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妻子家族老一辈的没有读书人，家里却留有一本旧书。1981 年我们婚后，有次在他家里抽屉里我看到了这本近乎废纸的书，夹杂在几本书中。我翻了翻，见是本旧版书，民国八年上海广益书局印行印刷的《绘图注释唐诗三百诗》，我怕乱翻再弄丢了，就收了来。 我目前藏书刊大约七、八千余册，这是出版时期最早的一本。1919 年出版，一百多年了。 当我整理拍照这书时，妻子早已忘了当年的事。一听说是她家的东西，脱口就说你还从俺家偷啥来。目睹这本旧书，勾起了我有关书的回忆。 我的童年对书的印象很淡漠，家里也没什么书，小人书也不多见。虽然父亲知道读书重要，但只供子女上学却不买书。只记得家里有本《四角号码字典》和长篇传记《高玉宝》，以及父亲读职工夜校的一本课本，里面有篇记述井下场景的《地下城》我还记得。前几年春节回老家探视二姑，姑父的本家张兴良，他也是父亲的忘年交酒友，他见到我还提起我父亲当年曾借给他《高玉宝》这本书呢。 1966 年文革初起，洪五宿舍的一个图书阅览室被封，大哥与我家前排对着门窗的邻居同学殷长忠，不知怎么从那里搞到了十几本书。有长篇小说《艳阳天》《欧阳海之歌》连环画书《山乡巨变》《小英雄雨来》《箭杆河边》，还有一本乡土小说集，作家张庆田的《秋山红叶》等。那算是第一次课外读书大餐，同学们大都是工人家庭，加上破四旧，平时能读到的课外书少得可怜。有一次同学王华借给我一本破旧的《青春之歌》，我两个晚上的时间读完，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因为读书而彻夜不眠。 读书，读得越多才会越有兴趣。读得少，就很难培养起兴趣和保持热度，即使你掉在书窝里。1973 年我在农场广播室，仓库有两大箱书，这是当时建农场之初，工会阅览室存留的。因不再对外借阅就压了箱底。只记得读过一本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仔细回忆怎么也记不起读过什么书。那时，只读读《解放军文艺》，还能记起诗人张永枚写的《西沙之战》中的两句：壮志鼓双翅，豪情振羽毛。我还不知深浅地往编辑部投了篇我曾刊登在《农场战报》上的小诗。一年的广播室工作，守着两箱书却束之高阁，贫乏的大脑，缺失了一次极好的补养机会。 1976 年进入宣传科后，我建立了读书笔记，才如饥似渴地开始了真正的读书，这仅仅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有了点自觉性。宣传科两大书橱，我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从我的《长篇小说阅记》笔记中查到，我先后读了巴尔扎克的《幻灭》《欧也妮·葛朗台》、约翰·高尔斯《福尔塞世家》、艾芙·居里《居里夫人传》、小仲马《茶花女》、刘亚舟《男婚女嫁》魏巍《东方》、陈登科《破壁记》、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笔记内容包括书的字数、读的时间、书中经典哲语箴言等。我这个时期大量的阅读还是以报刊为主要内容。当时宣传科与淄川书店有业务关系，我也开始买些自己喜爱的书，花 3.45 元买了一套《红楼梦》，我如获至宝。 我的女儿上小学后，我有意识地给她多买课外读物，亲朋好友也赠送。大哥送给 6 套本的《世界五千年》、友人徐华送给的 8 套本《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我给女儿买的 7 套本的《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15 套本的《世界古典名著》连环画。女儿爱不释手，尤其名著连环画，伴着她成人。她不知翻了多少遍，书皮已烂乎乎，贴着透明胶。名著的滋养，给女儿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文学梦想的种子。留学后，她也习惯了买书，不过是指派我给她订购，只给书单不掏钱。先后又给她进贡了《老舍文集》、《莎士比亚全集》、《哈特·波特选集》、《金庸小说全集》等书籍。 多年后，自己的存书开始增加，甚至泛滥。我书房的 8 组书橱， 就像书墙，地下室十几编织袋的书刊。我的这些书刊，除自己几十年订阅、购买的，还有公家发的工具书、培训学习用书，还有多年来书的作者和许多朋友赠送的。读书海量的友人张方明近些年赠我的国学系列、各类杂书百余本，还为我女儿推荐并赠送了十部书。挚友水清老弟送我的南怀瑾十几本套装的选集、珍藏三套本的《唐诗鉴赏辞典》，我离岗后，我与女儿先后从当当网购书花费三、四千元。 书是不缺了，可读的不多，大多数书刊仅仅是翻翻而已。大体算来，至今我连藏书的一半也没读完。尤其是成套的藏书性质的书籍，用它装门面大于学习使用。有时独自静坐书房，环顾两面书墙，看着一本一本书脊，就像游览风景名胜，只识其名，不知其祥。 2008 年 5 月，北京大学研究院陈兆杰教授在我市举办国学精粹专题 辅导讲座，两天时间，他完全脱稿，口若悬河，古诗、古词、古文，连段成篇，背诵如流。据介绍他藏书 17000 多册，粗读古代经书 8000 多册，精读 1000 余册。书，读与不读、粗读与细读、多读与少读，老实说两者天差地别。我读书真的是太少了，友人方明读书海量，前几年春节一个多月就读了36 部书，每年几百部我的老科长只有高小的原始学历，有年春节闭门不出，几天的时间读了 6 部书。我记载一下算是对自己的鞭策吧。 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装门面的。  我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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