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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代，林语堂先生办《论语》，提倡幽默，提倡性灵说，提倡袁中郎。 他因之被称之为“幽默大师”。有一位黄嘉音先生（后来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办过一份《西风》杂志者）曾在《论语》上发表过一组漫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其中有一幅曰“游蚊伏地式”，画一人伏在地上看书，被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里，顺笔加以讽刺过的。但读书，确实存在一个姿势问题。人之所以要读书，无非求知和消遣两道。当然求知时，无妨得到消遣的乐趣。譬如房龙（Hendrik vanLoon）的书，既很有知识性，也很有趣味性。同样，纯消遣式的读书时，也可以得到不少教益的。譬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些史实考据之类，虽属野宫稗史，不足征信，总是会扩大一些知识面的。所以，这两者实际上说是没有什么严格分界线的。求知的读书，总是以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为标准姿势了。小学生在课室里，就是要挺直脊柱，两手后背的。据说，这有益于健康发育。但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或前倾，或后仰，或伏桌，或抱头，往往不怎么讲究姿势了。至于学习文件，研读社论，或红笔重杠，或左右交流，或闭目凝思，或略开小差，左手茶，右手烟，姿势就很难一致了。至于消遣性的读书，除去坐式以外，更有半躺式、全躺式、侧卧式几种闲适自在的姿势。当然也包括“游蚊伏地式”的俯卧，用手支着头颅的读书法。那种手执一书，在沙发里，往后一靠，这种半躺式的读书看报姿势，则最具群众性的了。但若是看古代的“耕读图”或“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绘画，可能由于我国古代无沙发这样的坐具，要想慵懒的话，只好凭几凭栏或者侧卧，靠胳肘支撑着身体来读书了。这都不能坚持太长时间，那是很累人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凝字练句，不敢长篇累牍，可能有这些实际考虑在内的。最彻底的姿势，莫过于躺着读一本手不释卷的书，是人生一大乐事了。我们参观毛主席的书房和卧室，看到他床上放置着许多书，可见这位伟人，有时读书也要采取躺姿的。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入睡前，若不翻看几页书的话，是无法入眠的。但是躺下来读书，就像鲁迅先生所说：“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了。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我很惊讶西方人的一切设施、器具、产品、物件，无不从方便使用者角度出发，独独他们的印刷物，不为读者不打算坐着看书时着想，一律“硬领而皮靴”，而且每本书必厚到城砖程度，重达数百克、上千克方过瘾。我在伦敦看到一部最早的《莎士比亚全集》，那是他死后，由他的几位演员同事，找了一位大亨，筹资出的戏剧集，收罗了他的全部作品。八开本，厚约十公分，其重无比，休想捧在手上阅读。于是，专门做了一张桌子摆这部书，你要看，你就站在那儿翻吧！由此看，大概还有一种站着的读书姿势。
我们过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现在看贴在电线杆上专治性病的马路广告，就属于这种站着看的读书姿势了。所以，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中国，那线装书，无论站着、坐着、躺着来读时的那种轻便性，就非西方印刷物和笨重所能望其项背的了。除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些典籍外，通常的线装书，重不足斤，长不盈尺，可把可卷，袖珍便携，是极方便的。而且中国旧法造纸，化学物质用得较少，变脆发黄的速度，要比洋纸洋书来得缓慢些。30年代的上海，文化也发达过一阵，重印了不少古籍，很多就是珂罗版聚珍仿宋精印的线装书。“文革”时期若未被抄走化为纸浆，现在，甚至比50 年代的出版物，质地还要好些。很可惜，近年来几乎不出线装书，这份国粹看来快有失传的危险了。其实，那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是采用普通印刷法装订出版，但也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多种读书姿势，每一本都是很薄很薄的。一部《石头记》，分为十六册。如今，《红楼梦》有上中下三册者，上下两册者，每本都不轻。甚至还有精装一厚册者，就有好几斤重了。似乎中国出书的趋势，也是往硬领而皮靴方向发展，读书人将以端坐读书为主，想躺着看，必须具有强劲的臂力腕力方可。读书的姿势，除了上述这些常见者外，过去，还有一种比较个别情况下的特别姿势，那就是接皇上的圣旨了。 圣旨虽然不是书，但也要读。这时候一般得焚香沐浴，恭敬如仪，做出“如也，与与如也”的样子。不过，现在已经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新人新书新思潮，层出不穷，即或某一界的某位权威，抱残守缺，还想发旧日的威风，来一条手谕，怕也未必有人会买账的，无论如何，时代在飞快地进步着，人们不那么容易被吓住的了。所以，不管什么读书姿势，唯有多读，才有清醒，唯有清醒，才理直气壮。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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