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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话题 #地名背后的故事 2379篇 叶明先生的《那么个咸腿“曹小毛”》，伴着如泣如诉的“二泉映月”，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半个金华城都认识的绍兴瞎子曹小毛。文中描摹他的瞎，是 “有眼无珠的瞎”，堪谓神来之笔。 十多年前，我左眼视网膜脱落，粘回去一年后硅油一抽又掉了。我不愿再折腾去手术，就随它瞎了。起初以为只是不能开车罢了，过过日子一只眼也够用了，没想还真有诸多不便。独眼很难聚焦，不说吃饭老是筷子夹空，就连点烟火苗也对不准烟头——要么没碰到火，要么烧在半当中。倒啤酒也一样，若不扶着杯子，会倒得满桌都是。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一次有学生来看我，眼圈红了，说老师怎么会这样的？ 我很诧异，视网膜脱落也看得出来？我到镜子前，仔细照了照，发现左眼眶有点凹陷了，左眼珠瞳孔的颜色也变淡了一些。 上医院，医生说，眼球坏死，就会逐步萎缩，掉色。蓦地，我脑海里闪过了少年记忆里那位绍兴瞎子的模样：深深凹陷的眼眶里，没有球状眼体，也看不出瞳孔的黑色…… 现在明白了，他的“无珠”是因为眼球坏死时间长了，萎缩干瘪造成的。 我不愿也变成那样，就在医院做了左眼装修。先是摘除旧的眼球，然后安装假眼——学名 “义眼”。用的一种进口填充物，据说不易腐烂也不会萎缩，最后盖上陶瓷烧制的眼片，上面画着炯炯有神的瞳孔，再也不怕褪色了。 曹小毛就没这么讲究了，他的瞎不加掩饰，连副墨镜也没有。每天，一个盲人，衣敝履空，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线路，一路念念有词，独行踽踽……那时马路没有盲道，他也从不摸墙，精准地知道在哪该转弯。 现在想起来，真挺佩服他的，因为我有过短暂全瞎的体验，知道在黑暗世界里的滋味。去年，我那只尚存的右眼也因视网膜病变引起水肿，视力骤降。住院手术，术后医生说要明天早晨才能揭开纱布。轮椅把我推回病房，护士说帮我叫个护工，我拒绝了——实在不习惯自己的床前坐着个陌生人。 时已下午，就是一顿晚饭的事情，吃完睡就是了。病房里带有卫生间，我是前一天入院的，已经熟门熟路了。事实上，情况并不是想的那么容易。护士把饭菜套盘送到我手上，却被我吃得一塌糊涂，满床都是。我伸手到床头柜拿面巾纸，又碰翻了杯子，抽屉里水漫金山，因为我抽屉没关。上卫生间，我摸索着向前，谁知病房门是开着的，我一直到了走廊里也没摸着卫生间的门。想问路，又不知道边上有没有人…… 当时我想，假如有一天真的俩眼都瞎的话，我肯定是没法活的。 这位全瞎了还在为生计奔波的曹小毛，让我想起了当年金华的另两位有残疾的绍兴人。 其中一位非常知名，跛脚，胸前挂着个铁皮箱，在四牌楼一带走街串巷卖自家烤制的片状蛋卷。他用绍兴腔沿路喊着：“白糖蛋包哉！” 此人姓董，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来到的金华。他靠着这点小生意勤奋地养活着一大家子，他的孩子们和别的同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茁壮成长。 还有一位是解放门食堂的“老哇洞”（金华话对哑巴的称呼），因为不会说话，故而很少人知道他是绍兴人。和前两位全靠自己打拼的残疾人不同，这位来自绍兴的哑巴，能够在金华安顿下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是遇到了贵人。 他的贵人叫汪荣樟，是金华解放门食堂的创办人。解放门食堂，对于如今金华的青年人来说，已经是个父辈口里的传说。两天前，我让金华朋友帮我拍了张照片，结果完全没了往昔的影子。三十年前开始的四牌楼整体拆迁改造，基本是抹平了重造的。  哑巴流落金华时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在四牌楼一带乞讨，是汪荣樟收留了他。哑巴知恩图报，从此以食堂为家，忠心不二。他没什么技术，但有一身力气，重活他都抢着去干：背米、拉燃料，抬蒸笼…… 空闲时间，喜欢肩上驮着汪荣樟的宝贝儿子“骑马郎”逛街。 每当开饭，他坐在食堂门口，像门卫一样防止客人私自将碗具带出去。那时食堂菜碗内都刻着一个“解”字，还是防不胜防，食堂的碗具陆陆续续散落到民间。最夸张的，有一年我在外县的一个面摊，吃完面条，居然看见碗底赫然刻着“解”。 因为丢失的太多，食堂不得已每年都要添置一批新的碗具。 哑巴名字相当新潮，叫“俞新学”，据说是汪荣樟给他取的，因为要帮他上户口。那个时代，在城里没有户口是很难生存的。他这辈子虽未曾婚娶，但也算衣食无忧平安度过了一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食堂拆迁前夕，俞新学寿终正寝，安眠于王牌公墓。 汪荣樟，祖籍安徽，1921年生人。早年他父亲兄弟四人离开家乡来到金华，开始了各自的谋生。 汪家四兄弟中，最不幸的要数老四，年龄最小，却死得最早。日本人占领金华，抓民工在燕尾洲东边修建机场，老四被抓当了苦力。一日因发烧不能干活，被日本兵床上拖起，用枪逼着下武义江“洗澡消毒”，活活被江水冲走，尸首下落不明。 其他三兄弟都是做生意的，他们身上有着“徽商”的血脉，天生精明。 老大开的布庄，很快就赚到了钱。他把布庄移到了杭州，渐渐又开了多家分店。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已然成了杭州城里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老三则在金华小码头开了金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解放后，他觉得做金银买卖太招眼，就搬到了兰溪游埠，低调地改开了一家杂货店。 老二，就是汪荣樟的父亲，他在金华四牌楼北边的净渠头开柴行。在早年，民间做饭都是烧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列在首位。金华南边的安地一带山高林密，柴草取之不尽。一些柴农就一担担挑进城来。柴行就是用现金盘接下来再卖出去，赚点差价。 老二娶了金华上浮桥下沿村的柯氏为妻，生下六个孩子，三男三女，汪荣樟是老大。汪老二对长子寄予厚望，很早就把荣樟送到杭州学习烹饪。 汪荣樟学成厨艺，想谋个好点的差事，就去上海找堂姐帮忙。 堂姐就是在杭州开布庄大伯的女儿，曾是上海复旦校花，毕业后嫁给上海的一位国民党中将军官。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中任人唯亲，派系争斗严重。姐夫想将小舅子推荐进总统府当厨师，他知道，加入青帮是最好的敲门砖，就介绍汪荣樟加入了青帮。 青帮起源于漕运，早先主要依附于大运河水系的船和码头。民国后，海运兴起，漕运没落，汽车运输也极大替代了船运。江南一带的青帮弟子纷纷涌入上海，蔓延到各行各业。早期的“红花绿叶白莲藕(指洪门青帮白莲教)”三足鼎立，演变为青帮一家独大。当时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青帮人士。按青帮二十四代 “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觉” 排列，黄金荣辈分最高，是大字辈；杜月笙是青帮二十三代悟字辈，跟蒋介石平辈。 在堂姐夫的举荐下，荣樟进了南京总统府，当了名炒菜大厨。直到两年后，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原来这位柴行老板因生意上的过节与人结下梁子，遭人暗算。有人偷偷将一种叫“春神花”的慢性毒药抹他在酒杯上，嗜酒如命的汪老二，此后碰酒就醉，一醉就发酒疯，没多久就死了。 此时的北方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解放军势如破竹，向长江逼近，南京政府已是风雨飘摇。汪荣樟本来已心生去意，如今父亲没了，作为长子，照顾母亲和五个弟妹责无旁贷。于是，他溜出了总统府，逃回了金华。 回到金华，自然选择自己的熟悉的行当。他在四牌楼和净渠头中间沿街租了门面，开了个小菜馆。起初只是二三十平米，汪荣樟觉得地段不错，就买了下来。多年后门前马路被定名为“胜利街”，这里门牌是：胜利街111号。 汪荣樟妻子方菜花，比丈夫小四岁，金华桥里方（赤松乡）人。她心灵手巧 ，悟性很高，很快跟丈夫学会了各种菜肴的烹饪技术，也成了能独当一面的掌勺大厨。夫妻俩婚后数年不曾生育，方菜花就从哥哥家过继了亲侄儿当儿子。夫妻俩视同己出，宠爱有加。 价廉物美的经营，店里生意越来越好。 很快，“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点店面施展不开了，汪荣樟决定扩大营业场地。 解放初期，百姓普遍很穷，很少人吃得起炒菜。夫妻俩转变经营思路，开启了“食堂模式”。把小炒改成“大锅菜”，成倍低了，价格也就降了下来，来此搭伙用餐的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不仅城东一带的居民，还有附近上班的公职人员，诸如城关镇机关、城东街道、城东派出所等等。 在后来的若干年里，食堂规模迅速扩大：纵深往东直抵后面那条不知名的小弄（弄口有井）；里面往南也有大面积的拓展，几乎到了解放路最东段的马路边，和豆腐厂隔街相望。在猪肉按计划限量供应的年代，为保障食材来源，食堂在自己院内办养猪场，多的时候有30多头猪存栏，可见面积不小。 四牌楼一带店面房寸土寸金，食堂虽然扩大了，但门面还是就这么点大，且相当简陋，进门还是条长长的过道。食堂不同于饭店，就餐受众相对固定，无需靠门面招徕顾客。 记得食堂北边是个箍木桶的铺子，师傅脸上有些许麻点；南面是一对夫妻俩开的裁缝店，多年未变。 如果鸟瞰拍摄，整个食堂面积形状可以比喻成一只鸭子：头小脖长肚子大 。 1956年开始的城镇社会主义改造，动员私人的工商业接受公私合营，政府用赎买作为部分补偿。看着自己辛劳多年攒下的资产，汪荣樟不愿意。找他谈话的街道书记意味深长地说，你在上海参加过青帮，还在总统府上过班，有谁能证明你只是个伙夫？ 这句话，的确极具威慑力。那一时期，金华西峰寺背枪毙人是常事，那些对抗新社会的国民党残余分子通常不需要法院审理就可被执行的。 最后，政府以3800元购买了汪荣樟的全部资产，除食堂外，还包括三牌坊（民间也叫“三牌楼”）的几个店面屋，产权都归街道。后来这里（老中医院对面）拆迁改建国营菜场，补偿给了街道10个商铺和若干间商铺楼上的住宅。 至于到了1996年食堂整体拆迁，有多少拆迁款就不得而知了，总得8位数吧？ 1958年6月1号，食堂实行公私合营，正式定名“解放门食堂”。从此夫妻俩成了工薪阶层，按月领工资，丈夫42元，妻子38元 。这在当时是很高了的，一般职工都是20余元。 代表街道参加管理的叫方大奶，应该就是公私合营的公方经理，她是整个食堂唯一的中共党员。在金华话里，“大奶”念作“多男”，是大女儿或者大女孩的意思，但用普通话读或写出来显得有些别扭。 改变了私有性质，食堂就得有规范的账目管理，街道委派的女会计叫张文华 。不久又招聘了出纳李苏菊，兼售饭菜票 。 汪荣樟的成分被定为“工商业主”，这在农村属于富农的档次。地主和富农都属于剥削者，两者区别不在于土地的多少，而是富农本人也下地干活。同样道理，工商业主和资本家的区别，取决于本人是否还是劳动者。 解放门是金华的地名，但并不在食堂的位置，还要往南数百米。1949年5月7日 ，解放军35师的一个团，从建德出发攻占金华 。为防止国民党残部向南逃窜，除了一支由西直接占领位于城西的火车站外，其余部队迂回到金华南面，分别从上浮桥、通济桥进入金华。 上浮桥进入的部队，在如今的胜利街南口处北转，朝四牌楼方向进入市区 ，后来这里就被叫做了“解放门” 。曾看到有文章说，解放门原本就是个旧城门，因解放军从这里入城而易名的，可我从没发现此处有老城门的记载资料。这里属于金华古城的城南，离的最近的城门都在百米开外。往西是清波门，俗称柴埠门；南边的是八咏楼下的八咏门，旧名玄畅门。 从地理位置说，“解放门食堂”名不符实。那时胜利街的街名还没有，路名是分段叫的，这条路从南往北依次是：解放门，三牌坊，四牌楼，净渠头……如果非得用地名取名的话，叫“四牌楼食堂”是最恰当的，叫“净渠头食堂”也说得过去，就是“解放门”实在八竿子也打不到。 到了文革，解放门食堂改称“为民食堂”，改革开放后又叫“婺东饭店”。但是，不管怎么改，不少金华人始终习惯叫它“四牌楼食堂”。 食堂虽然归公家了，但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一直还是汪荣樟负责打理着食堂的业务。他曾代表浙江去北京参加全国烹饪大赛，是获了奖的。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他潜心研究各种蔬菜的做法，光青菜就能做出50余种，据说还能把萝卜烧出肉的味道来。 其实，金华城里的居民食堂还有几家，但规模都不大。那个时代，每年都要召开县三级干部大会。参会人员为县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公社级全体干部、大队支书和主任，另外还有各类受表彰的先进人物。上千人三四天的伙食，金华没哪个单位吃得消操办，只有解放门食堂。 大会一般放在杨思岭，那儿早先是县委党校，如今是部队驻地。从解放门食堂过去得有二三里地。一日三餐都是在食堂做好再送过。用人力大板车，菜汤很容易溢出来，因为车子拉的时候是倾斜的，再者也没处去弄好几辆大板车来。所以，起初主要是靠人肩挑。 后来汪荣樟有主意了，每当大会期间，就去乡下雇有独轮车的农民来当帮工，做些洗菜刷碗的杂活。大会一般放在春节后的正月里，属于冬闲，他们也乐意出来赚点钱贴补家用。等饭菜准备停当，一溜独轮车队，浩浩荡荡给大会送去。 七十年代初，，解放门食堂在石榴巷东口的三清殿开过一个分食堂，取名“工农食堂”。那儿有个工厂，好像是做水泥袋子的，分食堂解决了该厂职工吃饭问题，也方便了附近居民。   我小时候，家住石榴巷的单位宿舍。虽然单位有食堂，但有时也会光顾解放门食堂。单位食堂是要自己淘米蒸饭的，一顿不去，下顿就没饭的，这样就会去解放门食堂打饭。这里的饭也是蒸笼蒸的，装在钵头里，就像和尚化缘的那种。陶制品的好处是，夏天不像铝制饭盒那么烫手，冬天也不容易凉得太快。另外，这里早餐有供应大锅煮的稀饭，这是我们单位食堂买不到的。 烧饭的师傅叫陈水有，一只眼瞎的，眯成一条细缝。金华话把单眼有眼疾的称作“白丽”，这便成了他的绰号。据说他的眼睛是年轻的时候，去湖海塘打天鹅，土枪里火药塞多了，炸膛伤了的。由于煤受计划供应限制，食堂用的燃料主要是砻糠和锯末。 面板师傅王金兆，本地人，家就在离食堂不远的仓茅亭，他是汪荣樟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他做的馒头比单位食堂的好吃，很有嚼劲。馒头大小不等，不按个卖，是用称称的。买馒头也是用的饭票，不过得添点菜票，因为面粉本身就比大米要贵些。 食堂的饭菜票是木质的小牌，俗称“筹”，金华话念作“酒”。不同面值的“筹”涂着不同颜色，熟悉了就不需要看上面字了。七十年代，某部队服务社被盗，作案的俩小孩就是部队子弟。他们故作聪明，将预先准备好两片解放门食堂的“筹”丢在现场，想误导警方以为是社会上人干的。结果，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木制菜筹成本较高，所以1分2分低面值的备得较少，菜肴基本5分一档。一般蔬菜都是5分1碗； 1角、1角5分的已经是半荤了的，诸如茭白肉片、油泡烧肉等等；最贵的红烧肉，2角1碗。 在那个时候，花上1块钱，在这里可以整上六七个菜，请三五个客人喝酒了。我记忆中，这里的萝卜肉圆很好吃。 食堂最小面值菜票周转不够，让一些小孩有了获得零花钱的机会。那时的学校不提供学生午餐，有的家长要上班没法顾及孩子午餐，就给买好饭菜票，让孩子自己来这里吃饭。有小孩发现买馒头，时常可能找回硬币。虽然只是2分3分，还是让小孩们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这个钱家长是不知道的，可以归自己花了。 那时的孩子，很少有零花钱，1枚2分硬币都要分两次花。食堂对面是个爆米花摊，有卖1分1包的爆米花，装米花的纸袋有棱有角，粽子的模样。1分钱也可以到副食品店买1粒纸包硬糖，或者9粒花花绿绿的弹珠糖。 厨师，汪荣樟的终身职业。令人不解的是，这位职业厨师始终不愿意儿子步自己的后尘，传承这份职业。1974年儿子高中毕业，按独子政策不用下放，起初分配在金华饭店学做厨师，这在当时应该是令人羡慕的极好出路。 然而，汪荣樟死活不愿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关系，把儿子换到了二轻系统，到东方红电机厂做了名钣金工学徒。 汪荣樟退休后，给儿子操办了婚事，又添了孙子，其乐融融，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惜不幸患了膀胱癌，走得有点早，终年75岁。妻子方菜花，在儿子、儿媳、孙子陪伴下，安详度过了晚年，享年85岁。 颜世亮 2022年1月23日於杭州桥西 来自话题  地名背后的故事 2379篇内容 9.4万人互动 订阅 更新于 前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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