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以一个地道的贫苦“泥腿子”出身，而能深入理解“文治”的意义。他甚至自夸道：...

朱元璋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以一个地道的贫苦“泥腿子”出身，而能深入理解“文治”的意义。他甚至自夸道：“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

永乐朝大才子解缙也曾说：帝性神武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

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贤求士。有名的一例，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问时政，而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很急切地征询政见。陶说：现今群雄并起，他们所欲都“不过子女玉帛”，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大受启发。

《明通鉴》也记有与儒士唐仲实的类似谈话。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历史性的转折，标志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

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长，组成了超一流的智囊团。

以这些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不单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帷幄，更从法律、政制、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明帝国设计一整套的秩序。

明代的后世批评家不无得意地回顾说：

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所以有天下。”……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9]之智计埒于张良……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

虽然未必都符合事实，但的确说到了点子上。

孟森先生论述明之立国，讲了三条：第一，“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第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

这第三条就是讲，明之立国，得益于文化上巨大成功，以大量制度创新，开启历史新阶段——“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

仅以“黄册”、“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即可窥其一斑。“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由设“黄册”，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

从社会，它解决了流移人口问题并解放了往昔在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下为奴的人民；从经济，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它使集权统治更彻底，影响跨越数百年而至如今。

“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全国土地总登记簿。明初决定对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实行丈量和登记，“厉行检查大小地主所隐匿的大量土地，以打击豪强诡寄田亩、逃避课税的行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孟森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

《明史》说：终明之世，右文左武。

“右文”，就是优先重视文化建设和文臣，这是明代政治突出特色，朱元璋一开始即抱此旨：（太祖）响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

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