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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作为山林之王，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与信仰的对象。千百年来，虎从神坛跃入民间，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成为流传千年的文化符号之一，可谓虎有千面。  唐代陶制十二生肖俑，图中左数第三为虎生肖俑，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虎于何时位列十二生肖，已难考证，但细究多个版本的十二生肖就会发现，虎始终位列其中。生肖，意为生年与属相有相似特性，意在“肖”，故而古人往往是就近观察、选择。例如中国最早驯化的“六畜”几乎都在其列，鼠兔蛇猴也是常见物种，仅有龙是特例。而虎不仅是与先民斗智斗勇的野生动物，也是与龙一同为远古先民信仰膜拜的神祇，入选其列也算顺理成章。寅在甲骨文中形似一支呼啸而出的利箭，又在古代计时中为凌晨3时到5时，昼伏夜出的老虎常常活跃于此时，古人或许于半梦半醒间听到了其呼啸，想象着老虎雄健跃起的形态，进而将虎与寅相联系，从此便有了凛凛生威的寅虎。
汉代民间流行在腊月除夕之日，用桃木制成小人悬挂于门两侧，或者在两块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并在门上绘制虎头，用以辟邪。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还曾记载有古人画虎于门，在门左右悬挂吊灯，仿若虎目，以驱不祥。在唐代的《酉阳杂俎》中也可看到门上画虎头，书“聻”字，以御凶。在古人的观念中，人死为鬼，鬼死则为“聻”，门上绘虎加“聻”可谓双重保险。“镇宅神虎”图，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随着门神信仰的流传，虎成为年俗中的常见元素。旧时，“镇宅神虎”的年画一般贴于房屋后门，又叫“守门虎”，寓意为镇守家财、震慑邪祟
随着门神信仰的流传，虎也成为年俗中的常见元素，并不断与各种民间典故、习俗相结合，进而发展出丰富的民间虎画主题，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如陕西凤翔的年画中常见“镇宅神虎图”，有的还会附诗云：“猛虎雄威借山林，啸吼如雷惊鬼神。始皇敕封山王兽，持守广镇聚宝盆。”不仅能庇佑家宅，也要镇守家财，这与当时人们将虎看作武财神赵公明的化身也有关系，在杨柳青、武强等年画产地都有大量类似主题年画。此外还有更直接的财神爷赵公明骑虎送财图，或《五福图》中五虎围绕着聚宝盆守财贺年的主题。唐代记载中还出现一种名为“虎威”的“神物”，即为虎身上的一块骨头，形如“乙”字。《酉阳杂俎》记载称将“虎威”佩戴于身即可保官运顺遂，无官之人佩戴，也不会遭人嫉恨，还衍生出一些带有“虎威”二字或“乙”字的挂牌。此外，颇为追求养生之道的古人为了安眠宁神，也将虎化为枕头，镇妖辟邪、守护美梦。在宋元之际就出现不少卧虎状的虎形枕，一般多是以虎背作为枕面，其上绘有应和当地风俗的自然风光，复杂的有秋风萧瑟的芦塘秋禽图，简单的有草叶花卉图，可谓“一枕清凉入梦来”。枕身则为虎形，多以黑彩描绘模仿虎皮的斑纹，从远看颇像一只小老虎卧于床头，威风犹存却更为温顺。无论是虎威还是虎枕，从这些民间风俗中都可窥见，在死亡率高、平均寿命低的古代，古人对自身安全所产生的不安心理以及希冀能借虎之威势来庇佑、强化自身的渴望。在生活条件十分有限的古代，成年人尚且忧虑自身安危，婴儿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更是一次堪比“闯关”的生命之旅。在古人眼中，尚在襁褓的婴儿弱小而毫无抵抗力，自应用各种各样的仪式为其驱灾避瘟。能“噬食鬼魅”的虎，自然也被天下父母寄予厚望。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记载“古者胎教，欲见虎豹勇击之物”，孩子未出生之前，求子如虎，出生之后又给婴孩戴虎头帽，着虎头鞋，有时还穿虎皮衣，以祈求如虎子般健康。这一点在端午节的节俗中也有鲜明体现。古人以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的端阳节更被认为是鬼魅百毒横行之日，多有禁忌。除了以兰汤沐浴外，古人还有“艾虎驱毒”的传统。所谓“艾虎”，就是用艾草照着老虎的样子编织成形，佩戴在身上以期驱除“五毒”（蛇、蝎、蜈蚣、壁虎、蟾蜍）。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曾写端午词，“偷闲结个艾虎儿，要插在，秋蝉鬓畔”，秋蝉即为宋英宗之女，这句词既显两情缱绻，也可见当时已有扎艾虎的习俗。明清时期，各地端午扎艾虎已十分普遍，北京城内的绒花作坊有“艾虎镇五毒”的头饰，苏州也有“编线为虎形，系小儿胸前，谓之老虎花”的习俗。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流行在端午节给儿童做艾虎肚兜、帽圈和老虎枕头等物件，身上还要挂艾虎香包和串串。艾虎的形象常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老虎站在一片艾叶之上或老虎脸颊两侧装饰两片绿色的艾叶。虎形的玩具在古时并不少见，商代遗址中就曾出土灰陶烧制的卧虎以及小型玉雕虎，可以时常佩戴于身。而到了清代，在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多地也有制作布老虎的习俗，一般由姥姥或母亲亲手缝制，既是婴孩爱不释手的玩具，也寄予辟邪纳吉的寓意，流传到今日，已经在多地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民间工艺。“黎侯虎”布老虎，发祥于山西省黎城县的传统手工艺品。布老虎作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工艺，不同地区形色各异的布老虎恰恰体现了虎崇拜与以虎辟邪之民间风俗的流传演变这些布老虎造型敦实乖巧，配色鲜艳而又有其较为统一的审美，民间有“红间绿、花簇簇”“粉笼黄、胜曾光”等设色口诀。额头上一般都有一个“王”字以显其王者之风，虎嘴则是“嘴大吃四方”的造型，四肢短小粗壮，虎尾上扬，颇为憨态可掬。尽管布老虎出现的年代较为晚近，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身体每一部分所采用的纹样造型，或可从商周青铜器的古朴纹样中寻踪一二。例如有的布老虎眼睛突出，形似乳钉纹，眉毛飞扬又与云纹颇为相近，甚至在形态上也与商周时的一些青铜虎尊颇为相像。而其所展现的以虎佑子之心，则传承久矣。“百兽之王”也一改刚猛之态，变得愈加亲切可人。与布老虎一样色彩缤纷的民间工艺，还有虎头帽。略作溯源，就会发现，尽管崇虎的年代久远，但古人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想过将“虎”作为帽子戴在头上。帽，在《说文解字》中被释为“小儿、蛮夷头衣也”，可见一开始就是中原儿童用以御寒取暖的服饰。纵观秦汉时期青铜器、画像砖、墓室壁画，几乎未见带着虎头帽的大人或孩童形象。而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孩童佩戴虎头帽的实物例证是出土于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中出土的虎头帽襁褓俑。这个婴儿俑头戴虎头帽，身着衫，外裹襁褓且在身前系有三条打结的绑带，衣帽处的细节塑造细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婴孩服饰的样貌，也可判断当时孩童已有戴虎头帽之俗。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其他唐墓略作探寻，就会发现许多墓葬中都有虎头帽武士俑的身影。例如在陪葬于昭陵的尉迟敬德墓中，就出土有初唐时期头戴虎头帽的武士俑，武士额头上猛虎獠牙清晰可见。而在洛阳出土的一件三彩俑，戴虎头帽的武士面容似虎，怒目圆睁，脚踏于牛身之上，一时间人虎难分。细看其虎头帽，与韩森寨出土的襁褓俑头上所戴的十分相似。而这些武士俑也让人联想到大约出现于北朝晚期的佛教艺术造像中那些头戴虎（狮）头帽的力士与天王。开凿于公元6世纪的新疆克孜尔石窟175窟的壁画上绘有一个手执金刚杵的金刚力士和麦积山北周石窟4号崖阁的第三身天王塑像上，都可以看到戴在头上的兽头帽，不过难以判断究竟是狮还是虎。我国佛教早期开窟建塔，造佛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而在犍陀罗艺术中不乏戴着虎或狮子头帽的护法形象，虎爪也往往交叉系于颈下，这在唐代的一些武士俑中也曾出现。学者李凇指出，虎头帽的出现正是东西方交流的产物，其源头或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形象。赫拉克勒斯天生力大无穷，成年后为了赎罪要完成12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猎杀一头食人巨狮。杀死狮子后，他将狮皮剥下披于身上，又将狮头做成头盔。在古希腊的陶瓶上常常能见到他身披狮皮战斗的身影。而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坚信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常常佩戴狮子头盔并身披狮皮，并将此形象铸造于钱币之上广为流传。有学者推断，或许正是随着亚历山大东征与帝国版图的扩张，这种狮头帽的形象也渐渐传入中亚并经历本土化的再发展，最终影响了犍陀罗艺术中力士、天王的造像风格，进而传入中国，成为虎头帽的滥觞。带有亚历山大大帝头戴尼米亚狮头盔形象的古希腊银币，约公元前200年或许唐墓中虎头帽襁褓俑的造型可能受到佛教中头戴虎头帽的天王、力士的影响，并随着民间的本土化与改造而流传下来。不过要把这一观点看作是对虎头帽在中国出现的唯一源头则未免偏颇，但也为今人研究虎头帽的由来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角度与溯源的可能性。宋代以后儿童佩戴虎头帽的形象几乎不曾出现于婴戏图或壁画之上。直到清代，才逐渐开始出现形态各异的虎头帽，守护孩童的活泼健康。例如故宫中就藏有制作精良的虎头帽、虎衣以及虎头鞋，多为皇子用度，当然这也与清朝统治者历来崇虎的信仰不无关系。而在民间，各地虎头帽的制作也变得丰富多样，流传下来不少样式考究、工艺精良之作。总而言之，古人所用今人所见的这些惟妙惟肖的虎头帽不仅兼具实用与美观，还承载着家人对孩童的祝福与期望。左图：婴儿襁褓俑，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右图：三彩虎头盔武士俑，出土于西安洪庆有人曾统计，在《中国成语大辞典》中收录的关于“虎”的成语共有100多例，甚至比“龙”的成语还要多，可见虎在民间语言中的丰富遗存。在与虎有关的成语中总少不了龙的身影，而沾了龙的光，这类成语也多是褒义之词，如“龙腾虎跃”“卧虎藏龙”“生龙活虎”“龙韬虎略”等。这与古人对龙虎的崇拜不无关系，龙更发展为帝王的象征，端坐于庙堂之上享受奉祀。而与此相对的虎则为山野之王，自然象征着庄严祥瑞的事物而自带威武之气。张衡在《归田赋》中就有“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进而有“龙吟虎啸”一说。古人也常用“龙虎”来形容一个人器宇轩昂，如《三国志·蜀书》中对诸葛亮的描写就用了“龙骧虎视”一词。骧，表现了龙在云中腾跃的英姿，虎视则坚定沉稳，在一起恰恰展现了诸葛亮士气高昂、顾盼自雄的姿态。不过，到了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降龙伏虎的典故也随之传入中原，进而被用来喻指那些有极大能力战胜强大对手的英雄豪杰。虎在成语中除了与龙搭配，也常与狼做伴，不过受狼“连累”，多为贬义之词。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出自《史记》中的“虎狼之国”一词，史籍中它被用以形容秦国的不仁与强暴，其实早在《战国策》中也曾如此形容秦国。这个词也间接反映出时人对老虎作为猛兽而性情暴烈的认知，也说明当时虎害虎患对古人生活的巨大影响。老虎捕食的凶猛残暴使人联想到苛政肆虐与暴力横行对百姓的伤害，因而《礼记》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暴政，以虎讽喻政治现实。出自《论语·季氏》的“虎兕出柙”（也作“纵虎出柙”“开柙出虎”）一词就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柙指的是关兽的牢笼，兕即为犀牛，成语意指恶人逃脱，主管者应负责任，也喻指纵容坏人作恶。《战国策·楚策一》则记载了一则寓言型的故事：楚宣王听说北方各国对其手下大将昭奚恤十分畏惧，因而询问群臣，昭奚恤是否真的有如此威名？大臣江一就给楚宣王讲了一则“狐假虎威”的故事，既贬低了与己不和的政敌，也提醒楚王要善用王权，不要被轻易利用。“狐假虎威”此后也用来比喻依仗大人物的威势吓唬、欺压他人。而出自《战国策·魏策》的“三人市虎”，也比喻谣言可畏的现实。同类词语还有“为虎作伥”“虎而冠者”“虎视眈眈”“豺狼虎豹”等。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虎之间共存的领域也在发生变化，因而在古代也时有各种虎害、虎患载于史册。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在《二程全书·遗书二上》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虎之凶猛众所皆知，然而田夫曾被虎伤，因此“谈虎色变”，可见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不可等同而语。与它相似的还有“畏敌如虎”“养虎遗患”“纵虎归山”“虎口余生”等词，个个细品起来都有惊险之感。古人也常将“虎”比喻为一种难以跨越的障碍或巨大的困难，进而反向用“搏虎”“斗虎”来鼓舞士气，如语出《后汉书·班超传》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讲得正是班超出使西域时深入险境的大无畏精神，使得西域各国为之心折。当然，也不是所有搏虎之人都有搏虎之才，要不然也不会出现“骑虎难下”“与虎谋皮”等成语了。正如民间习俗对虎的接纳，古人不仅用虎做各种“警世恒言”，也用虎来形容人的相貌。例如有勇有谋的班超就被形容为“燕颔虎颈”，明清小说中也将那些魁梧健硕、四肢有力的人形容为“虎背熊腰”。虎，头圆壮美，有雄武忠厚之态，如果儿童能用“虎头虎脑”来形容，既体现了健康茁壮，也暗含着对孩童未来寄寓的期望。语出《后汉书》的“画虎类犬”一词，则大有对幼子的训诫之意。《虎》，矶田湖龙斋绘“十二生肖系列”之一，约1770—1772。古代日本受中国影响也开始使用干支纪年法，同时十二生肖文化也随之传入除了这些出自神话、历史典故的成语外，古人还积极总结与虎交流的生活经验，以简白质朴的形式流传下来。如“一山不容二虎”，正是观察到老虎在山野间营穴独居的生活习性。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也可看作对兽类之间实力差距的认知，同类的还有“虎病山前被犬欺”“强龙不压地虎”等。“虎豹不外其爪”则被应用于兵法之中，以表达军机不可泄露之意。“虎毒不食儿”用来训诫不义之徒，“虎父无犬子”则与“龙生龙，凤生凤”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古人还以“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来劝诫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人们在与虎的交往中，也留下“老虎屁股——摸不得”“老虎爬树——荒唐”等俗语。南方山林中的猎人还根据猎虎经验总结出“铜头铁腿豆腐腰”的口令，指的是虎身上最薄弱的部位就是腰，因此打虎时要“远射腰，近扫腿”。虎的形象历经千年的创造与再创造，从啖食鬼魂的凶兽到憨态可掬的布老虎，经过民间文化的浸润，最终成为一直陪伴国人的经典文化符号之一。参考资料：曹振峰《神虎镇邪》；汪玢玲《中国虎文化》；辛德勇《猪尾鼠头谈十二生肖纪年的渊源》；杜文《从尼密阿狮皮到虎头帽，浅议民间虎头帽与东西文化交流》*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月下，原标题为《年逢寅虎：从先民信仰的神坛跃入民间》，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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