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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众关于转基因技术与食品添加剂的态度

 Tomsp360lib 2022-01-28

随着科技与日常生活愈发地密切相关,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的程度正在逐渐加深,但是这种理解来自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信源,科学信息在传播中变得不可控,公众对科学的误读削弱了科学的专业化和权威性,致使科学争议频发。

科学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也影响着政策的形成。公民认识论的提出,就是在关注各国社会文化所隐含着的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和定位,这些认识也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科技政策的制定。本文则希望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公众对科学争议的态度的影响。

一、研究问题与假设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去探讨科学问题,即是要探索中国人在对待科学议题时,会受到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这两个议题来分析公众的态度。这两个议题是非常典型的科学争议议题,受关注度高且知晓程度高。本文将系统实证地描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等争议议题的态度,并进一步探索其如何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1.中医文化

文化价值观是指人们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对事物价值所进行的衡量、判断和取舍,是人对某种价值取向的坚定信仰和恒定追求。它对于科学发展有着复杂的影响。中医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之一。

中医的核心认识论是取象思维,这与其他运用科学思维的现代学科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中医与在研究方法,范式及医理上的差异,现代科学对中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较为否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起中医支持者对新科技发展的抗拒,即对中医越支持的人越会对具有科学争议的议题持保留态度。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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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a:公众对中医的支持度与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呈负相关。

H1b:公众对中医的支持度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接受度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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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宿命论

宿命论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念,相信人的命运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因此人为的主观改变最终并不会引起结果的改变。有大量的研究发现宿命论在健康议题中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癌症相关议题,在不同的种族群体中,宿命论的观念可以对癌症的防治产生不同的预测作用。而国内的学者主要关注宿命论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可见,宿命论对人们的文化认知和健康相关行为的选择都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持宿命论信念的人可能认为外在的科技成果对命运的影响很小,可能对科学争议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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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公众对宿命论信念的支持度与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呈正相关。

H2b:公众对宿命论信念的支持度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接受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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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进化论

社会学和生物学总是息息相关,理性地阐释社会行为就需要对生命规律知识的把握。斯宾塞认为生命科学“给社会科学带来伟大的归纳概念,没有生命科学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科学”。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学术界引发的震荡并非仅限于生物学,也波及社会学界。生物进化论已经成了当今最基本的科学世界观,在科学界怀疑者极少,在学术界追随者众,但在宗教领域被视作假说。目前进化史观非常盛行,比如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戴蒙德的《枪炮病菌钢铁》,都是进化史观。

生物进化论作为我国科学素养的调查内容之一,从知识认知的层面考察公众基本的进化知识的掌握程度。而本文要探讨的生物进化论是从文化价值层面考察的是公众对其的信念和态度,在知识、理解和信念三个维度中,知识层面的科学素养对应转基因等科学议题的认知水平,而信念层面的生物进化论,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影响人们的态度,有研究发现持有“生物进化论”观点的人群和持有“创世论(Creationism)”观点的人群在做科学决策、政治决策等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生物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经了三次高潮,我国公众对该理论的接受程度非常高。相信进化论并理解自然选择的人,他们赞同物种的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人工干预或选择。事实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相关调查表明生物学家支持转基因的比例远比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或公众高。而公众对该理论的信念也是在接受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思想,那么作为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则可能因为科学价值的一致性而被接受。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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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a:公众对生物进化论的信念与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呈正相关。

H3b:公众对生物进化论的信念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接受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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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结构和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基础变量总是出现在定量研究中,但是学者往往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认为其对因变量的影响较弱,或者将其合为一个变量去探讨,但是这两种方式都存在问题。首先,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科学争议性议题的影响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对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度的解释力很弱,但有学者认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态度,但作用的具体方向尚未得出统一结论。其次,有研究将公众的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月收入和家中是否有12岁以下孩子作为一个自变量来预测公众对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的信度检验Cronbach系数低于0.70水平,并不具备较高的一致性,难以作为单一自变量对公众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每一项指标都作为独立变量来单独分析,探讨出这些人口特征对于科学争议议题的具体影响。

在转基因和食用保鲜膜(储藏类添加剂)的研究中发现,学历和性别对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还有研究发现年龄、地域和家中是否有12岁以下孩子等家庭特征因素对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那么我们将分别考察年龄、性别、地域、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和家庭结构因素的影响。我们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RQ1. 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家庭结构因素如何影响公众对科技争议的接受程度?

二、研究方法

1. 样本选取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委托问卷星样本服务进行在线调查。调研始于2018120日,历时两周,样本库中共有2511人浏览问卷链接,2080人作答,最终有效问卷1843份。为了保证答卷的有效性,问卷星公司在问卷页面中加入了陷阱问题,以及人工随机抽查答卷,研究团队最终对所有问卷随机抽查进行了复核。

2.问卷设计

针对中医态度、宿命论、进化论和态度的变量共设计16道问题(见表1)。对生物进化论的测量由于只在信念层面而不是知识掌握的认知层面,所以只考察其是否相信生物进化论。对宿命论的测量主要基于癌症宿命论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预决定(predetermination)、运气和悲观情绪几个部分,我们选取了和本研究相关的4个问题,α系数大于0.7,证明该量表可靠。另外,对转基因的态度和食品添加剂的态度的α系数均大于0.7

我们同时测量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地域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家庭成员数量、孩子数量等家庭结构变量(见表2)。

1.社会文化相关变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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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受访者基本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女性比例稍高于男性;年龄分布上,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20-29岁为17.14%30-39岁为16.15%40-49岁为17.28%50-59岁为11.92%60岁以上为13.31%。而中国网民年龄分布情况为20-29岁为29.7%30-39岁为23.0%40-49岁为14.1%50-59岁为5.8%60岁以上为4.8%。较之于全民的年龄分布,我们的样本群体和网民的年龄分布比例更为接近,所以本研究的样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中国网民的群体特征。

家庭月收入水平有超过半数的在800016000之间,教育程度75.4%的人有本科学历,地域分布最多的分别是广东、北京和上海,集中在东部地区,样本人群中东部地区受访者超过半数,这和我国的人口分布情况相似。家庭成员为三人的超过半数,说明核心家庭是主要结构。没有孩子和只有1个孩子的数量占了绝大多数。(见表2

2. 样本的统计分析


N

%


N

%

性别



收入水平



男性

872

47.3

少于8,000

226

12.3

女性

971

52.7

8,000-16,000

936

50.8

年龄



16,000-50,000

599

32.5

18岁以下

9

0.5

多于50,000

82

4.4

18-29岁

748

40.6

地域



30-39岁

752

40.8

东部

1238

67.2

40-49岁

229

12.4

中部

290

15.7

50-59岁

85

4.6

西部

216

11.7

60岁以上

20

1.1

东北

99

5.4

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



研究生毕业或以上

148

8

1人

43

2.3

研究生在读或肄业

33

1.8

2人

172

9.3

大学本科

1390

75.4

3人

1036

56.2

本科在读或肄业

117

6.3

4人

339

18.4

高中毕业

110

6

5人

187

10.1

高中在读或肄业

20

1.1

6人以上

66

3.6

初中毕业

16

0.9

孩子数



初中在读或肄业

4

0.2

618

33.5

小学毕业

5

0.3

1个

1067

57.9

没上过学

0

0

2个

146

7.9




2个以上

12

0.7

三、研究发现

本研究运用SPSS18.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我们把转基因技术态度和食品添加剂态度分别作为因变量,把宿命论、中医态度和生物进化论作为自变量,同时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家庭结构因素。(见表3.

3.预测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支持度的回归分析


转基因技术态度        

食品添加剂态度

社会文化因素


宿命论

    .131***

    .170***

中医态度

-.074**

-.005

生物进化论

    .114***

    .136***

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ref.=女性)

-.030

-.039

年龄

 .012

 .015

收入水平

-.013

 .021

教育程度

-.005

-.022

地域



中部

 .002

-.063**

西部

 .010

 .004

东北部

-.052*

-.034

家庭结构



家庭成员

 .117***

    .083***

孩子数

-.142***

-.044

Total Adj.R2 (%)

5.7***

4.5***

          *p<.05. **p<.01. *** p<.001.

从表3可知,公众对中医的态度与转基因技术支持度呈显著负相关(β=-.074, p<.01),可见,越支持中医的人越不支持转基因技术,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H1a相一致,但是对中医的态度对食品添加剂的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H1b不支持。可见,本研究中探讨的中医态度对科学争议的影响只有部分支持。

研究假设2探讨的是宿命论观念与科学争议的态度的关系,宿命论观念对于转基因技术(β=.131, p<.001)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β=.170, p<.001)的支持度均呈正相关,说明持宿命论观念的人更容易支持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等科学争议,H2得到支持。

研究假设3验证的是公众对生物进化论的支持度与科学争议的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化论的支持度和转基因技术(β=.114, p<.001)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β=.136, p<.001)的支持度均呈正相关,说明支持生物进化论的人更容易支持科学争议,H3得到支持。同时发现,在宿命论和生物进化论这两个均呈正相关的自变量中,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支持度要更高于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度。

我们的研究问题要考察的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家庭结构因素对于公众对科学争议的态度的影响。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只有地域分布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和食品添加剂的态度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因素都没有显著相关性。可见对这类科技争议的态度并不是主要受到人口特征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学争议类议题的核心影响是来自于其他外在因素,而非人口结构性因素。

在家庭结构因素中,家庭成员数量与转基因技术态度(β=.117, p<.001)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态度(β=.083, p<.001)均显著相关,说明生活在成员数量越多的家庭中的人越容易支持科学争议议题。而孩子数与转基因技术态度(β=-.142, p<.001)呈负相关,说明孩子数量越多越容易不支持转基因技术。孩子数与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态度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了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两个议题作为科学争议议题,通过对社会文化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家庭结构因素等变量探讨了其对公众对科学争议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宿命论观念和生物进化论的支持度对科学争议的态度影响最显著,在两个议题中均呈现正相关,而具有广阔文化传统土壤的中医文化对科学争议态度的影响只在转基因技术的议题中显著相关。其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是家庭结构因素,即家庭成员数量与科学争议的态度显著相关,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与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负相关。另外,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解释力最弱,只有地域分布对科学争议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些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众对科学争议的态度的生成,同时还需进一步地解释和讨论。

1. 公众对科学争议的态度

本研究选取的两个科学争议事件都和食品安全有一定关联,和公众的相关性很高,加之媒体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报道,使之成为科学争议中最受公众关注的议题之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主要源于一些非法添加剂的使用而曝光的热点新闻事件,比如三聚氰胺事件等,一方面使公众分不清非法和合法的添加剂而盲目抵制所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另一方面,在合法添加剂的使用中,也会因为使用量的问题而产生争议。有研究对苏州市的调研发现食品添加剂滥用所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已对公众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尤其是当添加剂滥用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公众的情绪反应激烈,并对食品市场的信心普遍下降。

本次调查显示,公众的食品添加剂的支持度总体较高,呈正面态度,虽然也有一定的离散程度说明意见有一定的分散性,但总体来看,在没有食品添加剂相关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影响下,公众对此的态度比较正面,这说明常态的社会环境中,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支持度总体较为正面。

转基因技术方面,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中以“反转”的立场更多,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中均呈现此特征。对公众态度的多次调查也显示,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支持度在下降,转基因科普活动的增加并未改善公众对转基因整体上的负面印象。

然而,本次对转基因技术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的总体支持度较为中立,呈负面倾向。而与我国地缘接近的韩国公众大体上是支持转基因技术的,2008年的全国大型调查发现63%的韩国公众认为转基因成分的收益大于危害,但同时71%的韩国公众认为转基因成分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危害,可见争议也存在。与本研究使用相同的转基因食品支持度的测量方法,韩国公众在回答“我经常买转基因食品”(M = 2.34, SD = .96)、“我不会购买任何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M = 2.75, SD = .96, 反向编码)”、“不论价格如何,我都倾向于购买有机产品,而非转基因产品(M = 2.25, SD = .95,反向编码)”、“我认同在食品生产中使用基因重组技术”(M = 2.75, SD = .95)等问题时和我们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尤为注意的是,此次调研中,我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测量包含了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药品两个方面,公众对转基因药品的接受度高于转基因食品。而对转基因食品的考察加入了有机食品的对比,公众不会为了有机食品而完全放弃转基因食品,当然这其中会受到食品价格因素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可以看出,公众的支持度已远高于2014年的17.8%。虽然我们无法与此前的研究做时间序列上的直接对比分析,因为每项研究所使用的测量方法不同,只能看出整体的态度水平。

2. 宿命论、生物进化论与中医文化的影响

宿命论在我们测量的社会文化因素中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持有宿命论信念的人往往相信“人命天定”、因果报应,更倾向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认为外在的变化无论是向好或是向坏都是偶然,而人的命运是一种注定,既来之则安之,所以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反而更为宽松。

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天命思想于中国哲学思想,有始基性的意义,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天命思想与源自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宿命论虽然不同,天命思想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予一定的肯定,但是二者都把人的命数看作由外在力量来把握,是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力量。所以宿命论的观念接受度很高,经由希腊传入印度,又广泛地影响着全世界的人们。现代文化深受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影响,也在不停地相互影响着。

我国的宿命论信念与年龄(r=.039, p<.05)、生物进化论(r=-.139, p<.001)、中医态度(r=.204, p<.001)、孩子数(r=.098, p<.001)均显著相关。说明越年长的人越有可能持宿命论的信念,持宿命论观念的人越相信生物进化论、越支持中医,生孩子的数量也更多。这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生态度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那么这种观念对于科学争议的抗争性其实是较弱的。

生物进化论在我国有优厚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其认可度非常高,在我国基础教育中的普及奠定了它的绝对地位。从本研究可以看出,相信生物进化论与年龄(r=-.065, p<.005)、教育(r=-.114, p<.001)、中医态度(r=-.046p<.05)呈显著相关。这又证明了我国的基础教育对该理论的普及作用。

支持生物进化论的人更可能支持转基因技术,可见这种对生物进化论的普及对于科学思维的接受是有促进作用的,在科学争议的接受度上有正面的影响。本文没有测量对生物进化论的认知,而历次科学素养调查中的生物进化论知识掌握程度也没有公开的数据,但是总体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程度还较低,尤其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由此推断,当人们被告知一种科学理论的正确后,人们加深的不一定是对这个理论本身的理解和接受,而是对科学的信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们的科普工作中,尤其是比如转基因技术这种争议性较大的议题中,对于已经有了明确负面倾向的公众,如果再继续针对此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的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可以从其他议题入手,在其他科学议题和科学理论中加深其对科学的信念和信心,也能在波及到争议议题时起到辅助作用。

中医文化的影响结果是最令人意外的,作为国人对待健康的重要传统方法理应在涉及健康议题时产生重要作用,但结果显示只有转基因技术议题中,中医文化支持者会越不支持转基因技术,但是这种影响弱于宿命论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公众对中医的总体支持度较为中立,证明中医文化的影响力不够强。而支持中医的人并不具有某一类型特征,其在性别、年龄、收入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而中医本身也有不同的流派,其对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作用从结论来看并不强。所以总体来看,中医文化的支持者并不一定对科学争议形成固定的刻板印象。

3. 个人与家庭因素

由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科学争议的影响尚无定论,本研究通过转基因技术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两个议题,为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较弱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为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传播工作者提供了依据,即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应作为针对科学争议议题的科普的核心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而家庭结构因素的影响更大

我们的传统文化社会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着公众的科学态度,但是又需谨慎地看到,这些影响并不是根深蒂固不可根除地对科学认知形成了大障碍,相反其影响是有限的,而且还存在部分的正影响。那么,如何利用社会文化因素观念去转换固有的对科学的陈见和误读就是本文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科学传播工作者提供的现实贡献。同时,将本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有针对性地解释了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可以有的放矢地深入探讨诸如社会规范、信任、传播行为等其他因素的作用。

End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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