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日晚，一架瑞士DC

1964年8月1日晚，一架瑞士DC-9型班从西非机场起飞。十分钟后，机上两名中国籍男子对视一眼后，迅速从公文包中掏出绝密胶卷，将其损坏；此后，又掏出两页绝密文件原件放进嘴里，和着唾沫嚼碎咽下肚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两名男子做如此选择，他们又是谁呢？

两名中国籍男子名叫周钟型、李世滨。他们是我国外交信使所谓的外交信使，说简单点儿，就和快递员没啥两样；但外交信使送的是外交邮件，事涉国家机密。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一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奔波，经常与飞机打交道。

当天晚上，周钟型与李世滨俩人提个三个邮件袋、一个装满机密文件的公文包，上了瑞士航班，准备经西非回国。谁知，刚起飞，一阵猛烈的撞击声从机身底部传来，接着机身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旅客们顿时惊慌失措起来。

但看到空姐仍面不改色地在讲解《安全须知》，旅客们也放心了，有的看书读报、有的闭目养神。可常年与飞机打交道的周钟型与李世滨，听着这声异响，敏感地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周钟型看了一眼窗外后，发现飞机并没有上升，而是不停地在原地盘旋。他向李世滨示意了一下后，便来到尾舱找空姐询问：“班机何时抵达卡拉奇？为何飞机仍在上空盘旋，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空姐看着周钟型迟疑一下后，回道：“一切正常，请安心休息。”周钟型见状，要求更换到尾舱就坐，遭到空姐的拒绝，他只得回到座位坐好。

两个小时后，客舱突然灯火通明，副机长叫醒旅客，宣布飞机遇到了机械故障，将在贝鲁特机场迫降。旅客听后，大为吃惊，一片哗然。有人大喊大叫，有人胸前划“十”祈求上帝佑，乱作一团。

副机长一再要求旅客镇静，做好迫降准备。空姐当场演示迫降坐姿，同时为了保证旅客安全，空姐要求大家将所有手提物品及钢笔等尖锐物品，全部送到尾舱洗手间。

当空姐要求周钟型与李世滨将邮袋上交时，周钟型拒绝了，空姐执意要求其上交。这时，周钟型将自己的证件亮给她，说：“我是中国外交信使，所携邮袋必须随身携带。”

此后，任凭空姐如何劝说，周钟型二人拒不从命，空姐见他们态度坚决，只好离开。此时，旅客们已做好迫降姿势，飞机已然要开始迫降了:，是机毁人亡，还是幸免于难？此时，谁也不知道答案。

可周钟型与李世滨是外交信使，信奉的是“国家机密高于性命，人在文件在”。于是，他们对视一眼后，开始销毁绝密文件，也就有了文中开始那幕。就在他们刚将文件咽下肚子，第一次迫降开始了。

机场内灯火通明，跑道右侧消防车与救护车已然就位。飞机向跑道左侧俯冲，奈何没有成功，飞机仰头，向地中海飞去，空中盘旋了三圈后，第二次迫降开始了，旅客们紧张无比，将头紧贴在腿上一动不动，等待命运的裁决。

然而，这一次又失败了，马上第三次迫降开始了。这一次，飞机在俯冲时，机速降到了极点，舱内座椅被颤动地咯咯作响；随后，一阵猛烈地撞击地面声音传来，伴随着飞机的急刹车声、人们的尖叫声……飞机终于停住了，紧急出口被打开，一股呛鼻的烧焦味涌进客舱，空姐立刻催促旅客从紧急出口滑出。

此时，周钟型急忙从座位下拽出邮袋，奈何邮袋卡得太紧了，他拉了好几次都未能成功。这时，空姐匆匆赶来，见周钟型还在拉邮袋，便拍了一下他，要求他弃袋逃生。周钟型没有理会，情急之下，他用尽全身力气，死命地拽出了两个邮袋，起身离机。

最终，机上80名旅客安全落地，无一伤亡。人们在停机坪上欢呼，向机组人员道谢。周钟型与李世滨也向机长表达了谢意，称赞他技术高超。

俩人毕竟携带的都是机密文件，为了文件安全，他们立刻联系了中国驻叙利亚使馆。使馆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刻安排汽车来到贝鲁特机场，而瑞士航空公司得知飞机故障后，立刻从总部调来一架飞机，当晚将旅客送往卡拉奇。

外交信使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职业，工作艰辛、责任重大，又伴随着危险非常人能及。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先后有6位外交信使因空难而牺牲。1958年10月17日，外交信使肖武、宁开逸在飞往莫斯科途中，飞机失事，撞山而毁。临死前，肖武、宁开逸双手紧紧抱住胸前的外交邮袋。

而1959年12月31日，我国外交信使何平、张慕先也因飞机与地面失联撞山而牺牲，他们的遗体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人们发现。1963年7月13日，周敬寸、隋玉珊因飞机在降落时爆炸而牺牲。

他们与周钟型、李世滨一样都是身负重任的外交信使，常年奔波在外，行走在列国之间，保护着国家机密安全。因为他们的存在，使得我国在世界外交上不再被强国蔑视，因为他们的存在，才有今天的国富民强、安乐乐业。

谨以此文，向周钟型、李世滨等外交信使们致敬！

素材来源：《世界知识》期刊：外交信使历险记#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