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的今天——2011年12月8日，在桃源饭店二号楼，同有三和正式起航。那时候虽然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单位，也只是以一个投资公司的形式出现，但同有三和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同仁中已然正式叫响。 那时在一些善东、老师和同仁们的资金捐助下，像林源堂的创始人湛龙华先生和邹慧女士，以及很多朋友都进行了捐助，我们首先在广西南宁成立了同有三和投资有限公司，另外成立了广西中医扶阳研究会，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国家重点研究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扶阳法学术流派重点研究室。就这样，我们于十年前的今天，在桃源举办了虽然简单，但很隆重、规格很高的开业仪式。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王国强先生（下文简称“国强部长”）亲自到场，给我们揭牌剪彩，还有给我们很大帮助的人教司洪净司长，广西卫生厅的很多领导、广西中医药大学的校领导等。这一天，同有三和正式迈出第一步。 此次十周年的主题是“十年风雨路，未曾忘初心”，之前有人提出来，这个风雨会不会让人理解成磨难？我认为，风雨可以是风调雨顺、风雨同舟、风雨兼程，风雨实际上代表了各种经历。三和这十年，确实有各种的经历，有收获、喜悦，同时也有痛苦、煎熬、纠结等，所以用风雨描述很切合。这一路走来，有和风细雨，也经历过疾风暴雨，重要的是初心不忘，所以今天重点是与大家一起回顾下我们的初心。  我们为什么成立三和？为什么现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成立三和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一点三和的所有同仁务必需要清楚，也只有清楚了，大家心中的这股劲，已经有的会越来越强，没有的会渐渐升起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至于趴下。这当然会很艰难，以我自己为例，这一年多所遇到的困难是几十年来没有经历过的。但我自认为还没有趴下，哪怕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丢失这个初心，这也是我坚信自己能好起来的重要原因。只要有这个心在，煎熬是暂时的，我们总会从中走出。 就像当初孔圣所讲，“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从这句话能看到孔子的天命观，使命感，那颗斯文的心还在，而天命就是斯文在兹。所以，这种初心我认为太重要了。 虽然因为疫情原因线下庆典无法举办，领导们也无法来南宁，这次像国强部长、苏司、洪司，考虑路途较远和疫情原因就没有准备请他们亲自到现场，但我们也会表达一份心意。后来苏司出主意，让我一定要亲笔写封信，把三和所做的工作向国强部长他们汇报。我答应后，直到昨天下午才基本上把内容写出来。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文字对我来讲没有障碍。最近一年多没写东西，是心堵了——从里面流淌不出来……很艰难，全靠初心在砥砺，在坚持。 这个初心，如果从十周年讲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往前追溯。所以先向各位分享下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怎么样在遇到杨海鹰老师（下文简称“杨师”）之后能迈出这一步，或者说杨师为什么建议我们迈出这一步。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准备，一定的基础条件，我想他也不会有这样的建议。内外和合，有诸内者，必形诸外。  回溯我本人的过往，自己并没有什么家传，祖上几代也没有人行医。我的曾祖是清朝的一员武将，也是左宗棠的部下，跟随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我父亲出身不好，读大学没有毕业就参军。他读的是军大，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西北。就在那里，母亲生下我。后来下放到农村，在那里16年，没有一点医的根基。 到了1978年，那时都提倡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也一心想学现代化。有幸跟表哥学了电工，并达到了一定水平，所以当时一心想考工业自动化。因为政审的关系，1977年考上未录取，1978年也挺艰难——最终被中医学院录取。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除了种地没有其他机会的我来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就很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上大学时的我“死读书”，下“死功夫”，就用时间去扛、去熬。回忆当时，我没有任何学习方法，就是把教材生吞活吞地背下来，幸好五版教材不太厚。那时的考试，”横考竖考”都是考教材。所以我不怕考试，面对考试甚至还会有欢喜心。 他们都说我是自我感觉良好，但自己很清楚，这其中并不简单。我把这个不称为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一种自信。不知道大家有无同感，很多人考试后感觉考试太容易了，结果成绩并不理想。而我有时考完就垂头丧气，因为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那会儿考试我总是前几名，也很用功，把教材尽量地吃透、理解、消化，从成绩层面来讲算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对中医的领悟有多深，确实谈不上。 那时赵琳老师她们听闻我《伤寒论》能倒背如流，其实就是下死功夫，没有什么。人家去玩，我就在教室，毕竟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本科时期的我，就是一个很用功，很珍惜时间、珍惜学习机会的学生，当然也很听老师话。 可能是因为成绩优秀，有幸在毕业后留校，我们那一年是中南五省（河南、湖北、广东、湖南、广西）统考，我考了广西第一名，其中《伤寒论》97分。毕业留校后，我被分配在温病教研室。当时伤寒温病教研室是同一个，但分在温病。我后来和李阳波师父的师徒缘分，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分配结缘的。  当时伤寒教研组的张国富老师，他是河北人，虽然来广西很久了，但始终不适应广西的气候，总是想调回北方。那时想调进北京很难，就退而求其次，调到石家庄中医院。那是1983年，是个物质很匮乏的年代，搬家不像现在拎包入住，坛坛罐罐都要搬走。行李装箱，打包，运到火车站，还要重新打开检查，再重新打包……那么多的行李，至少要准备一天的时间。那时，我后来的师父——李阳波师父在铁路一带行医，号称“小神仙”，在铁路的人缘很好、威信很高，行包房主任就曾是师父的病人。张老师就托师父帮忙，跟铁路打声招呼不要打开行李检查，因为那会儿没有打包机。当时我是新入职的青年老师，肯定要第一个先上，跑前跑后帮着张老师搬行李。 也就是通过这次，我跟李阳波师父结缘了，他对我的印象极好。虽然之前他通过刘方师兄也听过我的故事，但也只是认识而已，这样我很快就成为他的弟子。那时李阳波师父住在沙井街73号，第一次到他家就给我讲《素问·上古天真论》……从此，我就正式开启了跟随李阳波师父的学习。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人生和中医道路的转折，一个根本性的筑基。那时听师父讲传统文化，讲子学、《周易》、《内经》、《伤寒论》，包括讲现代科学、物理学、统一场论等，在他的学问体系里，海阔天空任我游。 师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很深，且真正做到了师古而不泥古，那种潇洒，那种自然，对我有很深影响。让我看到了做学问原来可以这样做，中国文化原来是这样……那是一种深深的震撼。当时确实很辛苦，白天要上班，在一附院病房过临床关。那会儿病房都用西药，但我已经跟了师父，我便自己用中医，用自己开的方子。主任医师查房我也不用他的方，因为我是学院的老师，也算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后来也因此得罪了医务科主任。当时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让病人用中药，面对像发烧的病人，我一守就是一晚上，只要他吃中药，让我干什么都行。 那时我们跟护士长、护士的关系很好，她们也被我们的精神所感动，还帮着找煤票买煤。当时病房是允许明火，病房里摆放烧煤球的炉子，现在不可想象。下了班，晚上到师父家听课，一讲便到深夜。逢圩（赶集）便跟师父去赶圩，摆张桌子，挂个红旗就看病了。那时也没人监管，彻头彻尾地“非法行医”，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 跟师父学习的时候经常处在感动、喜悦当中，当时就想，这么好的东西，除了自己学好之外，如何才能让师父的思想影响到更多人？那时还不懂分享这个词，另外感觉师父门前虽然也车水马龙，学生不断，但都跟不长久。那会儿就觉得遇到这样的师父太难得，但就是没有几个人能跟下去。师父有他的习惯和要求，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跟师父同睡一铺床，有时师父会在晚上九、十点钟出门，出门时对我说：“力红，你等我，回来给你讲东西。”这个时候出门，经常到下半夜才回，下半夜回还能讲什么呢？直接就睡了。而我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查房。这样的日子不少，好不容易熬到下半夜想听点东西，但都难以听成……日复一日，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到，由此可见跟师也很不易。 如何把师父所传这么好的内容使更多人受益？那时，我便把这个隐隐约约却又很朴素的愿很深地植埋在心底。后来师父去世了，自己也彷徨了一段时间。师父的愿是很宏大的，要建立新的统一场论，要为中国文化开疆拓土，这些对我们都会有影响。从我的内心，从身为男儿，也都想为中医做点什么。我跟师的切身体会，就是“如何把好的东西让更多人受益”，很朴素的愿在内心。虽然那时还没有类似愿景这样的词汇，但就这么想的。  又经过几年的求学和寻师，后来就有了《思考中医》一书。这本书的出现很“意外”，因为我教授《伤寒论》的课程，有个朋友让我录音，就这样书的内容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实际上，于此之前我一直在整理师父的内容，并根据师父的录音（有些是录音整理的文字）为基础进行编写，也就是后来的《开启中医之门》一书。那时候出书不容易，尤其像我们这样的老师，没窍门、没路子、没课题，更加难。恰恰就有这样的因缘，我不用做任何选题，人家全部帮我搞好。但师父的书却不是一帆风顺，我1998年便把书编好，但直到《思考中医》出来后，《开启中医之门》才问世。 我博士毕业是在1992年，十余年后《思考中医》《开启中医之门》相继出版。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铺垫和准备，我们经研所在2005年10月25日成立。实际上，经研所就是同有三和的前身。现在回顾过往，非常感恩我的母校——广西中医学院（现广西中医药大学），给予我的支持和创造的条件弥足珍贵。学院给予我空间、时间，还有自由……而恰恰这些都是学问成长最需要的东西。 当时我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也不需要凭出书申请职称。1997年我就是正教授，不会被课题左右，能随心所欲地追求学问，《思考中医》就是这个结果的呈现。到现在为止，每年都还有好几万册的销量，没有做任何宣传，新老读者自然更替。前不久，我的另一个母校南京中医药大学让本人寄一些《思考中医》给校领导。作为南中医的现任董事，我问出版社能否寄来一些书，他们说也没库存了。能够有这本出版界现象级的书籍问世，如果没有学院给我创造的宽松条件，肯定出不来。 到了经研所之后，学院的支持就更集中，更为浓缩。我们在座的各位医生，像黄靖、梁海涛、张玉宇、吴心立、马晓静、陈正溪、牟典淑、陈喜健、赵江滨、罗远势等，都是从经研所时代前后期一直跟随下来的。我现在回忆，作为一个中医人，经研所时代是很难忘的一段岁月，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学院给我们的支持超乎想象，给我们充分的学术自由和空间；还有经费，我们只要拿去报销的都会批准；我们还请到最好的老师来授课……这是个一生难遇的时期。这些研究生们就是在那样一个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回顾过往，就像杨师9月份给北京团队的讲话，突出强调了校领导的支持。我认为不能只是强调过去这十年，还要看到在此之前的这些基础，是校领导给予的全方位支持。那时校领导专门在仁爱分院开辟这个“学术特区”，帮助我们基础团队成长，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经研所时代，我们也许很难迈出这一步。 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师长，并在经研所把当初的心愿开始实施，也能够看到一些成果。当时请来的老师很多，像卢师，李老，倪海厦老师，冯师，李里先生等，学人就是以研究生为主体。我们有能教的，也有所教的，这两方面都弥足珍贵。此阶段，为之后做了一个很好铺垫。  从2005年10月到2009年4月，这个铺垫就开始走向成熟，我们请到了杨师。我是2008年7月第一次见到杨师，奥运会时跟父亲又见了一次。跟父亲去的那次，我想请杨师来南宁讲授他的体系，他答应了。2009年4月份，杨师南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所内讲理论框架；另一部分是到桂林讲实际操作。 桂林结束之后，我送老师去机场，杨师建议要搭建一个平台，他认为我们思考的东西已经有了影响，需要“变现”。杨师从科研的角度提出，如果没有一个平台，很多事情难以为继，更加难以传承，尤其是如果我退休以后。当初提出“平台”的概念，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甚至很“诧异”的一个词。对我们这帮人来说，是个突破性的概念。从那时开始，这个话题就不断提起，每次去杨师那里都要提。 2009年我和夫人去法国，专门到了巴比松——一个艺术小镇，著名画家米勒来自这里，那是个艺术家的摇篮。我们当时就想，不如弄个中医小镇。回来以后去永福县百寿镇，杨师去了两三次，感觉不现实。最后觉得这一步只有从南宁开始，所以就有了桃源基地。 桃源饭店的二号楼，就是三和第一步的开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步对三和来说是决定性的，太珍贵了。记得经研所成立两年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和探索也传到国强部长那里。2007年12月，他来广西视察工作的时候，专门安排到经研所考察。当时考察的领导有国强部长、苏司长，还有当时卫生厅的高厅等；经研所也来了几位部长，佘部长、王部长等。我很真诚地向部长汇报，做了哪些工作、探索，当时王部长问我心目中最想做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医的事情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还是人才”。 中医要振兴、发展、现代化，不管提什么，国家如何支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上面。为什么是人才问题？因为有了人，中医即便“不怎么样”，我们也会把它搞得像模像样。人是一切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人，很好的中医，也会被我们搞砸。我最关心的就是人才问题，因为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作为一个中医人确实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怎么才能走出来？怎么才能立在当代？怎么才能在当代走得更远？到你退休了仍然对中医有新奇感，还有学习的动力，还想进步……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人的问题。  除了学好中医的医术之外，我们还要有理想和信念，还要有情怀，这是底色。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真正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不断超越。所以桃源迈出的这一步，是连带这个底色开始的。 我们在桃源办的不是医疗机构，也不是培训机构。至少在我心目中，我们不是奔着钱去的，虽然钱很需要。学习、学问和进步，才是迈出这一步的目的。到了这个地方，不是为了更好地去赚钱，这不是目的，只是副产品，你做好了自然会有经济上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在是有这个底色，有根本的愿景：“为生民立性命，为往圣继绝学”。 我们提出“为生民立性命，为往圣继绝学”，归根结底还是人才，没有人，如何去立性命，继绝学？虽然我们自己未必是人才，但是希望成才的那颗心，希望对中医有所用的心还是有的。中医那么好，为什么不让它发挥更大、更长远的作用，为生民的性命和福祉创造价值？ 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呼唤中医，而我们能在这个时代做些什么？我们迈出的这一步，是带着这样的使命和愿景迈出的，不是普通的一步。这也就是杨师说的，三和跟其他机构有很大的区别。我认为区别就在这个底色，我们每走一步都没有离开这个底色。自觉与否，都没离开。 我们刚到桃源时想做什么？养疗。我们不想只做一个门诊，不想只是培养从冷板凳坐到热板凳的医生。你去经过了一系列的学习熏陶之后，显然会认识到我们不是站在疾病的角度考虑健康，而是从鲜活的生命角度去思考健康需要哪些元素。那时候还没有三医和合的概念，有病了肯定要治，但治了怎么让他真正的好，或者怎么让他不生病，所以提出了养的概念。不懂是不能养的，所以要先教。实际上我们今天一步步在实现，包括现在的三和生命学堂，就是当初这个底色一步步的呈现，具象。 如果没有这个底色、初心和愿景，很多东西只是昙花一现，走不长远。有了这样的初心、愿景和底色，长远心就有了，我们做不到，下一代也可以做到。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到基金会的成立，三和书院的开启，各个医馆的落地，再到产品公司，三和书院校友会，读书会，都没有离开这个底色，这是三和人心目中的大事。  一路走来，正因为有了“为生民立性命，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底色和愿景，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宝贵的、三医和合的中医让更多人认识、享用、受用。如此愿景，不就是天地的心嘛！不就是天人合一！作为我们，只是尽力而已，我们努力到哪一步，内心准备到哪一步，上苍就会关照到哪一步。 我们有那么好的老师在后面支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珍贵的法脉，我都把这些视为上天的嘉奖。我们为什么要风风雨雨不能忘记初心，这个就是天性，要想长有天命，就不能忘失这个心。 我们不是没有趴下过，但趴下后又站起来了。无数次趴下，无数次站起来，没有各位同仁的坚守努力，我们很难想象三和能走到今天。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三和不仅仅是我们这批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三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愿景。（完） 作者简介  刘力红，男，1958年生。现任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南京中医药大学董事会董事。 曾就读于广西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199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2002年-2003年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访问一年，除院校教育师从陈治恒、陈亦人等老师外，还先后师承李阳波、邓铁涛等明师，2006年拜于钦安卢氏门下，依止卢崇汉师习医。2015年师从杨真海先生，修习黄帝内针。因著作《思考中医》，主编《中医名家绝学真传》，整理出版《黄帝内针》及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挖掘民间优秀中医流派，弘播传统文化及中医理念而蜚声海内外。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教授高度评价刘力红博士对中医的贡献，赞曰：“吾道不孤，后继有人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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