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罗竹风：回顾以往 激励未来

在《辞海》编纂讨论会上。右一罗竹风(1911-1996)

作者|罗竹风，山东省平度市蟠桃镇人，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

原载|《文史哲》1986年第5期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山东大学也获得新生，校园内一片欢腾。由于地下党缜密地组织并部署了“应变”计划，进步师生员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而又灵活的斗争，终于把山大完整地保存下来，使它安然回到人民的怀抱。

一提起山大的新生，不能不使我们缅怀华岗同志。记得是1946年7—8月间，他从香港回来，因铁路尚未修复，青岛市军管会主任向明留他暂住青岛，帮助山大工作。遵照中央指示：新解放区的高等院校开设两门政治课：一是社会发展史；二是新民主主义论。两门政治课都是全校性的大课，华岗讲社会发展史，我讲新民主主义论。此外，还学习毛泽东同志新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除政治学习外，还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项政治运动，山大人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很快地就和党的方针政策“合拍”了。这是不难设想的，在国民党暴政熬煎下，一旦解放，便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大家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理所当然地要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了。

华岗先生（1903-1972）

并不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停课，一切课程都照常进行，这也是广大师生所欢迎的。对于备课应考抓得很紧，我们深知，国家需要的大学毕业生不是一些只会说空话的庸人，而是学有专长、能够担负一定工作的有用人才。在解放初期，不因为参加政治活动就停止上课，采取了政治与学习两不误的方针；通过业务实践，仍然是知识分子改造和前进的必由之路。究竟怎样指引旧大学向新大学转化，对系科设施、课程配备等，必须进行必要而又可行的改革。当时山大只有个文史系，经过征求教师和同学们的意见，从实际出发，便把文史系分为中文系和历史系两个独立的系，并着手增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

以往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在讲授世界史方面，多以欧美各国为中心，这显然是一种“偏枯”现象。我们感觉亚、非，特别是亚洲的周边国家必须引起重视，在世界史中占一定比重。因有许多困难，如教师缺乏，教材难编，没有完满实现；但这种设想还是正确的，而且也是不断向这一方面努力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一边倒”倒向苏联的情况下，新生的历史系设置了美国史这一新课程，由黄绍湘同志主讲，这在全国所有综合性大学历史系还是创举。中文系也增设了“鲁迅研究”课，由华岗主讲，并带出几位从事鲁迅研究的中青年教师，如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等，在全国也是走在前列的。

《文史哲》的诞生绝不是什么偶然的，而是在当时山大学术空气浓厚的具体历史背景下合乎规律的事态发展。一个大学办得高下的标志：一看教学成就，二看科研成果；两者又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这样不难形成一种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优良学风，教师学生的素质将不断得到提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和人才辈出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的创刊，正是起着推动教学、科研双丰收的桥梁作用。

《文史哲》这名字具有高度概括性，把刊物的性质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一望而知它是一个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性期刊，文学、历史、哲学是三大门类，内涵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它在当时是与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三的；其中《文史哲》创刊最早，并兼有学报性质，这又是与其他两个刊物不同之处。一开始，它不是由学校当局主办的所谓“官方”刊物，而是由文学院的一部分教师自愿捐助，自力更生办起来的，而华岗同志资助尤多。

据我个人的记忆，195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华岗同志家里 (青岛市龙口路40号)开过一次会，严格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会，不过漫谈聊天而已。参加的有陆侃如、赵纪彬、杨向奎、孙思白，还有高剑秋、张惠等人。是从《山大生活》谈起的，这是一个四开张的小报，由张惠、刘禹轩等主编，对教学改革、交流信息起了良好作用；但大家认为远远不够，还需要创办一个大型的学术刊物，这是青岛市的需要，更是山大的需要。以此作为“酵母”，又联系了一些教师，其中有童书业、冯沅君、萧涤非、赵俪生、王仲荦、刘泮溪、孙昌熙等，华岗同志还让我征求王统照的意见，结果大家纷纷表示同意，这样就“催生”了《文史哲》这个学术刊物呱呱坠地。

当然，《文史哲》筹备工作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关于性质、内容、形式、刊期、编辑方针等都经过充分酝酿，才具有粗略轮廓的。当时并没有固定的编辑部，稿子由大家提供，编辑也由大家轮流执政，以孙思白同志出力最多。最初它完全像一个所谓“同人”刊物，后来也吸收外稿，逐渐发展成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华岗同志那种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认真态度，始终起着“核心”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如果没有华岗同志，《文史哲》能否问世，那就是个未知数了。

《文史哲》创刊不久，《武训传》问题正在全国展开讨论，华岗同志让我写篇文章。这事曾和孙思白同志商量过，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武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是因为穷人不识字，难免上当受骗，他从个人经历中得出了教训，于是用自己可能办得到的方法，“化缘”凑钱创办义学，这应当说是好事，不能以现在的观点苛求古人。对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去“拔高”要求，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公正论断。根据这一主题线索，我写了一篇约三千字的文章，华岗同志看过，认为可用。但对武训的讨论越看越清楚，它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问题，目的在于“钓鱼”。以后，江青借弄清宋景诗的面貌为名，曾去堂邑一带调查，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的是借武训搞陶行知。我有所觉察，临时把这篇文章抽了回来，这也可能避免了一场灾难。华岗同志也说，幸亏抽掉了；不然，对《文史哲》的成长将产生不利影响。

《文史哲》创刊号

从此以后，我没有给《文史哲》写过一篇文章，俨然局外自居，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更主要的恐怕是我学无专长，不适宜于在学术刊物上献丑，只好保持缄默。

1951年初秋，华岗同志作为山大上任不久的校长，他应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邀请，曾到上海“述职”。陈毅元帅在一次宴请会上，曾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都应当仿效，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一个综合性大学就是要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并随时将成果公之于众，而校刊、学报正是传播的最好工具。《文史哲》不断反映山大人文科学教学和科研的新成果，而它反过来又推动山大人文科学教学和科研的不断进展。这是事物内在发展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及时觉察，把自在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也就是说，发现新事物于萌芽状态，扶持它得以茁壮成长。这也就是领导者的预见性，在这一方面，华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文史哲》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三十五周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登载了许多有分量、有价值的好文章，显示出自己的峥嵘头角，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它扬起风帆在惊涛骇浪中前进，但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走过一段下坡路，背离了学术刊物应有的性能，多年刊登一些“时髦”文章，而也正是最容易变成“明日黄花”的那些“批”字当头的胡言乱语。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回顾三十五年来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谷底”。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天下滔滔者皆是也，又何独《文史哲》为然！

同时，在纪念《文史哲》创刊三十五周年时，我们也不能不联系到华岗同志在主持山大校政时的开拓精神。他的不幸遭遇也并不是个别人的，而是在左倾路线笼罩之下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华岗同志不过更加典型而已。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仅仅因为是有真知灼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作为“异端”而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一串名字中，有费孝通、马寅初、孙冶方等等，但真理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早春天气毕竟是有 “余寒”的，人口膨胀的确给我国增加了不少麻烦，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必然要充分发展，群众才能富有。真理的种子一经撒在祖国的土地上，经过阳光雨露，它便茁壮成长，任何人也是阻挡不住的。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在四化建设中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断进行探索，才能掌握其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规律性的本质所在。中央提出要有一宽松、融洽、信任、团结的新局面，彻底贯彻“双百方针”，让知识分子具有理论勇气，打破禁区，敢于提出新见解和新论证，这是完全符合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把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方针的。   

在这新的历史时期，《文史哲》必将承担新的开拓任务，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领域大有作为。回顾以往，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未来。这也是我写这篇纪念文章的唯一目的，但愿它是一个新的开端，以便加强同《文史哲》的联系。年代久远，记忆不一定可靠，还请老山大人不吝指教。

1986年6月12日夜丙时

原载《文史哲》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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