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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知识性电视节目长盛不衰，这固然反映了人们对知识的热爱，却也是一种不太正常的倾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知识的掌握比较简单，它主要靠记忆来实现，是一种层次较低的智力活动，所以人们把长于记忆、懒于思考的人讥为两脚书橱。相比之下，人格的养成却相当复杂，它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还需要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教养、广泛的兴趣、高尚的情操和真正的智慧。因此健全的人格应该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诚实作风、仁爱品德的综合体现。如果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人格的养育，那所谓知识就很可能成为争名夺利的利器，危害社会的工具。 对于这个问题，前人早有申述。比如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便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所谓爱国精神就“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因此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应“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什么是学问家之人格？我以为张元济先生在这方面堪称楷模。他虽然是科举时代过来的人（与蔡元培是同科进士），但对于金钱的态度，却让许多人无地自容。民国初年，他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只因为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董事会不同意，他就拒绝领取，公司将其薪水存入银行，几年后连本带息达到５０００多元，他又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 １９４９年政权易手以后，张元济还是我行我素。于是当他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便在许多事情上感到很不适应。 一是电报费的问题。到会后，张先生因为公司事务，委托大会招待处往上海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该处邓主任询问费用，邓都避而不答。无奈之下他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然后把电报费交到邓主任处。但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好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张只好恳切地说：公款不可滥用，如果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也应该留在招待处当作公费使用。 二是零用钱的问题。当时张元济已经年过八旬，为了照顾其生活起居，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并给张树年送来大会发放的零用钱，但是张元济却“不能领受”。一位代表（大概是小组长或联络员）对张特别关照，于是张和他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儿来。此人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张却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以后送来，“断不能从命”。一个月后，张又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 三是洗相费的问题。张元济曾经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对我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贡献很大。作为晚辈，毛泽东对这些人还是能够礼遇的。会议期间，毛约张先生去游天坛，同游的还有陈毅等人，并有七八位摄影师为他们拍照。事后张先生给陈毅去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缴不误。我不知道陈毅是怎样回答的，但是按照张的为人，是不会不出这份钱的。 一封电报，一份补助、一张相片，虽然都是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格取向在他们那代人中间非常普遍。比如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老同学吴景超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另一个老同学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难怪蒋梦麟要说，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及银行、海关、邮政、铁路、盐务等部门“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相比之下，当今学界能够像张元济、吴景超这样公私分明、一芥不取者，不知还有几人。 与蒋梦麟相比，张元济看到的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因此他在抗战前夕用白话文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他认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大家“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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