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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纂的资政巨著，概括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这部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我们从哪里学起？就从《群书治要》学起。这是用时少而获益多的一种途径。 我们这次学习采用的是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选编的《群书治要三六〇》（第一册）（以下简称《群书治要三六〇》）。《群书治要》的“群”是一个形声字，从“羊”，“君”声，本意作“辈”字解，乃同类相聚时之称。羊性好群，故“群”从羊。在这里“群”作形容词，是众的意思。这个“治”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群书治要》就是把群书当中有关修齐治平的道理、精华概括出来。我们读了这部书，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方法，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学习《群书治要》的意义 领导干部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成为卓越领导最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能力；如何掌握领导艺术和方法；如何观人、选人、用人；治理好一个国家、管理好一个企业、带好一个团队的关键是什么；如何使道德教育深入人心且行之有效；如何反腐倡廉，才能够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等等。 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才更加顺畅；如何趋吉避凶；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人生应当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里也包括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如何改变命运，转祸为福；如何做到俯仰无愧，君子坦荡荡；如何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如何经营幸福美满的家庭。 《群书治要》的编纂起因 《群书治要三六〇》正文开始之前，有一篇序言。序言简要详明，介绍了《群书治要》一书的编纂起因、历史贡献、流通过程、学习方法和当代价值。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唐太宗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出生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两条龙戏于门外，三天才离开。唐太宗在四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来拜见高祖，并且对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看到唐太宗之后，称赞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龙凤，是古代对天子的称呼。“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意思是说他以后是真龙天子，可以当皇帝的。后来就采用济世安民之意作为他的名，取名为李世民。 唐太宗于公元626年即位，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称赞他是“千古一帝”。唐太宗以能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力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贞观盛世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当时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物产丰富。根据史书的记载，贞观六年、七年风调雨顺，连续丰收，人们走到山东的一些地方，可以不用带多少粮食，直接在路上就能买到。在山东的村子里，村民遇见路过的客人，一定会很丰盛地招待他们，有时候还会赠送给客人粮食，这是古时候从来没有过的。到了贞观八年、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连续丰收。结果怎么样？粮价从每斗米一匹绢，跌至每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每斗米二三钱，可见当时的粮食丰收、物产丰富的局面。 其次，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到了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死刑犯虽然增至二百九十人，但是这一年年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代都是在秋天行刑，这是顺着时节的变化来治理国家。结果第二年九月的时候，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来，没有一人逃跑。那时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没有怨气，所以社会秩序非常好。 第三，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可能也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王朝，因为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些成就的取得，和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并且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腐败密不可分。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说明，能够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易从，而且快速。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的时候，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的动乱之后更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容易满足一样的道理。” 唐太宗说：“贤明之人治理好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论语》中也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所以，唐太宗认为，要恢复太平，即使是贤明的人来治理，也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魏徵却说：“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的身上。如果是贤明之人来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像响之应声那样响应迅速。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地推行下去。一年就能够见成效，看来也并非难事。如果说要三年成功，才该说已经太晚了。” 唐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封德彝等其他大臣却对唐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什么都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所说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 魏徵听了之后，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他们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也就是说，百姓还是同样的百姓，但他们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而已。看古书上的记载就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乱得很厉害，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就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王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了，但是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王专干荒淫无道之事，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了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在位的时候，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这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一样了，还能实行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但是他们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 幸好魏徵博览群书，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得非常透彻，他能够引经据典，让这些大臣没话说。唐太宗确实是一代明君，明君就明智在这里，他能够辨得清是非、善恶、美丑。唐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 唐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并不能搞帝道、王道，不能够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徵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的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也就是说这些外族也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 唐太宗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然有美好的本质，但是如果藏在石头里面，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砾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玉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朕虽然没有好的本质可供爱卿雕琢研磨，但多亏爱卿用仁义来约束朕，用道德来光大朕，才使朕能有今天的功业。爱卿确实是一位良工巧匠。” 唐太宗对于魏徵确实非常恭敬，视他为老师，而且自己还很谦虚，把贞观盛世的成就都归功于魏徵。 “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七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戎马”本意是指战马，借指军事。“倥偬”意思是事情纷繁迫促，形容军务繁忙。唐太宗打仗打了十几年，终于平定了天下，建立了唐朝。“二十七岁即帝位后”，他二十七岁就登基做了皇帝。“偃武修文”，“偃”就是止息，停止武事；“修文”，振兴文教，制礼作乐，教化百姓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修身齐家。“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治平之道”就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个“平”就是平等、公平的意思，怎么样使天下太平。 因为唐太宗年轻时就带兵打仗，对于怎么样用圣贤教诲来治理国家，他的积累显然不够。唐太宗对此也有自知之明，而且他非常有悟性。据《贞观政要·论政体》所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把它们拿给弓箭的师傅看。结果没想到，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良弓，都不够好。于是，朕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得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朕领悟出很多道理，朕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这一生中所用过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朕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朕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朕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朕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况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座给他们，并且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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