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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教育界有几个“迂腐”的人，做了一些现在看来迂腐又可笑的事。
60年代初，时任枣庄市委书记刘干的女儿报考三中落榜，回家后刘书记问她：“考上了吗？”她答道：“差了几分。”三中负责教务的老师对董恩普校长说：“刘书记的女儿落榜了。”董校长沉默了一下说：“知道了。”
董恩普校长 暑假开学后，刘书记的女儿到偏远的邹邬五中上学去了。刘书记没有行使特权安排女儿，董校长也没有因为她是市委书记的女儿接收她。80年代全市高中统考，因为次日就要公布成绩，市教育局招办的同志工作到晚上9点，才统计出各校的成绩。当晚招办李良元主任提着装有成绩单的皮包回家，李主任的夫人张继芬时任九中校长，她想知道自己学校考得怎样，可是无论她怎么问，李主任高低不说。理由是不到公布时间，不能泄密。后来，李主任调到西仓某中学任校长。一次他到市教育局开会，会议开的很长，结束时天已黑了。李主任的家和教育局一墙之隔，他想回家休息一晚，次日一早再回学校。可是他无论怎么说，夫人也不让他进门。理由是非周末时间，按规定他开完会必须回校。
要说迂腐的人，一定不能少了我父亲。90年代初，我父亲负责三中的复读学校，我表弟前来复读，我父亲说：“你去财务室交复读费。”教育局长的公子前来复读，我父亲对局长说：“你去财务室交复读费。”结果他们都按照规定交齐了费用。学期末，会计笑着对我父亲说：“校长把复读费退还给局长了，本来是讨好局长的机会，你却把他得罪了。”这些事，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可笑。这些人，现在看起来是那么迂腐。可正是这些迂腐，这些不肯变通，这些不媚时宜，在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正是这些迂腐，现在越来越少见，我才这么真切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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