东老家寄来的信，其实不用打开信他就知道，又是来要钱的，当他打开信后，得知老母亲病重，再无钱医治就来不及了，这让牛宝正十分焦急。

他想回信跟家里人说明情况，但是自己又不会写字，让别的看守写的话，他又害怕别人嘲笑他家里穷。

杨献珍

平日里，牛宝正跟犯人们相处得很好，很多共产党员都有文化，他认为杨献珍一定会写字，就拿着纸和笔到杨献珍的牢房中，请他代笔给家里写封信。

他来读，杨献珍来写，在写信的过程中，杨献珍得知牛宝正的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家里有一个年过70岁的老母亲生了大病，需要钱，而牛宝正却难以满足母亲的需要，无法拿出那么多的钱，他回信让母亲坚持下去，他想尽办法给筹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他说明牛宝正是一个穷人，而且良心未泯，杨献珍很快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狱中党支部。

狱中党支部指示杨献珍，要细心做好争取牛宝正的工作，既要在思想上给予开导，又要在经济上给予帮助。

因为杨献珍给牛宝正写信这件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此后，每当牛宝正值勤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在一起搭话，谈心。

杨献珍称赞牛宝正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希望他的母亲能够早日康复，并偷偷把自己仅有的钱塞到了牛宝正的手中，嘱咐他钱不多，表示一份心意。

牛宝正没有想到杨献珍竟然如此讲义气，特别感动，随后就把杨献珍当兄弟对待。

牛宝正

杨献珍有一次跟牛宝正说：“兄弟是个读书人，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读读报，但进来已几个月了，既看不到书，又看不着报，心里实在憋闷得慌，希望牛班长在方便的时候，能帮忙买点书报看看，兄弟一定重谢。”

意思就是让牛宝正帮着搞点进步报纸和书刊。

牛宝正又不傻，他当然知道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别说在监狱外面看这些东西会不抓，更别提在监狱中了，一旦被发现，他的小命可能就没了。

但是牛宝正想到杨献珍与他萍水相逢就慷慨相助，于是表示愿意帮杨献珍这个忙。

只是要求杨献珍一定不要走漏风声，否则他的小命就没有了，从此，牛宝正便时常为杨献珍购买一些进步报刊，然后偷偷拿到监狱中来。

在监狱中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还能够有新的革命书籍送进来，监狱真的成了“党校”，在杨献珍的教导下，同志们很快的丰富了理论知识，对革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对于狱中的共产党人不屈斗争的情况，牛宝正都看在眼里，他的思想也开始逐渐发现变化，因为他太佩服这些共产党了，他经常耳闻目睹当局对共产党人的审讯，共产党人那种大义凛然，使得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慢慢地，牛宝正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在杨献珍等人的争取下，牛宝正答应为党组织办事，开始为狱中党组织传递情报，并且利用职务之便，给“囚犯”各方面照顾。

曾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安子文

估计就连国民党当局都想不到，每月的探视日时，狱外的地下党组织会派人伪装探监进入草岚子监狱，同殷鉴等共产党员进行联系。

在这里，牛宝正的掩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时，他还在晚上让妻子或者儿子乘车去东四十条、鼓楼大街、皇城根、翠花胡同等联系点送取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牛宝正很快也得到狱外党组织的信任，通过秘密联系，狱外党组织常常将一些秘密文件交给他带入草岚子监狱。

监狱中的同志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更加充满了斗争意志。

很快，国民党当局通过情报怀疑，狱中的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重点怀疑对象有18个人。

为了把狱中党组织给挖出来，敌人特别调来一个宪兵班进驻到草岚子监狱，对“政治犯”进行审查和监视。

本来国民党当局是打算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打狱中同志一个措手不及，然而还没来得及行动，牛宝正就已经把消息告诉了狱中党组织的同志，使得狱中的同志能够快速组织起来，反对敌人的审查。

1933年，敌人开始在狱中进行第一次反省大审查，这次审查是谈话式的，简单来说就是提出家庭关系、个人前途、政治立场等问题，旁敲侧击、威逼利诱，让大家承认错误，揭发检举。

然而大家早有准备，都以“我们抗日有理，爱国无罪，我们无过可悔，无省可反！”

狱中地下党支部一班斗争骨干坚定地拒绝“反省”，给狱友们树立了榜样。在他们带领下，取得了狱中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1934年冬天，牛宝正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又向狱中地下党提供了敌人要进行第二次审查的消息，为狱中地下党的斗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很快，敌人又组织了第三次大审查，都没有取得成果，原因就是一方面同志们的思想水平早已提高到不惧怕任何威逼利诱的阶段了，另一方面则是牛宝正的提前通风报信让大家都有了准备。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变着法地折磨共产党人，1934年冬天的时候，正是北平最冷的时候，敌人不给生炉子，让大家受冻，不仅如此，还不断降低伙食标准，使得同志们开始生病。

在这样的情况下，狱中党支部开始发动大家集体绝食进行抗争，因为大家很团结，所有的同志七天七夜都没有吃饭，敌人开始沉不住气了，这要是都给饿死了，他们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牛宝正对狱中同志最大的贡献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积极配合狱外党组织对在押的同志进行营救。

1936年，全国抗日浪潮空前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组织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解决党员干部缺乏问题，认为被监禁在草岚子监狱的几十名党员，是久经考验的骨干同志，党组织有必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营救他们出狱。

中共北方局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党中央也很重视，经中央研究予以批准，同意他们用假自首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

于是，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便通过牛宝正向狱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要求狱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

然而当牛宝正把党中央的指示带到监狱中时，狱中地下党支部的同志们认为这是敌人搞得圈套，绝对不予执行。

因为我们的党组织是有着严格的纪律的，被抓之后绝对不能自首，一旦自首就是变节，让被捕党员“假自首”在之前是绝对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所以他们绝不“自首”。

这封信就这样搁置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中共北方局的同志又写了第二封信，在信中解释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地代表组织做出了出狱指示。

狱中党组织接到第二封信后，才相信，这不是敌人的圈套，而是党组织为了营救他们，不惜为他们破例。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分化瓦解，笼络人心，规定在狱中服刑期已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反共启事》，就可获释出狱。

实际上，如果想要出狱，他们早就可以登报出狱，但是党性要求他们不能这样做，如果今天他们这样做了，那么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模仿，那又如何解释得清楚呢？

狱中党组织成员进行讨论后认为，由杨献珍用外文写信给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了他们的想法，那就是他们“不同意登报出狱”的意见。

狱中党组织的意见通过牛宝正转送到北方局，北方局在转呈中央批示后，又发出了第三封信，并将中央的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附在信中。

直到这时，大家才相信这时组织的决定，他们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决定出狱，这也是谨慎的表现。

尽管国民党当局有政策，只有刊登《反共启事》就可出狱，但是狱中六十多人，之前几年没有一个登报出狱的，这一下子一窝蜂地登报，肯定会被敌人怀疑，因此，狱中党组织决定分批出狱。

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9名同志第一批获释；

1936年9月22日，赵林、冯乐进等21名同志也出了狱。

就这样，前后61名同志按照“假自首”的策略出狱，出狱后，大家就分散开来，以免被国民党当局再抓回去。

在这个过程中，牛宝正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已经成为狱中党组织与狱外联系的联络渠道，为大家的顺利出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牛宝正却因为同政治犯交往过于频繁，被监狱当局怀疑，在狱中的地下党全部被营救出狱之际，国民党当局以“共党案”将牛宝正逮捕，直接拷上铁镣。

国民党当局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通过严刑拷打牛宝正，抓到他通共的嫌疑，那边就可以判定被放的共产党是“假自首”，这样他们又可以把他们都抓出来。

为此，他们对牛宝正采取了严刑逼供，要他吐露实情，只要他肯交待出来，荣华富贵任他享受，而如果他不交待的话，只有要了他的命。

牛宝正十分害怕，他也在想，家里还有生病的老母亲需要养活，而自己又不是共产党员，犯不着为他们搭上自己的姓名。

但是牛宝正想到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员都是对中国革命拥有重大价值的人，和他们比自己，自己一文不值，所以，无论国民党当局如何严刑拷打，他都没有出卖他在狱中的那些朋友。

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准备判处他极刑，本来牛宝正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危急关头，中共北平地下党及时对牛宝正展开营救，帮助他逃出了北平，随后，党组织又将其家属秘密护送出城。

本来是萍水相逢，牛宝正却与狱中的共产党员建立了生死之交，在逃离北平后，牛宝正举家返回山东老家，一边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另一边照顾自己的老母亲，担心身份暴露，牛宝正从来不提这段历史，再加上抗战爆发，他也就和中共党组织中断了联系。

全国解放后，各地都展开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由于牛宝根曾经当过国民党的警察队长和监狱看守班长，按照这段历史，县里边将其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对其进行管制。

其实，只要他证明自己在担任监狱看守时为党组织做过贡献的历史，就可以摆脱管制，然而如何证明是一件事，过去的那些人，他早就找不到了，就这样，他从未跟别人说起这段历史。

直到山东省委派张学德来找“OX”，张学德通过审讯牛宝正，基本断定，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中央要找的“OX”。

张学德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查访结果汇报给了张雨村等领导，张雨村等领导认为，这件事影响很大，一定要确保牛宝正的身份和经历是真的，如果弄错了，把一个历史反革命当作功臣送到北京，那可就不是开玩笑了。

为慎重起见，县委和公安部队迅速对牛宝正的邻居和家属做了进一步的查访，证实了牛宝正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担任过看守班长的经历后。

又跟牛宝正核实了关在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牛宝正是否认识，进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却出现了大问题，张学德问牛宝正是否认识“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名时，牛宝正回答说，一个都不认识。

让他回忆起狱中地下党员的名字时，他只说出了“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由于印象深刻，过去了十几年，牛宝正还能想起他们的体貌特征。

这就让张学德陷入到困惑当中，从经历上来说，牛宝正肯定就是“OX”，但是人名这样的关键信息又对不上。

安子文

这时县委等领导经过研究认为，牛宝正没有说错，当时在白区工作的很多同志都是用化名的。

经过调查，原来“徐子文、刘华甫”分别是安子文和刘澜涛当时使用的化名，并且牛宝正提供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体貌特征也基本符合实际。

至此，无棣县委和垦利地委对牛宝正的身份终于确定无误。

在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后，张学德十分兴奋，把安子文和刘澜涛已经是新中国重要功臣的事情告诉了牛宝正。

牛宝正惊喜异常，连说“想不到”，他哪里会想到，自己当初舍命换来的共产党员竟然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看来他当初宁死不招的决定是对的。

更让牛宝正没有想到的是，张学德接着宣布对他解除管制，并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即安排他进京时，他立刻潸然泪下，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到自己就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远远不如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勇敢，然而那些共产党朋友却都没有忘记他。

在感动之余，牛宝正却告诉张学德，自己不能去北京。

张学德询问原因，牛宝正表示自己对党没有大功，没资格到北京去享福，还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搞水利，也很难去北京。

县委让牛宝正放心，让他先行到北京去与那些“老朋友”相聚，家属由县委安排，在后面动身，于是牛宝正才上路了。

到了北京后，牛宝正受到了刘澜涛、杨献珍等领导同志的分别接见，并被安置到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正是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并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

杨献珍

除了给他破格安排工作外，党组织还破格给他的儿子牛建中安排了一份工作，这让牛宝正十分感激，他知道共产党人很少搞特殊化，但是为了他，政府连续搞了两次“特殊”。

所有的“特殊”对于他这个“白皮红心”的看守来说都是应该的，因为他为党组织做了太多的贡献。

遗憾的是，当时牛宝正年龄已经很高，1954年11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8岁。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大家都不会忘记曾经有一个代号为“OX”的党外人士，曾帮了我们的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