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许成钢 制度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而且不应该人为地把制度研究分成经济现象或者社会现象。因为制度同时包括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和普遍的社会现象，原本是不能分开的。 人为地划分领域，原本是为了方便探讨。但是当这种划分变成了一个隔离墙，为认识问题的实质造成了更多的问题。经济学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离不开政治学讨论的核心问题、离不开法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也离不开社会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更应该讨论社会科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讨论经济学问题。虽然我本人主要是经济学的学者，但实际上我并不同意把经济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严格划分开来的做法。 经济学教科书里有非常重要的制度方面的假设，即私有产权得到充分的保护，合同是有制度保障来执行的。在这样的假设下，才有整套的经济学的道理推导出来。许多教科书没有把这些基本假设清楚表达出来，造成严重的误导。由这些基本假设带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私有产权能得到保护？或者它是不是能得到保护？如果能得到保护，它为什么能得到？如果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得不到又会怎么样？这些都超出了经济学教科书的范围。 了解真实社会，了解历史的人们知道，合同的执行背后是有制度来保障的。经济学家讨论到合同的时候，哪怕是合同的理论，也是假定合同设计好以后，另有一个机制来负责执行。这个机制是怎么回事，通常经济学就不去管它了。再有，如果我们只看经济学也会看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一定要涉及到制度，在不讨论制度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比如，是产业革命，才使得全世界有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分。在没有产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的国家都差不多。为什么会产生产业革命？为什么产业革命发生多少次了，每次都只产生在同样一类制度下？为什么其他制度下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产业革命？这一系列问题，只有讨论到制度层面才有可能去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不发生产业革命但是它能够很快地追赶？为什么还有更多的国家就连追赶也不能，这又是因为什么？ 经济学一个大分支叫做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关于不发达的经济。一个非常基本的经济学问题就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发达的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不发达？按照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去看，不发达的国家应该很容易发达起来。因为你可以学别人然后会获得投资。但是产业革命以来的事实是，多数的国家不仅是不发达的，而且保持长期的不发达，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一种解释说，这是因为不发达的国家不能保护私有产权，不发达的国家没有法治。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保护私有产权，为什么这些国家里没有法治？这些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 制度研究的起点那么接下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制度？经济学有非常著名的诺思定义，即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制度是人造的约束条件来约束人的行为。这个定义的优点是它以高度抽象的方式保证这个定义涵盖了所有可能的制度。但它的优点也自动带来了缺点，或者说这是它的特点。这个定义带来的缺点是没有重点。人类社会的制度包罗万象，但是有非常重要的制度，也有很多不太重要的制度。按照这个定义，道路上红绿灯的协调方式也是一种制度。这样的制度和宪政这类的制度相比就是细枝末节。再比如，足球也是一种制度，篮球是另一种制度等等。如此说来，就可以有无数多的制度。这是它的缺点之一，不分轻重。 这个定义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忽略了制度背后的结构。不同制度的背后是不同的结构。当它同时定义了所有的制度，就忽略了各种各样的结构，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去集中讨论特定制度的结构。 实际上，任何关于制度的定义或者讨论都离不开诺思的定义，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而不是停留在诺思的定义上。单凭这样一句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建立对制度的更深入的认识。我的看法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给制度一个定义或者描述，作为科学，我们要认识它的结构、认识它的机制。 为了认识制度的结构和机制就要有个起点，不能只是说它是社会博弈的规则，那么我们讨论的起点是什么？我提出把起点放在制度的最基本的三个（也可以说是两个）成分上，即人权、产权和政治决策权。之所以说是两个，是因为人权和产权是可以合并的。这是洛克的观点。在洛克的概念里，人权就是产权，产权就是人权，这两个是不分的。 总而言之，人权和产权是任何一个社会里个人的基本权利。政治决策权是和它们对应的。政治决策权讨论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集体决策问题。所谓集体决策要看是什么样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它叫集体决策问题。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决策权是在人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在非民主政治里，在专制制度下，它是自上而下统治的，个人既没有支配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只有统治者才有这个权力。 所以，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结构，即个人的权利和集体决策的权力是怎么配置的，在不同的社会里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结构产生于不同的基础。在这样的基本成分上才构建出来不同制度的其他具体内容。任何一个特定的制度都有它自己的结构，这是社会科学应该讨论的核心内容。 要理解制度的结构，尤其要理解制度结构的演变。我提出来一个帮助分析的概念：制度基因。用制度基因这个概念来帮助我们分析制度的结构里，哪些是更基础的，哪些是在这些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以及这个制度的结构是怎么样演变的。 我再强调一下，制度和政策是不同的概念。相当多的学者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制度指的是社会长期形成的基本机制，因此制度总是很难快速发生变化。而政策是在已有的制度下设计出来的。制度与政策二者之间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系。可以有关系很好理解，可以没关系的意思是，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对制度不产生影响。通常，对制度不产生影响的政策是不太重要的政策。但有些非常重大的持续性的政策，有可能会逐步地改变制度基因。由于它逐步改变了制度基因，随着时间的持续和作用的延续，最终它会使得制度发生变化。因此，政策可以改变制度，但是政策也不一定能改变制度。总而言之，制度是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与制度相比，政策是第二位的。 我们最关心的是最大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所有的问题。因为人们的研究能力是有限的。我的这个认识来自自然科学的启发。19世纪末的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彭加勒关于科学是讨论什么的，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他说你把一盆水泼到地上，水滴溅到墙上会产生出来很复杂的水花，这种复杂混乱毫无和谐可言的现象不是科学讨论的现象，因为既复杂又不重要。科学讨论的一定是简单的、美的、重要的。 制度研究的挑战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概要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社会科学作为科学，跟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有很大的相似性。任何科学都可以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理论的，一大类是实证的。在自然科学里，实证的部分就是试验。在经济科学里，现在人们也运用试验的办法做研究，但是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先概要一下我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的看法。讨论理论的目的是发展理论。要发展理论，我们关心的是新理论从哪儿来？与自然科学相似，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一定是从观察中来，一定是以观察为基础产生出来的直觉，以直觉为基础才产生理论。那么这句话的反面是什么？新理论的产生，一定不是来自纯粹的逻辑，一定不是来自纯粹的数学推理。 什么是纯粹的逻辑？比如说纯粹的博弈论，比如说把一般均衡理论上升到高度抽象的阶段，然后进行数学上的推导。现在这个领域不时髦了，但是在我念博士的时候，一般均衡理论抽象到了微分拓扑学，只有极其个别的、最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数学家才能够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类工作最终没有能够产生出来可以实证验证的结果。为什么那个领域现在没有了？就是因为它是纯逻辑的推理，它不是从社会现象里来的。 前面我讲到研究的起点，起点之后就是构建。怎么构建理论？一定是基于观察产生的直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寻找以这个基本假设作为基础，构建出来一个逻辑的框架。逻辑框架的构建，在很多情况下是数学。但是，核心在于最初的起点是从观察里来的直觉，而基本假设必须是和实证相关的。和实证毫无关系的那些基本假设，一定不成为基本假设。或者拿它做了基本假设以后，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再有一点。凡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必须有可以实证检验的推论。任何不能够以实证方式检验的理论，都不是社会科学理论。这句话带有一定批评的含义。比如，博弈论有很多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不能验证的，那么博弈论在社会科学里是什么地位？我的看法是，博弈论在社会科学里的地位相当于偏微分方程在物理学里的地位。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都是物理学里产生出来的数学。后来独立于物理学，数学在这些方面有了大发展。但是偏微分方程本身并不是物理学。它是在物理学旁边产生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论。与此相似，博弈论在社会科学、经济学里的地位很重要，是重要的方法论，但是它自身不是社会科学，就如同偏微分方程不是物理科学而是数学。在博弈论上可以有很重要的结果推出来从而帮助了社会科学，但纯博弈论自身是数学，而不是社会科学。 第二个大的方面是实证的方面。我也想强调一下，实证到底是做什么的？实证最重要的目的是发现新现象，验证新理论，创造新的度量。在实证方面，人们极端关心识别的问题、因果关系的问题等等。我想强调的是，识别的问题，应该是为发现新现象，验证新理论服务的。识别的问题自己不是目的，也不是方向。在识别的问题上，方法论上有了重大的推动，能够帮助社会科学，这非常值得称道，但那是方法论。社会科学不止局限于此。社会科学一定是发现新现象，验证新理论，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创造新的度量。而因果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是对机制的理解，而无法靠统计方法解决。休谟（亚当斯密的师兄）在相关的哲学问题上的见解至今仍然有效。 创造新的度量度量，通常指的是能不能找到数据。找到数据以后，人们才能够做分析和研究。但是实际上，数据本身就是人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人有人的概念，人有人的道理，为了人的概念，为了人的道理，人们造出来的东西，造出来的方法。因此，实证工作的创新，涉及到创造新的度量、新的数据。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是相似的。物理科学的各种度量，生物科学的各种度量，都是那些实证科学里面的人造出来的。 说数据是人造的，不是说编造数据，而是把人类收集到的信息，变成可以处理的形式，即数据；或者找到一个新的办法来收集数据，这就是创造新的度量。因此，实证工作一定不应该也不能够只限制在已有的数字上。如果限制在已有的数字上，人的注意力都是在寻找别人已经用过的数据、别人已经找过的数据，就把实证工作限制住了。 讲到不限制在已有的数据上，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背景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它们为进一步的新的实证工作开创了无限宽广的创新的前提。如果我们能使用大数据、能使用人工智能来做新的实证工作，这才是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 我们现在用的那些数据，其实都是过去的人的创造，是过去的那些概念形成的。比如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统计度量GDP。这是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提出的，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有了他造的这个统计的概念，才有了这样收集数据的方式。还有宏观经济学里讲的 M1、M2等等。这都是一些概念，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这样的数字。 在物理学、生命科学当中，基本上所有的度量都是人造的概念产生出来的。比如无线电波，先是有了无线电的理论，有了概念才有了实验室里去检测，发现无线电波是存在的。有了概念才产生了度量。再比如引力波。引力波现在是刚刚开始度量到。首先是科学上认为存在引力波，然后人们才能测量到。现在有巨大量的DNA的度量，这完全是科学上的发展带出来的。所以说，有了科学上的发展、概念上的发展，才有了实证的发展。 我们一直在讲制度，为什么制度经济学发展得似乎比较差？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度量制度。这是制度经济学自身的一个重要弱点。比如产权怎么度量？虽然有过很多的讨论，但是到现在这些度量都很差。法治怎么度量？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都不成熟。宪政如何度量？等等。所以，研究制度要有重大的突破，依赖创新的度量。一旦有了创新的度量，就能够如同当年创造出来一个GDP的概念就有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没有GDP的概念，宏观经济学就不能发展。 对制度的研究的突破，有待这方面的创新。我这样讲就像是在讲空话，因为我自己没创造出来，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所以我很希望我讲的一些空话是在抛砖引玉。我希望很多的学者能相互帮助，能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发展，最后能有所突破。 社会科学的价值观作为科学必须要客观，一个流行的见解是，为了保证客观性，社会科学本身应该没有价值观。这是我自从作为学生进入社会科学以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非常基本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长期思考，阅读很多的不同学科的著作，跟很多了不起的不同学科的学者交流之后，我想概要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以彻底的、没有价值观这个方式来作为认定客观性的标准是错误的。实际上，社会科学是离不开最基本的价值观的。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经济学的起点叫做效用函数，效用函数是不是没有价值观的？当然不是。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从utilitarianism（中文通常翻译为效益主义）这种哲学中抽出来的。而这种哲学观念本身就带着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在通过效用函数构建社会福利上表现的非常清楚。什么叫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有不同的构造方式，任何一个不同的构造社会福利函数的方式都是价值观。当把所有人的效用加总求和，构造成社会福利函数时，其内在的价值观是，每个人都有差不多的权利（但又不是绝对平等），社会福利必须考虑所有人。 因此，当经济科学号称它没有价值观的时候，其实效益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根本就是所有推理的起点。而人的最基本的权利里包括人的产权。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社会不是天经地义都这样的。当你讨论的社会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时，经济学家就需要考虑内在的价值观和客观性等问题了。 换句话说，人权产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在社会科学里，基本上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背景下，人们说它没有价值观，其他的事就靠推导了。但是，当社会科学讨论的制度和保护人权、保护产权是相反的，甚至是严重违背的，在这个条件下，你怎么去讨论、怎么去分析社会？这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挑战，因为没有现成的工具了。你把别人认为天经地义的条件下建立的工具，拿来讨论一个跟它不一样的事情，那个工具是否还能用？是否会产生误导？ 我们讨论的所有这些问题，跟弄懂中国是密不可分的。弄懂中国必须要研究制度问题，必须懂得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制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过2000多年的帝制。为什么它是这样的？这个制度给中国留下来的是什么？给中国今天留下来的是什么？今天中国的制度，哪些是帝制留下来的？为什么有些地方中国想要改变却很难改变？ 除了帝制，今天中国的制度里边有非常大量的基本成分是从苏联移植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曾经有大群的知识分子努力想要建立宪政，做了大量的努力，有过变法，有过辛亥革命，有过中华民国的宪法，有过很多的推动，但是最后中国走了苏联的道路，建立了苏联式的制度。由于中国曾经是全盘移植的苏联制度，所以关心中国的人们必须要弄懂苏联的制度。今天中国最基本的制度仍然是当年从苏联学来的。为什么苏联是那样变化的？过去的俄国为什么会变成苏联？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解体之后的苏联为什么建立民主宪政如此之困难？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 要想懂得中国必须懂得中国的制度。要想懂得中国的制度，必须懂得和今天制度相关的所有过去的制度以及外来的制度。中国的制度从来也不是单独从中国自己产生的。要懂得中国的制度，必须懂得其他国家的制度。单独看中国，永远也弄不懂中国。这跟自然科学是一样的。为什么物理学要研究宇宙？因为不懂得宇宙，就不懂得地球；你要懂得地球必须懂得宇宙。为什么生物学家要研究虫子、细菌、病毒？那不仅是为了实用，而是因为不懂得病毒就不懂得人。同样的道理，我们讨论中国的制度必须懂得其他的制度。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编辑：王延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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