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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即宫亭湖。 北魏 郦道元 《水经注·庐江水》：“巖上有宫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极於山峯。山下又有神庙，号曰 宫亭庙 ，故 彭湖 又有 宫亭 之称焉。” 南朝 陈 徐陵 《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宫亭 蠡浦 ，奋翅高飞；电卷勍寇，风行国威。” 宋 黄庭坚 《题落星寺》诗之二：“巖巖 匡俗先生 庐，其下 宫亭 水所都。”），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周代隐士匡续修炼遗址。有小洞天、匡续祠、寿圣桥、飞升台等景观，风景极秀。庐山因匡续而得名"匡庐"。自隋代起，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官方民间都要在匡续祠祭祀匡真君----和瘟先生，祈求平安幸福，健康长寿。）或云续受道於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 
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雨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非松涛，为岩响）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之所罕经也。昔太史公（司马迁）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岩，上有悬崖，傍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复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神验，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间，蔚然成林。（董奉(220年-280年)，又名董平，字君异，号拔墘，候官县董墘村(今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龙田村)人，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生。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青时，曾任候官县小吏，不久归隐，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子熟时，董奉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换。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后世称颂医家"杏林春暖"之语，盖源于此。董奉也出行在南方一带行医。有一次到交州(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一带)，恰遇交州太守士燮病危，垂死已3日。董奉把3粒药丸放入病人口中，用水灌下。稍后，病人手足能动，肤色逐渐转活，半日后即能坐起，4日后能说话，不久病愈。显然这是民间传说，士燮死于公元226年，此时董奉才6、7岁。由于医术高明，人们把董奉同当时谯郡的华佗、南阳的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晚年到豫章(今江西)庐山下隐居，继续行医。吴天纪四年(280年)，董奉逝世。）计奉在人间近三百年，容状常如三十时，俄而升仙，绝迹于杏林。其北岭两岩之间，常悬流遥霑，激势相趣。百余仞中，云气映天，望之若山，有云雾焉。其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即以宫亭为号，安侯世高所感化，事在安侯传。（安世高是西域安息国的王太子，因为这一王族地位，所以西域来华的人都称他为“安侯”，他译的一部《十二因缘经》，被称为《安侯口解》。安世高小时候就因为其孝行而著名，而且他聪慧好学，知识面很宽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甚至鸟兽之声，都无所不通，康僧会在其《安般守意经序》中这样描绘安清：“其为人也，博学多识，贯综神摸，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勋（疑为动字误），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出三藏记集》卷六）可以说，安世高是个神异之人，在西域地区，也早就传扬着他的“俊异”之名。安世高父王死后，安世高继承王位，但一年之后，就把王位让给了叔叔，出家为僧。究其原因，除了因父王去世而感悟到人生之无常和空幻之外，可能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康僧会说他是“驰避本土”。正能说明这一点。安世高在国内的佛学造诣以禅学和阿毗昙学见长，学成后，他曾遍游西域诸国，弘传佛法，后来又来到中国。）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崿，其岩穷绝，莫有升之者。（一、1炉 2瀑 3庐 4疑 5鹭 6含 7岭 8泊 9吴）昔野夫见人著沙弥服，凌云直上。既至则踞其峰，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当时能文之士，咸为之异。又所止多奇，触象有异。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减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出自于龙首也。南对高峰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浮图，白鹤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东南有香炉山，孤峰独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氤氲若香烟。白云映其外，则炳然（1. 明显貌；明白貌。 《汉书·刘向传》：“﹝陛下﹞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 唐 孙樵 《与友人论文书》：“焕然如日月之经天，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 明 张居正 《跋＜叶母还金传＞》：“还金至小节，非 叶母 母仪妇训之炳然者，而士大夫咸极称之。”2. 光明貌。 宋 苏轼 《谢孙舍人启》：“穆如清风，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与众山峰殊别。将雨，则其下水气涌出如马车盖，此龙井之所吐。其左则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状似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略举其异而已矣。 
赏析 《庐山记》一文，通过生动的描述，巧妙的烘托，状写了庐山奇景，抒发了佛门弟子慧远舒心惬意的情怀。 全文共有两段。 第一段写山的地理位置和命名的原因。写其位置，先远指“山在江州浔阳南”; 再写其四邻关系： 南滨宫亭，北对九江，左挟彭蠡，右傍通州。不仅写得眉目 十分清楚，而且不乏生动的描述。“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以及引 《山海经》有关庐江、彭泽与庐山关系的句子，不只是细致的交代，而且读者会自然想到远亲近邻关系，这些话有如家常絮语，令人倍感亲切。“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导引三江的水而占据它们会合的地方。仿佛是写庐山在亲朋好友间的中心地位，读了更觉亲切动人。看来有道高僧笔下的事物，尘缘不绝啊! 眉目清楚、描述动人正是本文一大特点。 
接着作者介绍了匡续先生隐居庐山的故事。匡续入庐，另一种说法是他“受道于仙人”云游到此“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所以当时的人称他所住的地方为“神仙之庐”并且把山叫庐山了。当然庐山命名原因，这并不是唯一说法，但高僧慧远着意把它写进来，却使此山此文增添了许多仙气，这大约就是烘云托月的写法，使山水越显奇异瑰丽了。 第二段，写山上景物。先总写山势的巍峨险峻。与祖国江山相连，被风雨冲洗成的庐山，面积广阔，有七重大岭，文中写此山“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虽不一定是实写，但山势的高大巍峨已令读者惊叹不已了。作者并不满足于这些侧重静态的描述，及时描绘了风云变幻的奇景。先写雨前的云气。白气结聚山上，触动山石时，山岩与白气相吞吐，阴云会忽然聚集，这正写出高山云气的变幻。再写大风，大风震动山石，巨大的声音响震山谷，从所有孔穴里发出的音响汇合成一支奏鸣曲，那响声令人为之心惊。这正写出它不可测的风动山谷的音响变化。有了这风云变幻的一层描写，整幅画面被激活了，产生了无限生机。 写了风云变幻的奇景之后，呼应本段开头“其山大岭，儿有七重”句，写出众岭中的第三岭，写它“极高峻”说“人之所罕经也”，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司马迁曾南登庐山。本文也写了司马氏登山的观感： 太史公登山远望，“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这几句写太史公的观赏印象，写他登上高山放眼一看，仿佛登上天帝的宫廷一般。这些描述借天帝宫廷之高，夸张比喻并用，极写庐山之高之美; 又借古人古事 (太史公登庐山) 和神话传说 (天帝、天廷) 烘托描写庐山奇异瑰丽的景色，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和联想，给人以美的快感。上文写的“极高峻”三字，至此插上故事、传说的翅膀，意思活了，那艺术效果远不是平铺直叙可比。用烘托的手法写山水是本文一个很突出的艺术特色，值得注意。 接下去，作者由“第三岭”自然转到岭下半里许的“重岩”。作者虽也点了悬崖、石室，但都未加具体描述，只写了一句“即古仙 (指匡续等) 之所居也”，并不在这里留连，“其后有岩”四字，引入下文。又写出汉董奉为人无偿治病有奇效，后飞升成仙的故事，这又是烘托，仿佛那山、那人、以至那林木，无不披着一层奇异的光彩，令人惊叹，令人赞赏，令人神往。可以说这些看来平实、清雅的笔墨，写出的山水记，真是神极了，美极了。 作者重点描述过有关“第三岭”的遗迹逸闻，把笔锋又扩展到“其北岭”、“其南岭”的奇景。北岭，写了两岩之间的飞流瀑布。瀑布，写高悬奔泻的水势，写喷溅起的水花互相碰撞四处溅射沾染的景象，也写了浓聚空中的云雾，仿佛一座在天光映照下百余仞高的云山。南岭，写了宫亭湖，神庙，特意点出东汉时代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来此被感化走入佛门的逸事。这一笔使高峰峻岭更增添了仙气。 有重点描述了几层山岭的景色，笔锋收拢到东边七岭共同形成的山崖，成为至高无上的绝顶，并记下一个和尚在峰顶打坐，不久与云气一道消失的传说。这无疑又是一笔美妙的烘托。作者总括观感说，来此停留的多是奇人，在此见到的多是异景。再分别写北面的重山，前面的流水。写山，则写山的特异形态： 左边的象龙形，右边的象塔座; 写水，写出了甘泉水在天冷、天暖，寒暑季节的变化，不因水灾旱灾而有差别，那水正是从龙形山山头涌出的。写树，就写高出山林几十丈，下半象一层佛塔，而且有白鹤绕塔飞翔，祥云飘游出入的奇树。七岭会成的“峰崿”写得层次清晰，景物多姿多彩，生动的比喻，形象的描述，表达得极动人。这些特点同样在有关香炉山的描述中得到表现： 秀美的孤峰，云气弥漫峰顶，有如香炉里冉冉飘游的香烟，和峰外朵朵白云映衬，使香炉峰更加光明显眼，与别的山峰迥然不同。写香炉峰以前，则直接用比喻：“其下水气涌如马车盖”，并指出“此龙井之所吐”; 写“翠林”，就写那是燕雀伏藏、白猿休息的地方; 此外还写了“壁立千余仞”，似“双阙”的石门，写了香炉山瀑布，点了“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如此美景，如此笔墨，文章结尾却说“略举其异而已矣。”看来慧远欣赏美景难免动情，但高僧襟怀宽畅，不会象常人那样冲动，文章只是抒发了这位佛门弟子舒心惬意的情怀。 本篇由地理位置下笔，先总写山势，然后以第三岭为重点展开，再写其北岭、南岭，七岭会成的峰崿，最后写东南的香炉山。这清晰的脉络有如一张导游图，加上形象细致的描述，使人读后如亲临其境。本文写作技巧丰富，或比拟或比喻，或夸张或烘托，多种手法运用精当。尤其烘托笔法，篇中穿插进历史人物故事，传说与山水融合，使文章增添了奇异瑰丽色彩，表达得颇有艺术魅力。 附：读匡庐之得名与慧远《庐山记》辯一文后 也談庐山得名 读了姚公同志所写的《匡庐之得名与慧远《庐山记》辩》一文后，（载一九八一年《江西社会科学》第一期，以下简称姚文。）很受教益，颇多启发。姚公同志提出了晋慧远《庐山记》非慧远所撰，而是后人假托的伪作。论证颇详，令人信服。对有晋一代中国南方佛教大师的著述，敢于质疑，并著文辨析，使一向认为著作权属于慧远师，竟流传千余年无人疑惑的作品，从而发生了动摇，诚不失为卓识之见。 姚文篇末论述“匡庐”之得名，结语谓“庐山的种种异名，皆派生于敷浅原一名”，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这一点我以为犹可共商。本文拟就庐山何以名之为庐山？是否因匡俗之庐室而得名？谈谈个人浅见，就教于姚同志暨海内方家。 庐山一名。最早见于《史记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司马迁写这话是在汉兴七十年后，武帝刘彻在位之时，可知已定名为庐山了。考司马迁的行踪，其登庐山，据《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过梁楚以归”。司马迁二十岁遨游大江南北，果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则在元朔三年前（公元前一二六年）称之为庐山了。又据《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冬（前一O六年）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在史记封禅记》里也有这一记载：“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司马迁扈从封禅随驾到九江，在《封禅书》赞论中可以找到证明：“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可知这次登庐山却在元封五年。较元朔三年要晚二十年的。则在此时才有庐山之名。在此以前，也即是说武帝即位以前的先秦与汉初典籍中，尚不见有称“庐山”之名。然自汉兴迄武帝建元六十年来，关于庐山的地望，史书有没有记载？庐山得名究竟何时而始呢？ 要谈这些问题，还得重引《水经注》： 《豫章旧志》曰：“庐俗字君孝，本姓匡，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于宫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 慧远《庐山记》曰：“殷周之际，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游此山，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 周景式《庐山记》：“庐山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出周武王时，生而神灵，屡逃徽聘，庐于此山，时人敬事之。俗后仙化，室庐尚存，弟子睹室悲哀，事如乌号。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
郦道元引录三代，旨在说明他的“斯耳传之谈，非证实也”的论断，要后人不必信以为真。试看庐山得名是因匡俗曰“'越庐君’，故世谓之庐山”；“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室庐尚存，世称庐山，故山取号焉”。认为全是不足据的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见。 所谓庐山得名是“斯耳 传之谈”这一点是对的。 而三书中有不有可资微信的资料呢？ 那就需要持重甄审，细致鉴别。 以三 书著作时代的先后而言，其间相距一二百年，其中说法可靠的程度也不尽一样，似不能一概笼统予以抹杀。 姚公同志对于三书作者及存失情况，该文作了精密的研究与详尽的论述，我以为确然可信。本文正是承其先修之功，从而能有启发。如慧远的《庐山记》，姚文认为“慧远决不可能去写象《庐山记》那样称引神仙，为道教作宣传的文章”，“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经后人窜改过的”，“假托和窜改的时间，约当在宋、齐之间，距慧远死后不甚久”；假托和窜改的目的是：“要夺取庐山作为道教发祥的'福地’之一的缘故”,“以示庐山本为道教的基业”。我以为这些剖析是一语中的，是戮穿了道教徒不惜故作狡狯以欺天下耳目的行经。因此，慧远《庐山记》所说的自然难于凭信了。 又“周景式的《庐山记》生平不详，据吴宗慈《庐山续志》引《豫章文献》得知周为浔阳人，距惹远当不甚远”。 “朱锦宣统二年《补刊庐山志序》也说'而慧远初志，周景式续志，俱未有传’”（见姚文）据此，周景式称“续志”，自然是晚于慧远的《庐山记》的。 从《水经注》引文看，其说并没有超越过慧远的《庐山记》所述内容，只不过把匡俗所处时代具体到周武王之际，则其可资信赖的根据也就很薄弱了。 《豫章旧志》一书，姚文也详述了作者姓名问题： 谓《隋书经籍志》作晋熊默撰，《唐书艺文志》作三国时豫章人徐整撰。 我以为由于《水经注》引《豫章旧志》未书作者姓名，如果引的是三国时徐整的，那确比慧远早一两个世纪； 即便引的是晋熊默的，也比慧远死后，假托慧远所撰，“约当在宋、齐之间”所出的《庐山记》要早很多。 这样《豫章旧志》的著作时冋比起两《庐山记》来更是为早为古。 再说《豫章旧志》既名之曰“志”，那就与《庐山记》一类的撰述，其性质迥然有别。 如陈寿的《三国志》和晋常琥的《华阳国志》，前者列为正史，成为研究三国时代可靠的原始资料；后者为方志，也是研究巴、蜀地方史可资微信的材料。因而《豫章旧志》当与《华阳国志》是同样性质的著述。古人立说很谨言，作为记载地方的志史，所胪举的材料是不应当轻率漠视的。从《水经注》所引《旧志》的内容看，我以为很有推究的必要。《旧志》把匡俗所处时代说在汉初，所谓“越庐君”，这不是封号，乃是自号或人对其的尊称，很符合秦汉以来这样广泛的习俗的。如项梁自号武信君，吴芮号曰番君，黥布为当阳君，“齐使者高陵君显”（《史记项羽本纪》）这样的称谓，见于史书，比比皆是。 那末，匡俗曰“越庐君”也应是如此。 这样的称谓，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线索的途径： 先看“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这句话，它是有史实作为根据的。所谓“东野王”三字，不应当粗粗略过，它不是人名，乃是僭越的称号。自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没有称王者，项羽戏下封各国诸侯王，封王的人物俱见于史，并没有什么“东野王”的称号，然《史记，东越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阳君者也，从诸侯灭秦，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 汉五年复立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 世俗号为东瓯王。 ”这里指出无诸为闽越王在汉五年，而摇立为东海王在孝惠三年。特为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楚与越族的利害冲突是由于“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可知越自诸侯畔秦以前及以后，一向是自称为王的。 从《史记勾践世家》也有越人自称为王的记载：“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成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据此，越虽遭楚成王伐败，“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僭号并未削除。传至七世摇的时候，还应当是僭称为“东摇王”的。迨佐诸侯平秦和灭项羽，仍当保持了这一僭号。“汉高帝复以摇为王”，不应是重新封王，只能是恢复和正式承认越摇原先的称号。特别是鉴于越不服楚的缘故，汉高帝自不能削其王号而蹈项羽的覆辙。在孝惠三年未正式册封为“东海王”以前，摇为越王当是称作“东越摇王”或“东摇王”。《旧志》所说的“东野王”，既不是人名，却也不是地名， 因为“野王”一词，于《史记》凡三见，都是作为地名出现。 一、《卫康叔世家》：“更从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 二、《始皇本纪》：“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从君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三、《剌客荆轲列传》：“其后秦伐魏，置东郡，从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正义：“怀洲河内县”。（即今河南沁阳） 这里，“野王”一词是地名，据史而断是从卫君支属到野王县的。 而不是卫君支属从居后而得名的。 且从居时间据《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六年。 （公元前二四一年），早已有“野王县"之名，即便是很早以前的“封邑”名，也与《旧志》所说的“东野王”人地无关，联系不上。 根据揺为越王，确曾佐汉定天下的史实而言,揺称“东摇王”或“东越摇王”，那么《旧志》的“东野王”很有可能就是越摇其人。 因为“摇”、“野”音近声讹，自汉初到魏晋以来，流传数百年，“东摇王”讹作“东野王”是不足为怪的。 或者是有些人因汉初尚未正式“册封”，故意称作“野”,也许其中还包含有华夷之见的鄙称在内都有可能的。 因此，《豫章旧志》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东越族与吴芮共佐汉定天下的历史真实,也透露了“东野王”应是原有的僭称。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惑，当时与吴芮畔泰共定天下,未必都是越族人。 如黥布为汉人，就曾“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史记.黥布列传》）。 此因，《旧志》所说的"东野王”也许是汉人，这就与越摇的归番阳令吴芮了不相涉。对于这一点，刘昭《续汉志注》引《豫章旧志》比《水经注》还多有一句话，即 “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又《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由是可证匡俗是少数族越的后裔。而匡俗据《旧志》云： “父东野王”,他们为父子关系，因此，进而证明“东野王”无疑是越族的"东摇王”。 联系匡俗称作“越庐君”的“越”字就是它的着落，而不是无意义的“自号”,或别人对他任情的“尊称”。 再看“汉封俗于鄡阳”一语，俗父为“东野王”，佐汉定天下之后而死，俗之得封，必是因父勋的关系封于鄡阳。 从“遂寓精于宫庭之山”而言，指出了一个后人难于测知的问题，即指出了汉初的庐山是在鄡阳境内。 鄡阳： 《汉书地理志》，“豫章郡： 鄡阳，莽曰豫章”。王先谦《汉书补注》：“鄱阳记：县，高祖六年置”。又《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馀汗，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王念孙谓“左”字衍，则应作“馀水北至鄡阳入湖汉”。鄡阳当在余干之北。 又按《史记黥布列传》： “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 “兹乡”:索隐云： “番阳鄡县之乡”。 《汉书》颜师古注，“鄡阳之乡也”。 是黥布先到番阳，由番阳再到鄡县之兹乡，走越，因之被杀。 黥布之所以受诱走越而到鄡阳兹乡，除了说明鄡阳是往越地的必经之途外，自在鄱阳西北方向，那是无可置疑的； 更主要的还是因黥布曾在这一带活动过。 《布传》： “布皆与其从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 所谓“江中”,即《汉书吴芮传》所指的“甚得江湖间民心”的番阳地带。 黥布闯荡江湖，应是在彭蠡湖为“盗”,足迹遍于彭蠡湖滨，所以他兵败走越先到番阳，再往鄡阳之兹乡，由是被杀了。 可以想见，处在秦朝法令森严，刑网密布的时代，黥布能逃亡到江湖间反秦为“盗”，其时鄡阳尚未立县，人烟荒芜，直到汉高祖六年始建县，则其所辖属地必然辽阔。 因此，《旧志》所云“寓精于宫庭之山”，指出了庐山在汉初的地望。 也即是说庐山在汉初乃鄡阳所辖之地。 既然鄡阳于汉高帝六年建县，“汉封俗于鄡阳”,必在汉六年以后.后于何时呢？ 据《越世家》云： “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 据《东越世家》： “孝惠三年.乃立摇为东海王”，自应是摇立为王死后的事，才封俗于鄡阳的。 很可能延及文帝之际。 匡俗是越人，封于鄡阳后，退隐庐山，因山而谓之“越庐君”可见，当匡俗入山，则己名之为庐山了。 《旧志》错在以匡俗为“越庐君”，“故世谓之庐”,却不知正是由于先有庐山，因而谓之“越庐君”,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揣测之辞呢？ 郦道元《水经注》引《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是曰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殊称”。他认为庐山是因庐江而得名，我以为这一说法很应重视，须仔细探求，证实此说之可信。 《汉书.地理志》： “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 应劭曰： “故庐子国”。应劭这一诠释，不是没有缘故的，正是指出了庐江是因庐子国而得名。《谈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 庐山： “汉庐江郡之名本此”。 谓庐江是因庐山而得名的，可惜并未有任何根据。 王光谦《汉书补注》却将庐江源流补注清楚，谓“陵阳，丹阳县庐江水篇： 三天子都在今黟县，庐江水出。 ”“三天子都在今婺源县，相去密迩。 《一统志》： '庐源水出婺源县西。 '"对应劭所云庐江因“故庐子国”一注，未补任何质疑及异说。 显见认为庐江是因“庐子国而得名的，正因为有庐江之水名，汉才有庐江郡名之立。 庐江立郡，《史记高祖本纪》只说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并未指出淮南王国属地。 《史记淮南衡山王传》： “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设四郡。 ”四郡之名，尚未胪引，其时必有四郡之名了。 迨裴骃集解始引徐广云： “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地。 ”由是可知黥布故地为此四郡、这是首次见于史注的。 徐广所列四郡名的注释、虽晚于孝文十六年三分淮南地事，然从《淮南王传》所言“设四郡”而断，那实际上要比汉文十六年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之名早三十多年。 可惜无法知道当时四郡所辖属的县名。 按《史记·孝文本纪》六年书： “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三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淮南王传》： “孝文十六年，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叁分之。 ”庐江在这时才分立为王国，所以《汉书地理志》： “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 ”这是庐江立郡的始末。 但庐江郡名却应追溯到高祖十一年才合乎实际。 《汉书地理志》： “庐江郡，县十二”，寻阳其一也。 《唐元和郡县志》： “寻阳县，本汉旧县，属庐江郡，以在浔水之阳，故曰浔阳”。 正因为庐山在该县东三十里，浔阳分属庐江郡所辖时，则此山自此就开始名之为庐山了。 大体也可上溯到高祖分立四郡之时。 因此，郦道元的“山水相依，互举殊称”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应是庐山地属寻阳，归郡庐江郡，因以庐江而得名为庐山。 其早在高帝十一年为厉王长“设四郡”之时，其晚在汉文帝分淮南故地为庐江郡吋，就已开始定名为庐山了。 匡俗入隐庐山，当是在此之后，因而谓之“越庐君”。 联系《旧志》又说了“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而断，显见武帝南巡在元封五年，是时匡俗已死，只能“睹山”了，认为有灵异，才追封匡俗为“大明公”。 正因为一经皇帝的御封钦谥，匡俗声名从此显赫起来。 后人于是附会庐山是由“越庐君”而得名，或是因其庐室而得名。 殊不知司马迁南游大江，其早在元朔三年，其晚在元封五年，在《史记》中就已书写了“余南登庐山”，早已定名，因而见之于史了。 说匡俗之越族人，还可以有这样一个根据：东南在汉初当是因种族畛见的缘故，经常携弍和反覆，如黥布兵败走越； 孝景三年吴王濞兵败： “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 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 （《史记.吴王濞传》）又《淮南王传》： “庐江王边越，数使使者相交，故从为衡山王。 ”可知汉初对东越是容忍退让的政策。 直到武帝时，几次用兵，最后“诏军吏皆将其民从处江淮间，东起地遂虚。 ”《东越列传》。 才算解决了东越多年来造成对汉的忧患。 所以汉初封匡俗于鄡阳，正是汉政权对越族怀柔政策的具体体现。 因此，我们说匡俗是越族人从这些方面也可得出旁证。 庐山又名“匡庐”、“匡山”，当是因慧远的《庐山记》行世，才有这些别名的。正史唯见《梁书处士刘慧斐传》，谓“途径寻阳，游于匡山”。梁以前的晋、宋、齐诸《书》，皆称“庐山”。姚公同志以《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一文，谓“敷”、“辅”、“靖”、“匡”都不过是由“敷”字辗转而得。”虽不失为新解，但《禹贡》先秦文献，因为古字少，古音衍变不同，用“通假”和“声转”研究汉以前的典籍是一个必具的条件和使用的方法。迄晋以后，文字增多和反切法的推行，使用同音义近的方法推究晋以后的文献，就不那么通常了。而“敷”、“辅”、“靖”、“匡”诸字，已有其出据来历，见之于晋以后，似不好再与古音义联系予以解决。我很同意姚文这个论断：“我们认为敷浅原包括的范围应该广一点，并非专指一座山，庐山自应包括在内，当无疑义。”按《汉书地理志》既说了：“豫章历陵县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班固用“以为”二字，尚是游移之辞，并未确指。我们可以补充齐、梁间人对“敷浅原”一词的理解为证: 《梁书杜崱传》，杜崱平侯景乱后，为江州刺史，后“遘疾卒。 诏曰： '自驱传江诸，政号廉能； 推毂浅原，实闻清静，’”揆其语意，以“江诸”“浅原”相对为文，可知系泛指江州而言，并不限于一山一地,简称为“浅原”，虽为诏书四言一句所限,大体也可证明“敷”字并不那么重要，处于可有可无之间，这样，谓“都不过由'敷’ 字辗转而得”的话，似嫌不足。 又按庐山除“匡庐”、“匡山”外，尚有称作“南鄣山”时。《豫章古今志》:“本名南鄣山”（转引《谈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还有称作“南山”的。《晋书·隐逸翟法赐传》：“瞿汤字道深……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翟汤是翟法赐的四世祖，《宋书隐逸崔法赐传》：“翟法赐，寻阳柴桑人也，曾祖汤，汤子庄，庄子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微辟，矫生法赐，少守家业，立屋于庐山顶……寻阳太守邓文子表曰：'法赐隐迹庐山，于今四世’。”由是可证“庐山”即《翟汤传》所指的“南山”。“南鄣山”、“南山”之别名，它与敷浅原”之'敷’字，似无关联，因此，姚文提到的“庐山种种异名，皆派山于敷浅原一名”的论断和以音近声转的方法解决庐山的异名，尚难令人首肯。 最后，我们根据《豫章旧志》所述的材料，综合史书论证：庐山的得名系因庐江郡立，而其山名之曰庐山，名称之得当在汉高帝十一年后或汉文帝十六年之间，匡俗曰“越庐君”，正是反映了他是越族人退隐庐山，而称此号。由此，我们还应当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问题： 即是在当时“华夏”、“蛮夷”种族偏见非常浓烈的时代，能把一个越族的后裔归隐庐山是因他谓“越庐君"而得名，尽管这是一个颠倒的讹传，但这样忠实记录下来的材料，与正史如此相符，我们就不应该一笔抹杀，任意排斥它的可靠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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