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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八月甲辰(初七)，唐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都为同平章事，担任宰相之职。当时，唐德宗刚刚继位，正准备励精图治，好好干一番事业，所以用人不拘等次。他曾向崔祐甫征询宰相人选的意见，崔祐甫认为杨炎有才干，能办事，故而推荐了他。唐德宗平素也听说过杨炎的名声，于是便起用了尚在贬谪中的杨炎。乔琳是太原人，生性粗疏草率，为人诙谐，没有什么别的长处。乔琳因为和张涉关系亲密，张涉说乔琳的才能可以委以大任，德宗听信了张涉的话，便同时起用了乔琳。朝廷内外见乔琳也当上了宰相，大家都感到十分惊讶。 协律郎沈既济针对朝廷选任官员上了奏章，他说：“选任官员的方法，主要是考察三个方面，即德行、才干、劳绩。现今，主持选官事务的选曹对此全然不通;所实行的考察官员的办法，全都停留在书法文理、资历考课、言词应对等方面。行事安稳，讲话从容，这并不就是德行;撰写文章清词丽句，这并不就是才干;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这并不就是劳绩。以此三项作为标准来延招天下之士，当然是无法选出合适的人来的。（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 现在居官的人并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职，所以用人不可以以本地的评议为依据。由一个部门单独去审查官吏，是难以考核准确的，所以不可由吏部独自负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 我认真研究了古今各朝的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提出授官和奖励的意见，再让吏部和兵部参预评估。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自行任用。如发现有牧守和将帅选拔任用不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加以治罪。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严重的，按刑律法典治罪。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倘若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 现在铨选的办法，都是由吏部选择人才，而放在州郡任职。如果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一责问刺史，刺史就会说这个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我可不敢自行废黜;一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我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一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百姓徒然受此弊端，但责任又由谁来承担呢!（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谁任其咎!） 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官佐，那用人失察的罪责又怎能脱逃呢!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因为候选授官的人员过于繁多，侍郎不可能都了解清楚。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私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因而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实际上已经有先例了，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罢了。（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 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利害之理，较然可观。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 地方长官自辟属吏，实际上是以前分封制的继承和提升。一方面，通过自辟属吏，可以大大将地方长官的主体责任坐实，另一方面，相较分封有所提升的是，地方长官自身不是父子相继，而是中央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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