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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代谢疾病包括但不仅是超重和肥胖、糖代谢疾病（2型糖尿病和糖调节受损）、脂代谢疾病（高胆固醇血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非酒精性脂肪肝、原发性高血压和由这些疾病风险性集簇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还可能包括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和骨软化、妊娠相关疾病、神经和肌肉病变甚至皮肤病。 与免疫激活增强和全身炎症相关的疾病，包括银屑病、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即使在调整了传统风险因素之后，心脏不良事件的风险仍高达未罹患疾病人群2－7倍。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NAFLD的全球患病率为25%（22个国家超过850万人的荟萃分析）。我国NAFLD的患病率为29%（200万中国人群的荟萃分析）。 CVD和NAFLD的合并症或靶器官损伤互为常见。NAFLD患者CVD风险升高64% (16项观察性研究、3.4万人，随访近7年)。大部分NASH患者由于心血管代谢疾病，而不是肝脏相关原因而死亡。 NAFLD 代表异位脂肪的积累；NAFLD 患者通常超重或肥胖，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异常的情况并不少见；CVD和NAFLD两者患病率呈同步上升趋势。近期的一项旨在调查 NAFLD 是否超越传统风险因素增加CV风险的研究表明，在调整已明确的风险因素后，这种关联并未持续存在。尽管如此，推荐应计算NAFLD 患者的CVD风险，筛查糖尿病，并减少酒精摄入量的健康生活方式。  类风湿性关节炎 慢性炎症增加 CVD 风险的较佳证据是类风湿性关节炎（RA），它使 CVD 风险明显增加并超出已确定的风险因素。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114342名妇女参加的护士健康前瞻性队列研究就发现：与普通人群相比，类风湿关节炎病人急性心肌梗死危险增加38%。2016年荷兰研究人员报告，已确定的RA患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两倍以上。对于病史超过10年的类风湿病人心肌梗死发病率增加3.1倍。 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资料也提示：与普通人群相比，类风湿患者心血管病死亡风险增高50%-60%，而且发生更早，更加致命。 在具有RA的人中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与具有2型糖尿病的个体相当。研究显示，即使在调整传统心脏病风险因素后，RA患者与一般人群相比风险仍增加高达70%。 估计130万美国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并且通常该疾病在女性中发病的频率是男性的两倍。虽然关节是受类风湿性关节炎影响的主要身体部位，但是炎症也可以在其他器官中产生。 强直性脊柱炎的CVD风险也可能增加。 RA中的慢性全身性炎症增加这些患者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对于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成人，评估总体 CVD 风险的低阈值是合适的，并且应考虑根据疾病活动水平增加风险估计。  有效地控制类风湿关节炎的病情活动是有效管控心血管危险的必然选择，病人将从科学有效的治疗中获益。虽然甲氨喋呤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代谢障碍而可能有促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但患者服用甲氨蝶呤后24小时服用小剂量叶酸（5mg/周）可降低甲氨蝶呤所致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 此外，硫酸羟氯喹被证明可以减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患糖尿病及高脂血症的风险。来氟米特亦有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作用。 银屑病 银屑病的严重程度与心血管危险因素以外的血管炎症有关；银屑病增加了中性粒细胞活化和中性粒细胞标志物，S100A8/A9与皮肤病和血管炎症的严重程度均明显相关。在过去的十年里，银屑病已经被作为一种人体模型来研究炎症引起的心脏代谢功能障碍，并更好地理解炎症引起的残余风险。银屑病心血管疾病的高患病率和早期发病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血管疾病进展新途径的可能性。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银屑病治疗包括细胞因子抑制剂（抗肿瘤坏死因子、抗白细胞介素17、抗白细胞介素12/23），在治疗皮肤病的同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描述炎症途径如何影响动脉粥样硬化。 有证据表明，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患者的CVD风险增加约 20%。然而，证据的强度不那么强，这种增加的风险与经典 ASCVD 风险因素的独立性相似。尽管如此，对有任何慢性炎症的患者，至少要考虑CVD 风险评估，并在对预防性干预措施的启动存在疑问时，考虑到此类疾病的存在似乎是明智的。累积疾病负担和近期炎症程度是风险增强效应的重要决定因素。 除了较佳的抗炎治疗外，炎症性疾病中的 CVD 风险应采用与一般高危人群类似的干预措施，因为有证据表明降低风险的传统方法（例如降脂治疗）同样有益于预防 ASCVD。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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