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六）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八 中国革命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革命工作军事斗争和政权巩固中的经济问题

在之前的困难性分析中，我指出中国近代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资源稀缺问题，从而导致革命者陷入多难境地。 靠武装先打出去解决经济问题不行，埋头搞好经济再打出去也不行，依赖于外部列强资源则后患无穷。那中国革命者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呢？

一开始共产党也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资源，甚至到了1938年陕甘宁边区经济收入的一半仍来自外援。但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据地经济学。首先当然是在南方的苏维埃国使用，然后带到了北方并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扬光大， 一举解决了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中的经济问题。

这个解决之道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通过非常特殊的军政军民关系来极大降低军事化动员的成本。 这一点在上面关于军政关系的条文中已经解释了。仅仅是这一条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世界上能够玩转这一套的没有几家。即使是苏联，它在动员成本方面也是难以与中国革命者相提并论的，这和他没有搞好农村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他靠着战时共产主义以及各种强制性很高的手段依然可以完成动员以及完成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这样的伟大任务，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大的副作用。而相比之下，中国革命阶段的这种持续二十多年的高强度长期动员并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副作用，其经验反倒成为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二是开辟了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深度挖掘经济潜力的通路。这本身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各国都可以干，真正了不得的是中国革命者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这里的调整生产关系，最集中体现于土改，它极大地推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也为建国后的经济巩固提供了巨量的物资保障。不仅如此，即使在出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而不能像后来那样铺开来搞土改的抗日战争阶段，中国革命者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而挖掘潜力的能力也是很惊人的。抗日战争阶段的经济更为困难，而为了统战不搞土改导致调整生产关系的余地相对更小。但即便如此，共产党依然通过种种手段（从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到减租减息既调动积极性又避免破坏统一战线等等） 实现了基本上靠自己解决经济问题。

从苏维埃国到抗日根据地的实践证明，中国虽然贫穷破败但仍有巨量潜力蕴藏于巨量人口之中可供开发，最主要是要做到两条：调动积极性和增强组织性。注意，要做到这两件事都是要大大增加治理成本的，如果做到之后不能收获足够大的经济红利则之前的付出就付诸东流甚至会反噬自身。这里的最大难点（假设组织力动员力已经足够的前提下），我感觉是预判到底能挖出多大潜力而不崩盘。有了预判力，才不至于开发强度太低（这是很多亚非拉国家的情况）或者措施太过火造成极严重后果（苏联农村工作就有过这种问题）。

那么这种预判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觉得是苏维埃国和长征帮助革命者探查了自身的极限。 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虽然也辛苦但我想经济条件比起长征时应该还是更好的，可能经济情况也不会比苏维埃国糟糕很多（即使比苏维埃国糟糕）。既然以前都挺得住，那么经过长征锻炼后成为革命骨干的数万老红军心里就有了底。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延安时期不管再困难气氛都是颇为乐观的，这和苏联动辄慷慨悲壮不是一个风格。我想可能关键就在于”再难也远没有长征难”。我尊重苏联的精神，但我以为中国的境界更高。

再有，苏维埃国的经济工作经验也很重要。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实践根据地经济，成就不小，失误也很多（尤其是一些过激政策）。苏维埃国虽然失败，但带着经济工作正反经验的很多骨干活了下来，第二次于陕北华北实践时他们就成熟得多了。可以说，中国的广阔空间使革命者获得了较多的试错机会，所谓大国战略纵深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再多说一句，我觉得中国的此种大国“试错纵深”比苏联还深厚，虽然苏联地域更广。比如说我很难想象苏联革命者把莫斯科-圣彼得堡政权搞失败后还有跑到偏远地方再起的机会。

中国革命遭受过反复惨败，后来胜利的共产党则两次严重挫败。这固然是损失，但所谓“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两次命悬一线后又能整装再出发的共产党革命队伍不仅有人民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还有重生的力量。这最后一种力量是其他很多国家包括苏联的革命者都不具有的。

第三是高度重视并逐步玩转了匮乏条件下的实物经济，从生产到流通环节都有丰富经验。当然这是客观环境造成不得不如此，但在高度重视实物经济中尝到巨大甜头之后，中国就形成了利用超强的动员力以及实物经济实操能力去和更加现代的经济体系融合或者对抗的自信。这一点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多讲了以免这一节篇幅过大。

到了革命快要胜利的阶段，中国革命者在强大的根据地经济的基础上又快速而卓有成效地搞好了一个二元经济体系，即城乡二元经济。

考虑到在接收大城市之前中共没有在大城市搞经济工作的经验， 他们能够在解放战争后期到建国初期把大城市的经济工作搞得如此之好其实是令人震惊的。 从东北开始获得部分工业城市后就能很快恢复交通以及相当多重工业和兵工厂的生产从而有力支援后来的解放战争乃至朝鲜战争。这个已经是不错的初级工业组织能力了。而在接收了上海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地区之后，则面对积重难返的蒋介石集团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在短期之内就摆脱困境。到了53年左右，全国经济工作格局大振，各方面预言或者担心的把城市经济搞砸的情况没有出现。而这一切是在中国还在朝鲜进行激烈作战以及在国内四处剿匪镇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过程中，既有大家津津乐道的手段老辣的上海经济战，又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货币统一和新旧货币平稳过渡转换。我党在长期农村工作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竟然也培养了一批一上手就能搞好城市经济工作的人才，这种人才储备和培养能力也是叫人匪夷所思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也就不进一步分析了。

只有把建国初那几年的经济工作做得那么好，中国后来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接下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工业输出并开始五年计划，也才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快速完成后来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是不亚于抗美援朝的大事，但时常为网络议政者所忽视。

当然大家都知道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是遇到过很多困难走过很多弯路的，但是这不能用来贬低中国近代史阶段革命者的经济工作成就。而恰恰是中国近代史阶段经济工作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未来的困难和弯路阶段积聚了很强的抵御能力。 比如农村被打造成了很强的经济蓄水池和缓冲网，又比如城市工作方面基本上能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再比如，在以较弱的国力进行一度与美苏同时对峙的冷战大棋局的过程中，在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 中国虽然财政严重紧张了几十年但没有被财政问题压垮也没有陷入还不清债的局面，这和建国前在极端条件下长期运行的积淀分不开。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九 中国革命打造了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

这套意识形态我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自主形成的，是将外来重大思想资源本土化的， 是与实践并行发展的成体系指导思想。

后发国家在救亡独立和转型的过程中需不需要成体系的意识形态？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这样的意识形态？这些是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重大基本问题。中国的解决之道有如下几个独特方面。

第一， 新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深厚文明传统中落后部分的深刻批判和坚决扬弃之上的。 从打倒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统治地位到掀翻长期在民间中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各种迷信和宗族势力都是如此。 这种力度的涅槃重生意味着新生的体系将是受古典时代思想拖累最轻的从而是最现代的。这一点在中共之前甚至中共之外可能没有一国能做到。比如各个先发国家都保留了大量宗教残余，后发国家保留的古典时代残余只怕更多。哪怕是苏联，从近几年我看到的解释看，与传统的决裂也不如中国深。

第二，新意识形态建立在对居于指导地位的外来思想进行坚决改造的基础上。中国革命的成功当然有赖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但无论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还是经过列宁改造后已经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列宁主义，都不能回答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要正确回答中国革命该如何进行，就必须要做出一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意识形态改造。

在本国的很多深厚传统已经被扬弃的情况下， 对于外来先进思想还敢于做如此深度的改造，这里需要的勇气是非常巨大的。而改造能够服众，归根到底也必须依赖于实践中的成功。这就指向了第三个特点。

第三，中国革命指导性意识形态是在压力极大的革命实践中依托稳定核心而逐步形成的。

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社会转型非常漫长并因此没有很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指导，比如西方进入近现代资本主义。有的重大转型则是事前有了很系统的意识形态从而速度很快，比如俄国革命之前就有列宁的重大理论突破。而中国的情况与上述都不同。毛泽东思想虽然在1927年之前有一些早期的部分，但其主体部分是1927年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这种一边打仗一边搞根据地建设一边改造外来先进思想一边发展自己思想既用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再用新的实践来支持新的思想的模式，是很难操作的。因为这要求一个相当稳定的思想核心，而这个思想核心必须既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还要有强大的思想建构能力，与此同时还必须有重大的实操能力，如此才能做到学，思，改，行合一的境界。

第四，中国革命指导性意识形态形成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时间是很短的。从共产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到毛泽东思想进入党章不超过30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仅完成思想体系的构建而且用思想体系武装了数以百万计乃至上千万的钢铁战士建立强大政权，效率实在是惊人。我觉得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有伊斯兰文明崛起之效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立改造外国先进思想基础上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之后，就拥有了惊人的政治思想底蕴。这个底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来摆脱外来意识形态源头（苏联）的束缚走向政治与外交的彻底独立有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为将来吸收和改造其他外国先进思想（改开以来学习西方）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至少使得后来人觉得这件事是做得通的。第三，这种发展和改造指导思想的传统也为后来人对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传统做进一步改造提供了先例。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 中国的革命者具有极强的分析外部形势和把握重大外部机遇的能力

其实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能力的。中国革命的两次重大挫折（1927大革命失败和苏维埃国反围剿失利）都和分析外部环境时有重大失误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找到中央军和各路军阀之间博弈的缝隙，成功摆脱多次包围。其次是快速坚决地通过零星情报在陕北找到了合适长期立足之地。再往后虽然有西路军这样的失误，但那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与外界博弈时犯的最后一个重大错误。 从西安事变开始，革命者领导集体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斗争的重大正确判断和决策。

这些重大正确判断和决策包括：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在37-38年判断华北出现重大权力真空， 全力往华北扩张并继续坚决走之前已经走失败过一次的农村路线， 正确分析日本力量的限度，提出持久战战略， 在华北扩张时采取正确的统战政策，在国民党掀起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反共高潮之后有力地以斗争求团结， 正确判断卫国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形势，利用重庆和谈和马歇尔调停为自己争取战略时间，及时派大量精干力量进入之前力量较为薄弱的东北地区，在东北正确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敢于放弃延安与敌冒险周旋牵制敌人大量力量（可能也造成蒋的很大误判），刘邓大军挺进蒋介石统治腹地，及时发动辽沈淮海战役（不仅仅包括国内战局的把握也包括国际上抓住美苏陷入一年多柏林危机抽不出手的关键机遇），以打谈并举的手段解决平津问题， 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不惜长时间停留莫斯科来获取一份对当时的中国较为有利的中苏友好条约， 执行一边倒的对苏友好政策并利用此政策保障的战略时间快速解决西北青藏和南疆问题以及彻底没收帝国主义资产等， 做出冒险性极高的参与朝鲜战争决定并取得重大胜利， 既敢于对英帝国主义开炮又坚决保留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及时介入印度支那事务援越抗法，等等。

总之我认为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到1953年（即我划分的中国近代史的终点），中共在对外博弈方面没有犯过一次较大错误。这段时间正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上列国博弈局面最为混沌和政治家决策压力最大之时。苏，德，日，美，英，法等世界主要玩家都犯过大错误。但中共却交出了可谓“零失误”的答卷。

尤其难得的是这里面的很多决策都是中央位于地理上极为闭塞的西北内陆或者华北小村之时做出的。 他们如何在这样的闭塞条件下具备这样强的时局分析判断能力？

我想这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要点。两个要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第一个要点，就是有人具有很高的站位能够跳出一时一事的进退得失来看出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第二个要点就是中共始终具备非常强的情报能力。

第一个要点前面已经说过很多。关于第二个要点我再多说几句。从打入国民党内部高层的各种特科特工人员，到潜伏在广大城市里的大量地下人员，到有可能在美国（甚至苏联？）也有相当情报收集能力的人员，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掌握着一张强大的情报网。没有这张网，纵有正确的宏观判断，在战术执行上也很可能陷入很多麻烦。

这种在混沌环境下在强者力量边缘进行激烈博弈的成功传统当然是首先从毛泽东指出为什么如星星之火的小型革命政权可以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存在开始， 之后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这一传统被发扬光大。其实这一传统也被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成为中国革命者又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