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

生命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我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其颠覆性、突破性和引领性日益凸显，在重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也不断增强。生物医学技术具有双重目的：治疗和增强。随着生物医学技术对身体与生命的深度干预逐渐加深，利用技术增强人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导向，即生物医学技术正在“超越治疗”而成为生物医学增强技术。

我们可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重塑我们的情绪、情感、欲望和意志力，增强认知、记忆、智力和注意力，甚至可以设计未来的生命形态——在基因组层面进行胚胎生殖设计。概言之，生物医学技术在新的层面对身体与生命进行干预、塑造与设计，是面向未来维度以突破人类生物限制和生命缺陷为宗旨。由此，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不可避免地带来生命政治层面的问题，并导致生命政治的转向，形成了新的生命政治分子化，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围绕着生命的性质、新优生学的选择、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社会分裂的风险、技术的政治管制等问题进行了争论。

分子生命政治：身体增强与生命建构

传统生物医学技术干预身体的目的在于治疗疾病。但作为一种“生命技术”而非“健康技术”，当代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它不再干预可见层面的摩尔身体，而是在分子层面干预与塑造身体。其目的在于深度增强肉身性身体和精神性身体，以建构生命的技术化生存。例如，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在精确位置上剪断DNA结构，从而在某一位置添加、消除DNA片段。这赋予了基因编辑技术强大的增强功能，通过基因修饰改善免疫系统缺陷以重塑身体性能，甚至删除特定的基因从而设计后代。再如合成生物学技术能够实现多种基因控制模块的设计，建立标准化的生物元器件库，开发控制生命活动的遗传线路，使基因表达、蛋白质功能、细胞代谢等得到有效调控，成功合成人造染色体控制的细胞等。

按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观点，新型的生命分子本体论（Molecular Ontology of Life）正在形成。分子层面的解释框架与技术人工物建构本质上重构了生命科学的凝视、机构、程序、工具、操作空间和资本化形式。由此，“生命元素被赋予新的移动性，即生命可以被分解、固定、冻结、储存、商品化、积累、交易，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器官和物品、不同的环境和企业而为健康和财富服务。”

基于此，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创造了新的行动范式，即促使生命科学技术将个体从疾病中恢复到正常转变为塑造与增强生命本身，从而导致技术、政治、法律和道德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型生命政治空间。传统的生命政治关涉整体人口的改善策略，主要强调人口卫生和人口再生产。但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不再把上述行为作为自己独有的责任和义务，转而更加强调个体对自身健康、生命方式的责任承担。

随着生物增强技术不断增强身体与建构生命，当代分子生命政治展现了新特征，主要包括技术最优化、主体化、生命知识的专业化以及生命力的资本化。

第一，技术最优化。“当代医学技术想做的不仅仅是疾病一旦出现就治愈它们，还要控制身和心的生命过程，即它们是最优化的技术”，以期获得增强与完美。进而言之，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本质是一种面向未来维度的增强技术，通过寻求当下行动从而塑造和优化未来。在实践中，通过增强技术优化和提升人的力量、认知、道德、寿命等能力，从而获得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等。第二，主体化的形成。所谓主体化是指健康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价值观。人们自己积极主动地接受专业医学知识，“患者”成为“消费者”，他们积极选择和使用医学药物、生物科学技术，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的生命力。第三，生命知识的专业化。生物医学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诊断与治疗疾病，成为衡量“生命存在方式”的标准。人们必须借助专业的生物医学技术知识来审视自身与生活。第四，生命的资本化。当代生物医学技术以追求无止境的健康与增强为导向，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昂贵的实验设备、多种科学实验等。因此商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命科学技术的方向、问题设定与解决方案等。

增强已经超越个体的医疗实践选择和自身愿望驱动的行为，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对于这些潜在的社会政治问题，一种观点是大力支持生物增强技术的发展，即增强和追求完美是一种基本的自由选择权；另一种观点是反对生物增强技术的发展，应该停止资助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研究以防范潜在的社会风险。

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核心议题

在有关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争论的两种生命政治范式中，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对于争论的核心问题都表达了不同观点。

第一，生命的性质：既定或扩展。如何理解生命的性质，是生命政治需要思考的基础问题。在超人类主义视域中，生命可以超越天赋与给定从而通过技术改造与增强。超人类主义认为生命本质是一种未完成的进程，即一种有待完善与进化的过程。超人类主义学者希望通过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增强我们自身，从而获得比现在人类更加强大的能力。此种改善人类的方法和愿景并不会损害生命的天性，恰恰相反，控制我们自身的生活让我们更加完美是对生命本性和潜力的肯定。

与超人类主义相反，生物保守主义认为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可能导致生命本质的“去人性化”，即增强技术可能损害人类尊严和人类固有的本质。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不无隐忧地提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

第二，新优生学的社会选择。支持新优生学的超人类主义政治范式认为，尽管基因医学增强技术具有优生学意义，但此类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自由优生学形式，即这种优生学在道德上有别于旧优生学。相较于旧优生学的非科学性和强制性，新自由主义优生学是基于良好的科学知识和个人知情同意，其目的无关种族而在于改善人自身。因此，基于自主原则和功利主义伦理规范，新优生学的增强与改善对个体和社会都是善的。

以生物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新优生学虽然以科学为基础，但其目标仍然与旧优生学一脉相承，即培养优秀的个体，消灭次优个体。哈贝马斯认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允许基因增强具有一种不可辩护的风险，即基因增强是建立在第三人称——父母自我的偏好之上，而未来的人可能会拒绝这种偏好增强，因而丧失了伦理自由。未来的人将把基因干预的意图当做一种外来干预，并且被剥夺了以自己的方式塑造自我生活的道德责任。基因增强会破坏人类生命的自主自然条件，从而破坏了人道德行为的先验性和自由社会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基因增强不再是简单的自我赋权，不再完全局限在道德——存在选择的个人领域，而必须被视为重大的道德——政治关切。”

第三，社会自由权利的限度。技术增强是否是个体的基本社会权利，其限度在何处？ “尽管人们对于拥有何种完善或增强具有很大的差异，但迫使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单一的标准并不具有道德可接受性。人们应该有权选择人类增强技术去改变自身，除非这个选择对他者造成了重大影响，否则一些人对科技改造人类的厌恶和道德质疑并不能作为强制禁止增强的合法性理由。”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提出应当建设一个民主超人类社会，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理性和民主控制自身的生活，以确保增强技术非精英独享而被每个人公平享有，并尊重每个人控制自身身体与心灵的意愿。

但在生物保守主义生命政治范式中，技术增强会破坏人的自由。增强对自由的损害包括两个方面：代内之间和代际之间。增强的代内自由损害是指迫于社会同龄人的竞争和压力，“自由的增强”变成了一种强制。而增强的代际自由问题则涉及到父母通过基因增强技术来选择完美的下一代，由此，孩子是按照父母的倾向、愿望和目标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按照随机的生命生产方式产生，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被选择”而无法获得真正自由。

第四，社会分裂的风险。人类增强关涉的社会正义是指增强群体与未增强群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在超人类主义看来，增强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会弥补甚至消融人生物能力带来的先天不公平与自然不平等的问题。例如学者朱利安·萨夫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指出，公平与正义要求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更加体面的生活，因此公平需要增强而不是增强破坏公平。公平的做法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拥有合理的权利以获得增强，特别是当干预增强能够为个人提供合理机会以改善生命的质量。因此，对于一个公平社会而言，应该给予尽可能多的人更加体面的生活。但是，生物保守主义则担忧生物医学增强技术会进一步扩大原有的不平等，从而导致新的分配不公正。

第五，生物增强技术的政治管制。对于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发展，超人类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支持其大力发展，反对卢德主义对技术发展的抵制。为了更好地促进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发展，超人类主义并不是完全放任技术自由发展，而是希望政府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在限制生物医学增强技术负面效应的同时提升技术的公众接受性。正如休斯所言，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一些权利不平等的根本问题，从而创建一个美好世界。建立有效的国家政策，防止增强技术的消极后果，确保公众的安全感并减少新技术遭受的抵抗。垄断行为和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政策会严重阻碍超人类技术的发展，应对此进行限制。但是以福山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或大范围禁止生物技术的发展都具有误导性。“现在每一个人都急于亮出伦理立场，支持或反对各种技术。但很少有人仔细地观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允许社会对技术发展的步调与范围进行管控。”

余  论

尽管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大多处于试验阶段，但是也有一些技术开始走进生活世界。比如2018年“瘫痪病人通过电子设备重新行走”的案例，科学家通过电子设备将腿部神经与大脑进行重新连接从而恢复了其运动能力。得益于纳米技术、神经技术、合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会聚技术发展，人类进一步获得了增强自身的强大工具与手段。由此，在生物增强技术不断应用的进程中，我们应当超越增强技术带来的后人类乌托邦的迷思，在现实语境中确保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负责任发展。

首先，确保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安全，防止其过度使用。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关涉人自身，因此安全性应成为其首要目标。核心问题在于，生物医学增强技术是否具有消极副作用和长期健康风险，对此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长期的前瞻性研究。其次，创建生物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规制。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社会伦理层面，其代表了政治权力如何通过技术对群体生命方式进行规训。单纯的伦理审查无法有效地规制生物医学增强技术的负面效应（参见中国基因编辑增强案例）。最后，在生物增强技术图景中，面对人类自身不断“机器化、技术化”的进程、人技不断深度融合，我们应该建构何种新生命哲学理念，应对增强超人类与人机融合智能导致“人”的生存危机？建构何种存在论哲学，深度思考人主体性地位的消融？这也成为生命政治哲学需要进一步回应的核心命题。

本文节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4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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