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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先生
张 勇 时间快得可怕！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一晃惊起，不闻培恒师謦欬竟已十个春秋！十年以来，多次想写点什么，却一次次软弱地放弃，总觉得先生还在，总宁愿把那些关于先生的记忆散碎在时光的筛子里，筛成千千万万的亮点，此起彼伏地闪烁，让我的眼里到处都还是先生的样子。我是1999年9月考博进入复旦大学古籍所，投入先生门下的，但与先生的缘分，则源于1996年。1996年3月，先生和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初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就连远在云南蒙自小县城的我，也感受到了那股冲击波的威力。蒙自小城当时仅有的两家私立书店竟也赫然摆上了那套软硬壳封面、淡黄底色、印着绿色“楚辞集注离骚经第一”诸文字、居中竖排黑色行书“中国文学史”、署名“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学术畅销书。看过了几篇简介和评论的文章后，我就骑着单车到离南湖最近的那家书店买下一套，回到蒙自师专九幢215那间12平的破败宿舍里，亟不可待地读了起来。章先生长达61页的鸿篇导论是一口气看完的，真是酣畅淋漓，整个人都要燃烧起来了。读学术文章还没有这么让我动人心魄的，大言炎炎，庄子不我欺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理解完全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出发做出的原汁原味的阐释，而先生以此为指导思想来重新梳理和建构中国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宏大构思胜义纷出，令人神往，给我狭隘浅陋的文学认知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文学分析还可以到这样精细的地步？文学还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史还可以这样写？要是能够坐在先生身旁，听他亲自讲述他的文学史书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不过，可能正是因为太想接近了，那个时候的我反而不敢走进先生。
《中国文学史》（复旦版） 1996年9月，我侥幸考入南京大学，成为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做了巩本栋老师的第二个研究生弟子。谁实话，起初，我对南京大学注重文献训练的做法不太适应，那种有章黄学派遗风、程周学风特点的文献学风气弥漫着整个南大的天空，连江南梅雨的潮气也散发着青灯黄卷的味道。受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风的影响，还喜欢写长句子，几十个字不打标点符号地“一气呵成”——这一点曾经受到巩老师的严厉批评，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改正过来。脾性如此，而南大一再跟我说的却是：文献……文献……文献，可以想象，那时的我，内心是压抑的，情绪是失落的，精神是痛苦的！好在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我不久就觉得没有那么冲突了，文献学也给我很大的安慰，我渐渐感受到了文献学的基础性意义，读《校雠广义》竟也能津津有味了。我也逐渐认识到文献与理论是没有矛盾的，程先生本来就主张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南大两古专业诸位老师的不少论著也都是文献理论兼备的，只不过自己当时理解不了而已。章先生本就先以文献学家名世，其成名作《洪昇年谱》就是文献学的名著，不过那个时候的我，井底之蛙，眼里只把章先生认作理论的高人。1999年硕士毕业的时候，巩老师已评上正高，但还没有开门招收博士，我和徐宝余兄只有往外考，这时候，我内心对章先生的向往，又复活了。于是，随着心中重新燃起的热忱，三年前的召唤又一次响起，我就不管实力如何，也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复旦大学古籍所，报考了章先生当年的博士。章先生那年秋季班就招了我一人——复旦有春季班和秋季班的区别，春季班是本校直博的，秋季班是校外招考的。我就这样和春季班早我半年入学的谯进华兄、吕海春小师姐成了1999级的章门弟子。
作者（右）与章培恒先生（左）合影
在复旦文科楼古籍所一个不大的教室里，除了章先生，还有陈广宏老师、郑利华老师，记得是郑老师做记录。桌子椅子是比较老式的那种，也比较破旧，泛着时间的绿光。那个时候的高校还没有后来那么阔绰，人也是那种从前慢的节奏，面试的环境，使人安静。看其他考生，在屋子里紧张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郑利华老师过来问谁先去面试？看别的人都推让，我就说那我就第一个去吧。传说章先生招学生面试的时候，桌子上放一瓶白酒，先喝过半斤的，才有资格面试。南大毕业前夕，有一次在文科楼下碰到张伯伟老师。张老师知道我已经考上章先生的博士了，就打趣地问我：“酒量怎么样？跟章先生读书不能不会喝酒的。”南大三年，最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和伯伟老师举杯痛饮——巩老师不怎么喝酒，多少有点失落。进入面试教室坐下，我并没有看到桌子上有酒，倒怀疑起传闻来。后来我亲自问过章先生，面试先喝半斤酒的规矩是真是假？章先生笑笑，不置可否。面试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章先生问要怎么样研究小说，我一时放胆，就直言当今小说研究的弊病，认为有些新潮的研究没有文献根基，连基本的问题都还不清楚就天花乱坠，而一些小说文献研究又过于拘谨，没有理论意识。小说研究还是要文献和理论并重，像章先生《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那样讨论基本文献问题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要先解决基本问题，所以文献学研究依然重要；而琐碎的文献纠缠也令人讨厌，需要史观和理论来穿透文献，才能产生超越性的阐释体系，章先生的文学史就是这样做的。我那样说难免有当面拍马屁的嫌疑，在别人看来或许就是那样，但在我而言，只是话题所至，随意挥洒，把我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而已。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把章先生看作文献和理论有机结合的研究范例的，觉得我们就应该取法章先生，学习其研究方法。说到这，又想起一件事：我博士一年级的时候是和中文系二年级的博士住在一块的。一天晚上，王水照先生的弟子李贵兄从图书馆回来，在走廊上大喝一声：“章大师的考证工夫无人能敌”。豪音震动整个楼层，原来是他刚刚看了章先生的《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一文，回来之后，钦佩和激动仍然不能自抑，故喊出了那么一嗓子。第二次见面是正式入学以后，在古籍所召开的1999级研究生师生见面会上。章先生让每个学生都说几句，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说的话都比较官方，比较正式。我说的也就是古籍所明代文献收藏丰富，是研究明代文学的好地方，有诸位老师教导，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之类的套话，无甚高论，平淡而无趣。第三次是国庆放假前我单独去章先生办公室谈博士学习安排的事情。章先生说以后每两周和他见一次面，内容是汇报读书情况，谈读书心得，谈研究进展等。然后章先生问我在读什么书，我说顺手拿了本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在看，章先生说不如读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考证著作，我说也在看，他于是说“那就好”。我能体会到章先生总是想给学生更高的眼界，这样的事后来还有，比如他知道我选了历史系樊树志教授的《明史研究》课，就问我为什么不也选朱维铮教授的课，我回答说因为和他的《中国文学史概论》冲突（此事容后细说），他就说他的那个课是给硕士生开的，可以不听。还有，我的博士论文预答辩的时候，对于某小说书目著作，章先生认为我的评语太过了，就说：“我们的水平虽然不高，不过也不必把高帽子随便送人。”这都提醒我要注意学术评价的实事求是和恰到好处。第三次见面的谈话还涉及到文学史著作的问题，那时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刚出来，我问章先生有什么看法，和他的文学史相比怎么样？章先生说：“袁先生的文学史比较稳妥，比我们更带有个性探索的文学史有所不同，其中有些内容相异的地方，对这些差异不好说怎么样。多一种写法也让读者多一种选择。”对自己的文学史，章先生说“我们的文学史只是更追求一种个性而已”。
章培恒先生查阅《全明诗》 杜贵晨教授曾数次对我说：“章先生的文学史是多年以来最有个性和思想的，必将在历史上留名。”每当如此，我都不避忌讳和谦虚，坦然对杜老师说：“我也这样觉得”。还有一个话题，我说到了自己的学术理想，我对章先生说：“我向往那种博大精深的学问境界，而今生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了。”“博大精深固然好，不过博大精深也要一步一步来，书要一本本读，文章要一篇一篇写，学问要一点一点做。我也想博大精深，不过我不懂的东西也很多，比如甲骨文我就不懂。学问不可能一下子（从一个课题的研究或从一段时间的学习中）博大精深，欠缺的东西要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逐步弥补。我想章先生是注意到了我的沮丧，想激励我一下，而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巨大的震撼！学问如章先生，却如此谦虚、如此平静、在一个后生小子面前，把自己放的如此之低，公然承认自己还没有达到博大精深的地步，随意自揭己短，坦言自己也只是在一点点地努力。这一幕，这些话，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它告诉我不要空发议论，而要脚踏实地，凡事须从点滴做起，自卑不如自强。当然，我后来也逐渐认识到，章先生说的，其实更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一种平淡的学术真理。真的学术真的就是这样平淡，学无止境，任何境界都是相对的，任何人都只是在路上，都只是在各尽其力，各尽其性而已。各人条件不同，各尽心力，不负韶华就是了，平淡乃得真境界。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件：有一次，有人托中文系1998级博士，陈允吉教授的弟子李振荣问章先生一个问题，李振荣又转托我，上课的时候我找时机问了章先生，章先生听了说：“我不知道”。我后来告诉李振荣这个情况，李振荣一是诧异——还有章先生不知道的东西！二是钦佩，章先生居然敢于说“不知道”！是啊，敢说“不知道”，其实只是一种诚实，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南大程千帆先生不惮记下不能回答学生张宏生问题的“惭愧”，张伯伟老师说自己渐渐变得“脸皮厚”了——面对学生的问题，不知道的就坦率地说“不知道”，不再像以前那样硬撑着。我想，学问之大，个人之小，“不知道”是正常的，说自己“不知道”，是比强不知以为知好的，而这种基本的学术品质，却成为稀有资源了，世道变幻，人心不古。入学以后的教学活动是正常的，每两周一次见面，都是到章先生的的办公室去，照例是我先汇报总结两周以来的读书情况，有什么问题当面提出，先生及时解答，时间富余的情况下，也会随便聊点别的。谈话中先生只言片语的教诲，都是读书治学的金玉良言，凝结着先生的心得、经验和智慧，如先生说“要从自己的专长、特色和能力出发选定学问的路子，不要苛求统一”、“就课题而言，要集中研读与课题相关的书籍，不可能学问深厚到相当高度才开始课题，要在课题中来使学问深厚”、“从目前的课题选择和学习研究中就要考虑到未来的方向。要确定一个主攻方向”、“从内容和形式进行结合的研究是一种突破性的探索。但在写作研究中怎样将二者结合好是一个关键问题”、“白话小说是否一定由说话演变而来？有一种可能是在文言小说积累了相当写作经验的基础上，文人对文言小说进行的白话改写，这是否是小说一条发展的线路呢”、“有些问题我们只能研究现象（由于材料不足等原因），不能解释原因，比如关汉卿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这个问题，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学术研究要预期成果，如果一项研究不能得到好的成绩，就不做无用功”、“古代文学研究要超越前人，需要反思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的观念和研究方法，诸如'平等’是什么样的平等，是贵人的平等，还是平民的平等，抑或是贵人对平民的平等”、“我所说的文体演变指文体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情节一样，手法不一样，内容就不一样了”，等等，都是耳提面命，启人心智的治学要诀。
作者听课笔记
两三次以后，章先生把春季班、秋季班的合在一起了，我们觉得这样也很好，省得三个人还要先生上两次课，我们彼此也可以交流学习，谯进华兄研究戏曲、吕海春小师姐关心诗画合一，我做小说，听听别人的问题和心得，对自己也是启发和借鉴。这样，憔进华、吕海春和我三个人就约着一起去见章先生了。如果先生因为外出开会，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错过了见面的时间，那他回来以后，先生也会安排我们周末去见面上课，错过的都要补回来。可是，先生的身体日见恶化，有几次上课的时候，先生都是双手支在桌子上，手掌托着下巴，闭着眼睛，默默地听我们一个个说，不大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声音，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有如电影的画外音。然而，这种虚幻感很快就会被打破——“你等一下”，先生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缓缓睁开眼睛，接下来就是一段段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犀利透彻的话，把我们发言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陈，不管是文献的缺失，还是观点的偏颇，抑或是论述的漏洞，都会一下子在先生的条分缕析之下“丑态毕现”，毫无隐身之处。先生瞬间神灵附体，犹如解牛的庖丁，豁然响然，活力四射。所不同的是，先生没有庖丁为之踌躇四顾的得意，有的只是促使我们上进的热血，表面的冷峻，是炽热的期许。不是吗？博士毕业之后，重回复旦参加先生召开的学术会议，难得的杯酒交错之间，曾经对先生指导学生过多表示忧虑，怕对先生身体影响过大，就劝先生说：“以后可以少招点。”先生的回答竟然是：“可我也不想错过好学生啊！”我一时语塞，内心却翻江倒海，感动无比。
作者（左后一）与章培恒先生（前排左二） 及同门和古籍所老师们合影 在身体和学术的两难中，先生的倚轻倚重所反映的先生对学术传承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就是在这样波澜不惊的“笑语”中喷簿而出，光芒万丈！2000年左右，章先生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修订《中国文学史》，为即将召开的“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育首届研讨会”提供用书，也是请各位专家提意见的意思。最终在2000年5月的会议上给与会代表每人赠送了一套上中卷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这个版本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有上中卷，没有下卷，没有版权页，没有出版时间和定价，封面设计也和后来正式出版的不一样，上卷扉页上盖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圆形的会议章，刻着“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育首届研讨会2000年上海复旦”的字样；另一个是长方形的，上刻“上海浦东绍文商务公司赠阅”十二个字。
《中国文学史》内封 （上海文艺版）
章先生“重写”《中国文学史》招致许多非议，用章先生的话说是“有的人骂得很厉害”。这些人认为在1996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火之后不久就宣布要“重写”，目的就是为了捞钱。而章先生只是觉得1996版的文学史没有完整贯彻其文学史观，只是为了有一部从头到尾能够按照让其文学史观来书写文学历史的文学史，如此而已。会议前后章先生给复旦古籍所的硕士生开过一门《中国古代文学概论》的课，其实就是讲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写作情况。在课上章先生大致就这样平静地解释了一下，并没有反驳什么，只是陈述了他的真实想法。我觉得先生只是在学术上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为了自己心安，也为了学术追求。增订本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中、下三卷全部完成，顺利出版是2007年9月，其间经过了十一年时间。十一年来，章先生是在和病魔的斗争中以不懈的毅力和学术良心进行文学史“重写”的。借势捞钱，有等得了这么长时间的吗？事实面前，谣言不攻自破。我正是为了听章先生这个课才没有去选朱维铮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因为二者时间冲突了。要知道，章先生已经多年没有给研究生开课了，这样的机会，岂能错过？《中国古代文学概论》这门课是从1999年秋季学期的第三周开始的，具体日期是1999年9月23日，周四下午两点，教室在古籍所会议室。章先生讲了文学的特性问题，章先生说文学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形象反映，文学的特性是情感，以文学打动人是文学的基本特质，由此才产生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文学研究是一种历史层次研究，同时也是为现实服务的研究。历史研究的基本意义和范畴是：4、在说明事物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探讨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几个方面不能孤立地看，它们是一个整体的有联系的构成，不能加以任意的割裂。但工作程序和具体工作可以互相循环，学术工作就是在循环之间不断得到推进的。研究方法要宏观和微观结合，要注意克服由苏联而来的分期法，要借鉴西方的方法但要借鉴的是西方带有原则性的方法，如文学是什么、美是什么、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艺术的特性是什么等，而不是具体的研究结论，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眼光来加以分析判断。我的笔记最后一次课的时间是2000年6月15日，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作者听课最后一天笔记 章先生以吴伟业为主分析了中国抒情诗对自我痛苦意识的抒写，认为这体现了个人内心情感的某种普遍性书写，因而为中国抒情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章先生说“以上我们描述了从上古到近世中国文学艺术所发展的一个总的进展的线索。 通过这样一种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文学实际上是在逐步地走向世界，走向世界文学。 这一种走向世界文学，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个性化的日益强烈。 第二、文学的虚构性的日益强化。 第三、在虚构性文学里面，写实性，即现实主义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章先生还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要用世界上的先进理论为指导、要注意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凡此种种，概括而具体，犀利而深刻，眼界开阔，目标高远，大气混成，鞭辟入里。章先生讲课，两手空空，什么也不带，人在凳子上一落座，就凭一张口，所有要讲的东西，如滔滔江水，奔涌不息，无所滞碍，非烂熟于心者不能如此。一路听来，真是醍醐灌顶，如饮甘泉。置身其中，如醉如痴。后来王亮兄跟我说，有的研究生说章先生这个课没有什么听头，意思不大，竟有昏昏欲睡之感。我听了真是无比诧异，这么精彩的课，这么内容丰富的课，这么让人欲罢不能的课，居然有人那么想！太难以让人相信了！我只有把头摇得比拨浪鼓还要拨浪鼓！9月30日的课没有上，但10月10日补上了。10月21日的课以后，因为章先生身体的原因，缺了两次课。先生住院的时候，自然是不能上课的，其实有几次缺课我们并不知道是因为章先生住院了。某天碰到黄毅老师，偶尔谈起，黄老师告之，我才知道。黄老师说章先生不让学生知道，我想去医院看望先生，黄老师也说先生不准所里的老师告诉学生医院和病房号，不过黄老师最后还是悄悄告诉我了。我一天晚饭以后自己坐公交去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找到病房进去。章先生看到是我，似乎有一丝惊奇，但并没有责怪，平静地让我坐下。他躺在病床上，竟然跟我细说病情，说不打紧，很快会好的，还说对不起我，这段时间没法管我，要我有什么问题记下来，等他出院了再问他。我那个时候就很后悔自己冒失了，不但让先生说那么多话，还给他带去了焦虑。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很快告辞了，想让先生多休息。那天在场的还有谈蓓芳老师、陈广宏老师。记得陈老师是刚从日本赶回来的，谈老师则日夜辛苦守候，自己不能帮忙，很是懊恨！我那天去的时候拎了一个从家乡建水带去的汽锅，希望先生能够吃到汽锅鸡这道云南名菜，助他早日康复——汽锅本来就是带去给先生的，一直没有机会，就顺道带去了。不过因为从昆明到上海的途中包装损坏了，我只有临时匆忙找了个纸盒装了就带去了，实在是失礼得很。这件事，我心下始终惴惴不安！章先生还说来就来了，不用带什么东西。我则回答只是一个汽锅，不能直接吃的，还要劳烦先生自己烹调了才行。我是把使用说明书放在汽锅里了的，但先生是否用这个汽锅做过汽锅鸡吃，我始终都不知道。因为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先生说起此事，我希望先生吃过！第二学期，章先生身体好了些，也出院了，《中国古代文学概论》就接着上，从2000年5月11日开始。2000年5月22日后，改为晚上七点至九点上课。根据我的课堂笔记，《中国古代文学概论》总共上课八次，其间不时穿插进来召开学术会议、先生住院、出差等等各种事由，但仅用八次十六个小时的课，章先生就把他“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思想、路径、方法、框架给我们作了一个完整的呈现，有这样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读”，后来看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真可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住院中坚持工作的章培恒先生
上课过程中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在讲意象创造的过程中发生的。章先生说初盛唐诗追求美的深度和力度，相比魏晋南北朝有一个明显的进展，这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意象的创造中进一步认识到了语言的作用，在充分调动语言的功用的同时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主观对于语言的改造。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更适合于表现的意象，但要在承认语言规律的前提下对语言作一种充分的创造。这里是一个认识的深化，是对语言功能的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认识到了心灵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主动性，而不再是一般地使用语言，这种现象可以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加以说明。'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大家都没有吱声，而我，坐在第一排，和先生仅隔一张桌子（古籍所会议室很小）的我，微微一笑，先生看到了我的笑，就问我：“张勇，你说这要怎么理解？”一阵默然——我竟然没有听到章先生的话，沉浸在自己的微笑中。章先生又叫了我一遍：“张勇”。我才醒过来，想了一下，轻轻摇摇头，表示歉意。“这两句诗用白话说就是'香稻中的鹦鹉啄剩的残粒，碧梧上的栖老了的凤凰的树枝。’ '残啄鹦鹉粒’乃是“鹦鹉啄残粒”的倒装，这种语序的倒置高度浓缩了句子，又造成了一种语言的突兀感，产生了语言的气势和力度。” 我的神秘一笑，被章先生认作迦叶的拈花一笑，喝破之后，不过魔障而已。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在笑什么，为什么会在哪个时候发出那个让章先生误解的微微一笑。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1996年在蒙自南湖边买到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后，在蒙自师专青年教师宿舍九幢215陋室读章先生的长篇《导论》的时候我不是曾经产生过一个向往吗？一个能够坐在先生身旁，听他亲自讲述他的文学史书写的向往。而就在1999年9月23日至2000年6月15日之间，这个三年多以前的向往，实现了，我真的就坐在章先生身旁，听他讲了八次十六个小时的文学史书写，等于提前读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大纲。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那个伪拈花一笑的笑可以理解了：在章先生讲杜甫诗歌语言意象创造独特性的时候，我的心可能飞回了蒙自，飞回到了1996年，去告诉那个时候在做着梦的我，你的梦实现了，章先生正在你的身旁给你讲文学史写作呢！听到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的我，返身在章先生的课堂上笑了。这一笑，迷惑了章先生，也迷惑了我自己。命运最终给出了解释，我很满意命运的解释，但不满意是在章先生走了以后才收到这个解释。
章培恒先生（正中）与98、99、2000级博士生合影
结束博士学习任务，要离开复旦，启程飞回云南的前一天，以在读学生的身份最后一次去章先生的办公室。章先生问我：“经过三年的博士学习，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文学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重新研究。”“你能有这个认识，很好，说明你这几年没有白学。我们人文学科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只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一种假设，去打破原来的假设，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进步。 反过来，任何一种假设，也都要接受另外的假设的质疑和挑战，也要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假设。 学术的进步，也是在质疑和挑战中进行的。中国文学研究，要重做的事情还很多，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这是学生生涯中与章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受教，竟是敲骨得髓，透尽学术精义。我永远记得那个炎热下午的谈话，永远记得章先生对我不经意的娓娓训导，真想让时间永远停止在那个闷热的下午。三年以来，在先生的指引下，我自己对中国小说史的问题进行了一点思考，作了一点“重构”。博士论文《元明小说发展研究——以为描写为中心》被所里推荐参加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的评选，经过匿名评审，入选第五辑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请先生作序，先生欣然允诺，肯定“这在我国小说史的研究中是一种新的思路”，“这正是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亟需的勇敢的探索精神”，而这一切都是先生启发、引导和教诲的结果。
《元明小说发展研究—— 以人物描写为中心》
张 勇 著 章先生的好酒，江湖传闻完全可以写成个轶事汇编。外面的姑且不说，古籍所内的，陈正宏老师就说当年编《全明诗》的时候，章先生带着他们一众成员在外滩把一家家的酒店逐一喝过去。一个晚上十几种酒，能顶下来的一定是酒中豪杰，不过往往是横七竖八，东倒西歪，最后存活下来的，有一个就不错了。而始终看众生颠倒的，从来都是章先生。陈老师说章先生是从小在自家酒窖里闻着酒香熏出来的，那酒量谁比得了！陈老师还说，章先生有一个绝招，不管哪里来的客人，东北的，西北的，东南的，西南的，北方的，南方的，甭管多能喝，章先生只要一出手，保管倒地。章先生的杀招就是黄酒，只要请客人喝黄酒，没有不中招的。大概喝惯白酒的人都看不起黄酒，认为黄酒算不了酒，往往心存轻视，可以大杯大杯地喝，可是架不住黄酒的后坐力，这样，一开始就输了。黄酒醉人那是比白酒还厉害的，这点我是有切身体验的。高我一届的韩石兄说章先生那时给他和杨光辉兄上课是在家里，章先生兴致来就亲自给他们温黄酒——温黄酒那可是章先生的绝活，什么火候味道最佳全凭感觉。那手感弄出来的黄酒，味道好极了！我是没有那种幸运，没有喝到过章先生亲手温出来的绍兴黄酒。我进入章门的时候，章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就已经不能喝酒了。不过听听那样的故事，都觉着好像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似乎舌尖正在流过女儿红的流香余韵，幻觉也美好！那是低我一级的许建平、徐艳、卢寿荣进来以后，章先生招呼我们一起吃饭时发生的。加上三年级的韩石、杨光辉，当时在读的三个年级的博士悉数到场。酒席上，我频频举杯，大胆敬酒，大口喝酒，举杯务尽，倒酒必满，四方征伐，来者不拒。章先生睹此狂态，竟绵绵发出一句：“嗯，张勇不错！”许建平见状，说：“张勇，章先生都表扬你了，你可要好好喝啊！章先生是不轻易表扬人的。”我马上调转枪口，邀他同干一杯，不过许兄磨叽，扭扭捏捏，话多酒少。我已经干了，他就是赖着不干，大家起哄:“来自燕赵大地的人，怎么没有慷慨磊落之气?”闹着闹着就扯到怎么称呼许建平的问题了，许建平意思他年纪比我们大，跟章先生学习的时间也早，是可以“别人干杯我随意”的。“师门排序，标准是入门先后，不在年龄大小。你之前跟章先生进修，那是访问学者系列，我们这里是博士系列，两个系统不搭界的。 你看吕海春，她比我早半年入门，比我小，可我不还得叫她小师姐吗？要不叫你'大师弟’。” 我的话，获得了广泛赞同，老许一时失势。后来，“老许”成了章门通行的称呼。章先生看着我们瞎闹，嘴角荡漾着浅浅的笑意，旁观弟子较酒劲，是章先生的轻松时刻。盯着摆在他面前的一小杯白酒，他低头闻闻，扬头吸吸，似有满足之态。章先生不能喝酒以后，吃饭的时候，也要倒满一杯摆在桌前闻闻酒香。情不自禁的时候，会抓起酒杯就要一饮而尽，谈蓓芳老师、陈广宏老师往往就大惊失色，赶紧夺下，不然要出大事的。其嗜酒如此，其不禁和自制也如此，其可掬之态又如此，我等羡其洒脱之余，能无悲乎！自从在章先生面前露出喝酒真面目以后，就时不时得到先生宴请，叨陪末座。先生虽已禁酒，但喜欢看人喝酒，尤其喜欢看学生喝酒，学生喝得愈多，他愈高兴。而我仅有的一次在先生面前醉酒，是在毕业以后再回复旦参加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俗称“戴帽”）的时候。
作者（左一）博士毕业与章培恒先生（左三） 及同学合影
谯进华兄、吕海春小师姐和我在前一天到达，章先生在复旦旁边的红墙饭店设宴接风。
当晚大家都喝开了，白酒、啤酒、黄酒齐上阵，谈蓓芳老师后来又带来洋酒，我们几个豪气干云，来什么喝什么，最后都露了丑，吕海春小师姐稍好，而谯兄和我都倒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竟然在陌生旅馆床上，简直不知何以处身于此，完全一头雾水。原来是章先生看我们都已经醉得不能走了，就在红墙附近给我们找了家旅馆，付了钱，让我们就近休息了。谯师兄对我们1999级的整体酒量向来自信，多次扬言我们这一级喝酒的实力是章先生历届弟子中最强的：他推我为龙头，自言自己实力也不俗，而海春小师姐也自佼佼，故有此信心。关于此点，谯兄多次当面询问先生，意欲求得先生首肯，以实其意。而先生每次都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笑笑而已。我想，经此一役而全军覆没，大概即可略知先生从未点头之意：表现如此，正可见我们的实力未臻上乘，历届弟子酒量等级，当然只有先生最清楚。谯兄之问，先生心中自有丘壑，言之无益，不必言而已。不言之言，方为至言。庄生之书，虽曾寓目，而现实体会，则有赖先生身教。此次重回复旦“戴帽”，不但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母校还赠送了一个“复旦”徽章，一个水晶苹果。谈老师的侄儿“王先生”[①]问苹果是什么意思，章先生说《西游记》唐僧师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是“修成正果”了吗？意思就是诸位博士都是就“正果”之位了。“戴帽”当晚，在谈老师家欢聚，酒意微醺之下，我放言狂诞，几无收敛，而先生不以为忤，意态欣然。从谈老师家出来以后，黄毅老师对我说章先生今天是难得的开心，你们从外边回来，愈是放纵不羁，章先生愈是高兴，他就是喜欢看学生在他面前没大没小的样子。那天晚上留下了一张极好的照片，章先生、谈蓓芳老师、黄毅老师、陈广宏老师、郑利华老师、谯进华兄、吕海春小师姐，还有我，章先生坐C位，面容慈祥，仁爱微露，大家都洋溢着难以掩饰的放松和笑意，情意浓浓，温馨无比。2007年初，我在中山大学接受出国外语培训，巧的是，吕海春小师姐也到广州公干，就一起约着到深圳去和谯进华兄会合一聚。晚餐喝到第二瓶茅台的时候，想起了章先生，谯兄就和章先生通电话，汇报战况。电话那头的章先生显得颇为高兴，嘱咐我们不要喝醉了，先生的担心，隔着手机都能体会到。放下电话，我们三人谈话的主题就变成了追忆和章先生一起喝酒的点点滴滴，千里相聚，共话师恩，真乐事也！2002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中国文学评点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当天晚宴时，章先生叫我过去他们一桌，广宏老师私下交代让我多陪台湾的曾永义（2014年当选第30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喝酒，言曾先生海量，要陪其尽兴。章先生自己不能喝酒，但待客之道和地主之谊却不能有丝毫马虎，恰好我稍可代劳，庶几可免曾先生寂寞。曾先生果然豪迈，酒酣之余，忽问一句：“想不想去台大访学？”不等我回答，接着说:“我现在不管事了，不过，我吩咐小弟们一声，也容易得很。”那时我见识浅陋，未知曾先生何方神圣。但因孤陋寡闻乃得以直触先生神韵，而不是受其声名所震而畏手畏脚，无知乃得平交态，懵懂方能真性情。和曾先生的这段美妙酒缘，竟是人生偶遇的佛家禅机，而章先生，则是话头的缘起。 2021年5月9日改定于滇南蒙自泥稗斋 [①]王先生其实是个小孩，但“辈分”高，和贾植芳先生互称“先生”。 他画画送给贾植芳先生，题款曰：“王先生送贾先生”，以故得名“王先生”，连章先生也叫他“王先生”。此乃古籍所“有意味的故事”，咸以为雅乐。
《中国小说古今演变举隅》
张 勇 著
文章作者单位：红河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金学界公众号首刊，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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