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主席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创始人，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个代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但在1921年建党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因其对中国革命独立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和正确主张并未受到党内同志的一致认可，或被误解，或被中途干挠，或被排挤，曾长期处在了被边缘化的位置。除1923年6月至1924年12月进入中央政治局外，其余时间他一直未能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这十四年，中共先后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多位领导人，他们非但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的革命模式和革命道路，反而因左、右倾等各种机会主义，甚至是投降主义错误，而使中国革命造成多次严重损失，包括两次重大失败，即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土地革命中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败，这两次失败都几乎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夭亡。 第一次大的失败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的，第二次大失败是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陈独秀的错误在于过于依赖国民党，放弃了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武装工作。  尽管毛主席曾多次在党的会议上或直接向时任总书记陈独秀提出了注意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危险以及武装工农，掌握枪杆子等正确主张，但都未被采纳。结果导致我党在国民党叛变后的屠杀政策面前束手无策，血流成河！ 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310000人以上 ，其中共产党员就有26000人！党员数量由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人！为此，周恩来曾痛心的说：敌人可以几分钟内毁灭掉我们的革命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可见损失之大，教训之深刻！ 王明的错误则表现在思想路线上的教条主义，政治路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照抄苏俄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来想当然地指导中国革命。他们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尤甚，集中表现为进攻上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他们不仅不认可毛主席业已初步探索成功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反而一意孤行地排斥、打击毛主席以及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和思想的党内同志，结果同样是被磕碰得头破血流。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尤其是在长征途中，左倾路线领导人仍然拒不接受毛主席多次在军事上提出的正确意见，导致了湘江战役的惨败，中央红军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 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二次胜利、二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红军指战员从反复多次的战争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在红军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正面认识到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中又从反面更进一步认识到了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唯一正确性。 因此，在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中广泛滋生了对博古（其背后是王明）和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和强烈要求改变党及红军领导人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回忆长征》）。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也说:“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 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呼声和要求，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组织条件和思想条件，它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心声——中国革命的前途再也不能由“所谓的共产国际代表”说了算了，而是要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决定。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主席的选择，不是党内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渴望胜利的自主选择。十四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其他的道路包括苏联革命的模式全试过了，都没有成功!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位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怎样存在和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毛主席走的是独立自主之路，他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新型人民军队，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政治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理论——毛泽东思想。经济上成功实施了土地改革，不仅成为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完全适合国情的独创性道路，时刻导引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如果说遵义会议标志着毛主席重新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开始的话，那么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而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大则正式形成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就此确立。 从此，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建立起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生中华之国！回首毛主席成为中共核心之路不仅漫长而且曲折，从1921年建党到1945年七大召开整整经历了二十四年。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毛主席同样经历了革命道路上的起起落落，其间，他曾被三次撤销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据他自己回忆，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各种处分达二十次之多。然而在每一次考验到来的时候，毛主席总能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广博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从不恢心、从不泄气，受得住委屈，耐得住孤独，相忍为党，愈挫愈奋，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极强的党性原则。这也是他最终成长为中国革命领导集体核心的关键所在。核心是百折不回，磨炼而成的。 他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一是深刻把握住了中国革命运行的内在规律;二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施予了能动的影响和主动的引领。他从不听信命运的摆布，从不安于现状而是执着地寻求和探索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根本改造之途，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核心是百炼成钢，淬火而生的。 有真人斯有真理，有伟人斯有伟业。怀抱理想信念做事业，虽然会历尽数不清的坎坷和磨难，但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假以时日，必成大业！  从井冈山革命时期起就与毛主席结下袍泽情谊的朱老总曾深有感触地说：“在我们党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了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则胜利的获得也同样地是很难想象的。”周总理也曾说道：“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正如叶剑英元帅诗中所说：“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有谁能比毛主席的昔日战友更能了解他，更有令人信服的发言权呢？！  党的核心是伟大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大批坚定的追随者和信仰者，从而凝聚起了全党的智慧和全民族的力量，铸就了再造中华的旷世奇勋。 中国共产党历经苦难终成辉煌，最大的幸运就是出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更是全中国人民的幸运。 一言以蔽之，正确认识并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共同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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