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2年）是江南名校绍兴稽山中学的九秩华诞。老人到九秩被称为鲐背之年，暮景残光；而学校到九秩则是积水成渊，日新月盛，风华正茂，欣欣向荣。 而今年（2022年1月26日）又恰逢稽山中学重要缔造者邵力子诞辰140周年。饮水思源，稽山中学能发展到今天，决不可忘记邵力子这个名字。 邵力子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精彩绝伦，他的名字与现代中国历史紧紧相连。邵力子与程思远，堪称两位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风云人物。 纵观邵力子的一生，穿越风起云涌的动荡年代，历经无数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清末举人到南洋公学特班学生，他完成了由传统士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从同盟会会员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积极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筹备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到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他为国内和平奔走呼号，被誉为“和平老人”。在跌宕起伏的浪潮中，他成为革命斗争中的勇猛斗士，文化战线上的务实闯将。 我将邵力子的一生伟业，凝聚为一个“建”字：他是建校旗手，建党先锋，建国功臣。
建校旗手 “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动荡加剧。当时绍兴的最高学府省立第五中学仅有初中，初中毕业后想读高中的学生必须去杭州、上海等地，为此许多少年都因负担不起昂贵的费用而辍学。“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时局不稳、交通受阻，赴沪杭求学变得更加困难。时任绍兴县长汤日新会同朱仲华、金汤侯、徐柏堂等其他九位乡贤成立“设立人会议”，并推德高望重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邵力子为主席，包括邵力子在内的十位乡贤决定各出资银币一千元。于是，在旗手的召唤下，众志成城，一所新学校“私立绍兴中学”在古城拔地而起，绍兴从此有了第一所完全中学。 新学校受到各方绍藉名人的关注，蔡元培、竺可桢、马寅初、何燮侯、陈建功先后被聘为校董，知名人士徐柏堂、鲁迅的学生和好友孙伏园以及邵鸿书等乡贤名达先后任校长。1932年6月，蔡元培为学校题写了校牌。次年省立第五中学更名为省立绍兴初级中学，私立绍兴中学遂改名为私立稽山中学。 1933年3月，邵力子乘回乡之际，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告诫学生：在国难严重的时候，诸位同学应该想到东北同胞的苦痛，努力求学。会后，他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并题写了“卧薪尝胆”四字校训，以激励师生缅怀先贤、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国家和民族洗雪耻辱。“卧薪尝胆”四字，为邵力子先生当年亲笔书写的绍兴稽山中学校训，载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出版的《稽中学生》校刊，现立碑于位于稽山中学内。 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接受了邵力子的聘请，担任稽山中学的名誉董事长。陈云副总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又亲笔批示，解决了学校的经费问题。2005年，在稽山中学70周年校庆时，学校重刻了邵力子题写的校训，并在投醪河畔建碑亭以志纪念。 其实邵力子的更大贡献还不是一所稽山中学，而是有“红色学府”之称并先后培养了一大群党国精英的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正式成立的上海大学，由于右任出任校长，时为共产党员的邵力子任副校长（1924年4月起任代理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学校董事会中，孙中山任名誉校董，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李石曾、张继、张静江等20余人担任校董。
建党先锋 从青年时代起，邵力子就以办报的方式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在1907年协助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1912年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1916年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1919年，在《民国日报》特辟《觉悟》副刊。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邵力子是《民国日报》总经理，《觉悟》副刊主编，而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副刊的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现在人们尽知陈独秀、李大钊的《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成立做了大量舆论准备，其实却忽视了邵力子主持的《觉悟》副刊。在《觉悟》副刊上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多达950篇左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介绍，邵力子本人也撰写了《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马克思底思想》、《救中国的对症良药》等十余篇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邵力子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亦是中共“一大”的筹备人之一。他早在1920年5月，就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7月，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邵力子、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经常通宵达旦地在他家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邵力子不仅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与了'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开幕。由于形势十分危险，全会必须转移地点以防不测，移会到何处为妥呢？“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我有一绍兴同乡好朋友陈仪，是浙军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于是代表们一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 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力子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8月，邵力子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出发前夕，周恩来、陈独秀、瞿秋白等好友，都前去为邵力子等好友送别。就在这时，瞿秋白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邵力子正式退出了共产党，完全以国民党的身份开展工作，并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建国功臣 从1920年代起，邵力子这位身兼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党员的“跨党”人物，在两党均任要职。在正式成为国民党要员后，他多次参加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在国共交往中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和平老人”。 在九一八事变中，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中，他参加与中共的谈判，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庐山会谈中，他的努力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任宣传部长期间，他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传》在《文摘》上发表。在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会谈时，他对促成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在1946年1～3月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他为两党之间的调和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达成了《政协五项决议》。在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时，他表示坚决反对，并拒绝担任国大秘书长和参加国大的选举。在周恩来为抗议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带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时，他冒着风险独自一人去送行。在1948年董必武的紧急请求下，他冒险将八万斤白面偷运解放区……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决定先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探探和谈之路。代表团由三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邵力子推辞了请他做首席代表的邀请，而是以私人身份随团前往。经过接触，四位代表一致认为和谈的障碍不在北方而在南方。当邵力子与代表团飞回南京，并带上了一封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他在接风宴会上向大家传达了和谈的希望，鼓舞了人们和谈的信心。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成立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赴北平，成员有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邵力子又一次推辞做首席代表，推举张治中担任。中共方面参加商谈的首席代表周恩来，成员包括林彪、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举行正式会谈，最终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然而当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后，大骂“丧权辱国”。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随之，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邵力子、章士钊看到这种情况，焦急万分，两次致电李宗仁劝他悬崖勒马，但李宗仁没有听进他们的意见，逃往广州。邵力子和章士钊万般无奈，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说：“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安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 和谈破裂了，国民党政府要求和谈代表团返回南京。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去留问题的时候，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留在北平！在孙越崎助下，邵夫人傅学文随即到达北平。经邵力子劝说和周恩来动员，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全体经过慎重考虑，集体留在北平。上海解放后，邵力子等人联络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委员50多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政权脱离关系。从此，他们彻底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以新的姿态开启了新的人生。在接下来的岁月中，邵力子为新中国贡献了自己余生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名义，于1949年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来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尽管如此，但就政治待遇而言，邵力子未免有点委屈了。 邵力子，这位出生于绍兴的晚清举人，于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在近半个世纪中，他为建校、建党、建国而奔波奋斗、建功立业，其汗马勋劳一一记载于史册，也永久铭记于人民的心中。正如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所言：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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