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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出刊的2022年第1期《温州读书报》刊登了程鹃关于《寻找·苏慧廉》（修订版）的书评——《重返历史现场的追寻》。程鹃现是故宫出版社的编辑，十余年前任职新星出版社时是拙书初版本的责任编辑，因此三联出版修订版后，我寄书给她，既是向老编辑报告新情况，也是请她指正。她细致阅读了书稿，不仅给予专业反馈，还撰写了书评，回忆了当年一起打磨书稿的日子。十年一晃而过，世界好像翻天覆地，但我还在说着这个老旧的故事。 沈迦 2022年1月27日晚 重返历史现场的追寻 ——读《寻找·苏慧廉》（修订版） 沈迦先生告诉我《寻找·苏慧廉》（修订版）在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他人在海外，耽于疫情，未能第一时间看到实体书。我与沈迦先生相识于《寻找·苏慧廉》第一版的出版，那时我负责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接手这本书搞时，我对苏慧廉一无所知。得知作者花了六年时间来收集资料，写作这本书时，我充满了好奇：苏慧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沈迦这个“无关人”这样付出？
《寻找·苏慧廉》（修订版），三联 沈迦出生在温州，一百多年前，英国人苏慧廉受教会的指派来到温州。能架构两人时空桥梁的，是温州城西教堂里几个漂洋过海而来，矗立了百年的巨大木柱。沈迦小时候，奶奶经常带着他去教堂。这些沉默的柱子，烙印在沈迦童年的记忆里。沈迦大学念的是新闻，毕业后回到温州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在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爬梳温州地方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苏慧廉”这个名字。但那时的苏慧廉，是旧照片中模糊的影子，是零散资料中语焉不详的介绍，是沈迦心中的一个谜团。 解开这个谜团，沈迦用了六年。“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沈迦的足迹从温州到牛津，从中国到英国，用脚写成了这部关于苏慧廉的书。此书出版后，沈迦将这数年寻访中，陆续写成的一些散篇结集成册，以《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赴华传教士的家国回忆》为名出版，可以看作《寻找·苏慧廉》一书的补充。尔后，由沈迦策划，把苏慧廉的女儿——出生在温州的谢福芸——写作的关于中国主题的四部长篇小说译成中文，以”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为名出版。”苏慧廉“这个面目模糊的英国人，经由这些文字的描摹，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形象。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新星出版社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东方出版社 而今，距离《寻找·苏慧廉》写作完稿，已经过去了十年。当初在编辑书稿中，我与沈迦经常在线上交流，讨论书稿中的细节。他曾经开玩笑地说，不好意思，写得太厚。下一次，一定写薄一点。我也曾担心这部像砖头一样的作品，这样毫无知名度的主人公，会让读者畏难而退。我在阅读文稿的过程中，为了搞清楚复杂的人物关系，也会做笔记，画人物关系图表。起初整理书稿只是一项工作，为了完成工作而阅读；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渐渐被打动。这其中，既来自作者的真诚，也来自苏慧廉自身的魅力。我会忍不住和朋友分享苏慧廉的故事：他极其天才的语言才能，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与胡适、陈寅恪等人的关联等等。这些故事在书中讲述得克制而平缓，并未为了好看而故意在描述中增加传奇色彩。这是沈迦写作的一个特色，他肯花六年功夫寻访材料，必定是抱了用材料说话的信念来写作。沈迦在写作中很严谨地引证他四处寻访而得的一手材料，让材料充当最可靠的信使，勾勒苏慧廉的轮廓。这次看到修订版，我拿在手里摩挲，第一个感觉仍然是很有份量。对于修订版，沈迦依旧保持了这一传统，在旧版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看似琐碎，但每一条标注了准确出处的材料，都有可能成为后续研究者的一把钥匙，以此探索更广阔的领域。正是这种琐碎构筑了“苏慧廉”的丰满，哪怕秉持这种写作方式会让全书结构庞大而稍显笨拙，也不能放弃这份严谨。未经修饰的材料虽然粗砺，但有质感。读者透过文字，会被这种质感吸引
《温州读书报》，2022年第1期 1882年，苏慧廉由英国循道公会派遣来到中国。派遣名额尚未确定之前，苏慧廉向上帝祈祷，“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事与愿违，苏慧廉被派到中国温州。“剩下一个悲伤的我……我不会说当地人的语言，我前面的生活也许是死亡。”二十二岁的苏慧廉到达温州后，给父母的信里曾经这样写道。关于苏慧廉的故事，开头充满了阴郁的色彩。这是真实的苏慧廉，哪怕受信仰所召唤，他的内心也有不满和挣扎，他并非完人。书中详细叙述了苏慧廉在温州的经历，从学习语言开始，用拉丁字母标注温州话版的圣经；从帮助乡民戒毒成功为契机，到开办西医诊所，乃至建立温州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医院；从扩充学塾到创办艺文学堂。苏慧廉在温州工作了二十五年，从青年到中年。在离开之前，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份工作比我的生命更重要。”这两封跨越了二十五年的家书让人感慨。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我们固然能了解苏慧廉在温州所做过的事情，但却无法从那一项项业绩中感知一个有脾气、有性情的人的变化。 沈迦对这部书写得极其虔敬，在扉页献词上，他写着“献给我的祖母”。在我的理解中，“祖母”不光是那个对信仰虔诚的老人，也代表着“老温州”所具有的善良、温暖、宽容、执着的特性。这是沈迦成长的基石，没有这份滋养，不会有这部作品的诞生。温州是座有历史的城市。借由苏慧廉，沈迦翻检了一段温州的近代史，也让读者了解到一百年前的温州，一百年前的中国，在史书的大事件下，还涌动着一批温情脉脉的“小人物”。他们构成了历史的细节，虽然很容易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如果能打捞这些细节，我们对历史的观感会更立体、更丰富。
苏慧廉 沈迦最初为这部书稿取名为“日光之下”，这句话来自圣经中的句子“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捡拾历史的片段，拂去上面的尘土，用众人的记忆去书写历史，对抗遗忘。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从本质上说，记忆既不断繁衍又不断删减，既是集体、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相反，历史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它具有某种普世的理想。”（《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从个体记忆到历史书写，历史的写作，会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记得几年前的夏天，我休假回家，被家人指派带着侄女去湘雅医院做入学体检。在等候体检的过程中，为了打发时间，我站在医院长廊中浏览贴在墙上的院史介绍。作为湖南人，我从未特意去了解这所湖南规模最大的医院的历史。它于我而言，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忘了它还有历史。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和中国人合力筹建，从学校到医院，老旧的历史照片……与“苏慧廉”有着似曾相识的气息。如果有一部关于这段历史的作品，如果也能写得像“苏慧廉”一样波澜壮阔，那这段沉寂在墙上、被简短文字概括的历史，会获得更鲜活的生命力，也会让更多的人，借由这些充满细节的历史，了解我们曾经的过去，了解今天何以成为今天。 苏慧廉晚年执教于牛津，担任汉学教授。在苏慧廉之后，这一教席继任者的聘书，曾经颁发给了陈寅恪。年轻时一次并不如愿的派遣，开启了苏慧廉与中国的渊源。在牛津苏慧廉的墓地，墓碑上刻着“Their work abideth（功业长存）”。从温州到牛津，沈迦用他的寻访印证了这种存在。沈迦总是谦虚地称自己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写作也只是兴趣使然。他并没有重构历史现场的野心，也不痴迷于做出前无古人的“大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广泛，他为苏慧廉作传，同时也对其他温州学人投以关注的目光。他把苏慧廉带进大众视野，把对历史的评判交给读者。“我们都是过程的一部分，没有局外人。”（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不断书写就是对研究的最高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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