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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人格风范

2022-01-27  贺兰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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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知识性电视节目长盛不衰,这固然反映了人们对知识的热爱,却也是一种不太正常的倾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知识的掌握比较简单,它主要靠记忆来实现,是一种层次较低的智力活动,所以人们把长于记忆、懒于思考的人讥为两脚书橱。相比之下,人格的养成却相当复杂,它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还需要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教养、广泛的兴趣、高尚的情操和真正的智慧。因此健全的人格应该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诚实作风、仁爱品德的综合体现。如果只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人格的养育,那所谓知识就很可能成为争名夺利的利器,危害社会的工具。

对于这个问题,前人早有申述。比如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便认为既然革命已经成功,所谓爱国精神就“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因此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应“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什么是学问家之人格?我以为张元济先生在这方面堪称楷模。他虽然是科举时代过来的人(与蔡元培是同科进士),但对于金钱的态度,却让许多人无地自容。民国初年,他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只因为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董事会不同意,他就拒绝领取,公司将其薪水存入银行,几年后连本带息达到5000多元,他又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

1949年政权易手以后,张元济还是我行我素。于是当他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便在许多事情上感到很不适应。

一是电报费的问题。到会后,张先生因为公司事务,委托大会招待处往上海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该处邓主任询问费用,邓都避而不答。无奈之下他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然后把电报费交到邓主任处。但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好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张只好恳切地说:公款不可滥用,如果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也应该留在招待处当作公费使用。

二是零用钱的问题。当时张元济已经年过八旬,为了照顾其生活起居,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并给张树年送来大会发放的零用钱,但是张元济却“不能领受”。一位代表(大概是小组长或联络员)对张特别关照,于是张和他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儿来。此人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张却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以后送来,“断不能从命”。一个月后,张又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

三是洗相费的问题。张元济曾经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对我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贡献很大。作为晚辈,毛泽东对这些人还是能够礼遇的。会议期间,毛约张先生去游天坛,同游的还有陈毅等人,并有七八位摄影师为他们拍照。事后张先生给陈毅去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缴不误。我不知道陈毅是怎样回答的,但是按照张的为人,是不会不出这份钱的。

一封电报,一份补助、一张相片,虽然都是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格取向在他们那代人中间非常普遍。比如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老同学吴景超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另一个老同学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难怪蒋梦麟要说,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及银行、海关、邮政、铁路、盐务等部门“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相比之下,当今学界能够像张元济、吴景超这样公私分明、一芥不取者,不知还有几人。

与蒋梦麟相比,张元济看到的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因此他在抗战前夕用白话文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他认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大家“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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