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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孔祥田 在人的一生当中，总会有记住的东西，也会有遗忘的东西。记住了哪些，遗忘了哪些，当然因人而异。但记住的，通常笃定是难以忘掉的；而遗忘的，有些或许是应该记住的。人的大脑到底能储藏多少东西，我没有做过研究，不敢妄言。单从记忆的质量来看，却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有的详尽、系统，有的粗略、零散；有的深刻、清晰，有的肤浅、模糊。在我记忆的内存里，就残留着一些清除不掉的零星碎片…… 九、老同学 同学，是一种金贵的缘分，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的祖辈、父辈们，大多没有进过学堂，所以，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中，是少有同学这层关系的
岳父天安门前的留影 记得岳父当年住在京城军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常有病友及其家属过来找他聊天，对这位大首长非常仰慕，问这问那，特别亲热。当问起他的老战友、老同学时，岳父回答：“我没有同学。”这纯粹是一句玩笑，意思是说自己没上过学。其实，岳父并非什么“大首长”，“文革”前，最高职务就是个股长，后下放农村，一直担任大队支书。“文化程度”一栏里，赫然填写着“识字不多”4个字。 岳父没进过学堂，当然也就没什么同学。我们这些一路上学过来的人，同学当然一拨一拨的；那么，有关同学的记忆，自然也就不会少。 首先要说的，是我小学的一位同学。名字里虽有一个女性多用的“云”字，却是地地道道的小男生。 云同学，年龄小，个子矮，长得文静静的，酷似女生，但有冲劲，不怯场，声音响亮，精干干的，于是就成了班级“小不点”文艺委员。 我们是1966年秋季入学的。那时，文化革命的风暴正席卷神州大地，文艺宣传的地位之高，完全可以压倒一切课程学业。一个学校，可以没有读书声，但绝对不能没有唱歌声。大唱革命歌曲，宣传领袖思想，是顶顶重要的头等大事。因此，文艺委员，正是有了非同寻常的用武之地。课前要唱歌，集会要唱歌，游行要唱歌，课上有时也常要唱歌。唱的最多的，大概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以及一系列《毛主席语录歌》。
六七十年代的文艺演出 唱歌时，文艺委员得在前面打拍子，带领大家齐声高唱。云同学个子矮，站在地面没有气势，于是，经常要站到凳子上来指挥。只见他张开两臂，嘴唇翘翘地起个头，大喊一声“预备——唱！”膀子一挥，全班便跟着他引吭高歌起来。一首歌曲指挥完，小脸蛋涨得红红的，气喘吁吁。再唱下一首时，起头明显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他那有板有眼、像模像样打拍子的行态，看着特别可爱。 歌声总是甜蜜美好的，可生活中并非全是歌声。运动开始不久，云同学的爸爸成了“走资派”。一天夜里，一帮头戴笆斗帽、手握长铁棍的造反派，凶神恶煞般地冲进他家，一顿猛打狂砸。他爸爸的膀子被打断了，身上多处受伤，妈妈也是伤痕累累，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都砸得稀巴烂，屋顶上还捅了几个大窟窿。当时，外面正下着雨，一家人被淋得湿漉漉的，没有一点干地方。大人不敢出声，孩子哭叫呼喊，好不凄惨！ 到了后半夜，突然有人轻声叫我，一听是云同学。我妈点上灯，看见他站在雨地里，浑身透湿，不停颤抖，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他是家里遭了难，跑我这来躲避的。妈妈赶紧让他脱掉湿衣服，钻进我被窝里暖和暖和。稍微平静了一会，云同学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家里刚才发生的不幸。第二天，附近的邻居们也都知道了他家雨夜的遭遇。可对平头百姓来说，除了同情，还能怎样！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正是对此情此景最恰切的概括。
当年淮河流域的情景 大概到了1969年之际，云同学跟随父母，下放到了最偏远、最贫穷的淮河农村。从此几十年里，音讯全无。我曾多方打听过，均无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约在五六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云同学的电话号码，终于取得了联系。随后，我便乘兴诌了一首小诗，记述那一刻悲喜交集的心境。诗曰： “半百光阴一瞬间，手机连线忆当年。几回梦里寻君影，且择佳期把酒欢。” 当即，与云同学添加了微信好友。现在，每天都隔空互道“早安”。然而，至今却未能见面。算起来，我俩分别已经53年、半个多世纪了。庄子有言：“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是啊，光阴荏苒，人生又能有几个五十年呢！ 让人唏嘘的，并非只有云同学。下面要说的，是另一位小学同学，我曾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过他。 刚刚升进三年级，做了我们两年班主任的刘老师，突然要调走了，是“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是的，您没有看错，是去当营业员，这不是“编段子”。那时的县城，只有一家百货公司，保障着数万居民的日常生活，其物资供应又相当匮乏，营业员的“吃香”程度，可想而知。而老师却差远了，是“臭老九”，受冲击的对象，活得憋屈又窝囊。当时，刘老师也被个别学生贴了大字报，所揭发批判的罪行是什么，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说她有“资产阶级温情”吧。因为刘老师像母亲一样温暖，对学生特别关爱。我永生难忘的是，大冬天里，刘老师看到一些同学穿着前露脚趾、后见脚跟的鞋子，蹚着积雪来上学，非常心疼，就把自己孩子穿过的几双旧鞋，带到教室来，看谁能穿上就给谁。这些举动，竟成了刘老师的“罪状”。可能刘老师太伤心了吧，所以才设法调离这个是非之地。 刘老师要调走，真正伤心的，还是我们全班同学。大家实在舍不得她走，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个个都哭得稀里哗啦。小孩子兜里没钱，为表达心意，只能花上几分或毛把钱，买张宣传画，赠送老师留个念想。刘老师到班级道别的那一天，收到一大抱画卷，足有四五十张，真不知回家往哪儿贴。
文革时期的宣传画 接替刘老师的新班主任，姓朱，是个男性，中高个子，皮肤黑黑的，梳个小分头，满口尽是乡下土话，特难听，一看就不像科班出身。只要心里不喜欢，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大家都留恋刘老师，一时哪能接受得了这个新来的班主任？他第一天来上课，就有一位男同学，把衣服顶在头上，将自己包裹起来，拒绝听讲。新老师说了好几遍，他就是不理不睬；老师再发几句狠，他索性就出去了。像这样僵持下去，对师生双方面都不好。为了说服同学，学校又请刘老师回来，帮助做做思想工作，劝说大家跟新老师搞好关系。看在刘老师的面子上，我们与新老师的对立，稍稍有了一点缓解。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把双方的矛盾，推到了风口浪尖。新班主任上任，怎么说也得有点新招数吧。他想树立威信，就来整顿班级，而整顿班级，准备先从整顿班干部入手。一天下午，新老师郑重其事地主持召开班会，要求班干部个个表态，说说如何发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气氛颇为沉闷。我发言时列举了几条，诸如活学活用，积极上进；严于律己，帮助他人；勇于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敢于同坏人坏事刺刀见红，等等。还算比较具体。随后，又叫起了另一位同学。他和我相处甚密，私下里无话不谈，堪称铁杆好友。可是这位同学，生性腼腆，不爱出头露面，平时少言寡语。接在我后面发言，他想偷点懒，站起来就说：“刚才孔祥田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新老师本就窝着一肚子火，听到这话，顿时勃然大怒，厉声呵斥：“×××，你太反动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怎么能说孔祥田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呢？今天，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新老师的异常愤怒，把大家吓了一跳，再没人敢在下边叽叽嚓嚓了。
《窦娥冤》剧照 我的这个好同学，真比窦娥还冤哪！当时就趴在桌上，委屈地抽泣起来。下课后回到宿舍，蒙头大哭。一气之下，就辍学了。我们也因此与新老师结下了更深的“仇”，始终不愿跟他配合，师生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差不多教了大半个学期，这位不受欢迎的朱老师，也被调走了，以后多年都没有再见过他。 要说这位老同学，其实真的是老实本分，勤奋刻苦，好学上进，善于思考，爱动脑筋，应该是一块读书的好料子。若继续留在学校上下去，成绩一定不会差。可是，就因为遇上了这个偶然事件，贻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他小小年纪，就走上了社会，帮着父母出苦力。成年以后，参加了工作，在轮船舱里管机器，生活漂泊不定，吃了不少苦，因此，人特别显老，刚过四十，在农贸市场买菜时，竟被别人称做“老爹爹”。跟我说起此事，他一阵苦笑，差点笑出眼泪来。我听了，心里也是极度酸楚，五味杂陈……  法国作家莫泊桑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法国“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那句震撼人心的慨叹：“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项链》）当夜深人静、沉湎往事的时候，我常常会想：我的这些老同学，假如不是受制于那种荒唐的年代，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作者简介
 作者：孔祥田，笔名鲁苏、耘斋主人等。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江苏省写作学会会员，淮安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曾任两届10年市人大代表，省、市两级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在国家及省市级报刊发表诗文百余篇（首），编著《往事与梦想》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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