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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历史，明朝似乎是最喜欢拿“华夷之辨”学说来“说事儿”的中原封建王朝之一。那么问题来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明朝人是如何评价元朝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坤舆万国全图 1）明朝中前期：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1）朱元璋和朱棣的“元朝观” 可能与大家想象的有所不同，实际上，明朝的开国君臣们，对于元朝的印象一直都比较不错。 就拿明太祖朱元璋来说，他不仅宣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还说“（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给予了忽必烈非常高的评价。 他多次强调，元朝一直都不是自己要推翻的对象，“（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开拓疆域。当是时，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在《即位诏》中，他再一次表达了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认可，“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元世祖）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  朱元璋与元顺年 与太祖朱元璋一样，明成祖朱棣也认为元朝是“中国正统”。 1406年，明朝遣使致书蒙古乌格齐汗（明史料中的“鬼力赤”），“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余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 简言之，在朱棣看来，无论是“宋元更替”还是“元明更替”，本质上都是“天厌其德”的结果，“王朝更替”是“上天的旨意”。  明成祖朱棣和蒙古乌格齐汗 2）忽必烈入围“历代帝王庙”大名单 如果说这些文献记录多少有统战之嫌的话，那么朱元璋“以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的举措，深刻印证了明朝对元朝“正统性”的承认态度。 始建于1373年的南京历代帝王庙，“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之主”。简言之，在“开国”之初，明朝不仅视元朝为“中国正统”，更将元世祖忽必烈誉为“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的君主（拓展阅读：忽必烈的执念：为什么要一门心思“征服”日本？）。 后因历代帝王庙失火，明廷于1389年改建新庙于北极阁。新庙建成后，文渊阁大学士宋讷（ne，1311—1390）在为新庙撰的《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对入祀帝王的“入围”标准，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解释： “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王、曰两汉、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皇帝王之继作，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晋及隋，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黜而不与。”  宋讷(1311—1390) ，洪武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改文渊阁大学士，再迁国子监祭酒 简言之，“入围大名单”的标准是相当“苛刻”的。在新的历代帝王庙中，从三皇五帝开始算起，一共仅有16人。其中，秦汉以后的帝王，仅有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五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位入祀的帝王中，忽必烈是如假包换的“异族（蒙古族）”，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和恢复“中原大一统”的隋文帝杨坚，却因为“功德”的原因，均被排除出了大名单。 由此可见，明初君臣和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们，不仅对元朝的“正统性”不存在异议，对于“异族”皇帝忽必烈也有着非常高的评价。  北极阁气象博物馆 3）“元承宋统”的官方史观 在这样的认知大背景下，由宋濂、王袆为总裁，汪克宽、胡翰等十六人全程参加纂修，最终于1370年定稿的《元史》，不仅将元朝视为“中国正统王朝”，甚至将元朝历史上溯到了“大蒙古国”时期（《元史》首卷为“太祖（成吉思汗）纪”）。  中华书局版《元史》封面 除了官修史书之外，在明朝前中期的“科普性”历史读物中，这样的认知在同样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比如初刻于1432年，屡次增修和重刻的“历史教科书”《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中，对于元朝的评价是这样的：“以宋为统，辽金分书之，元则直续宋统”，“元灭金、夏， 有中国，而犹分注其年，系于宋统之下者，明天命之未绝也。”“元自世祖至元己卯灭宋方大书，承大统也。” 一言概之，此书不仅严格贯彻着“元承宋统”的准则，并明确承认了元朝“中国正统”的地位。有趣的是，这一观点一度惹得钱穆先生颇为恼火：“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逢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青年时代的钱穆 2）“排蒙心理”的发端与蔓延通常来说，中原王朝每当受困于“外族”威胁或国内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时，“华夷之辨”的学说通常会大行其道（拓展阅读：“华夷之辩”的沉浮：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 1）全民“排蒙”心理的蔓延 学界普遍认为，“华夷之辩”学说在明朝的“死灰复燃”，始于15世纪中叶。至于“罪魁祸首”，无疑是被斥为“北虏”的蒙古势力。 伴随着土木之变（1449）和庚戌之变（1550）的先后爆发，不仅让明蒙关系陷入了冰点，更给了“华夷之辩”学说的“野蛮生长”的，开辟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拓展阅读：  “土木之变”与“庚戌之变”主题画作 2）大受追捧的《谕中原檄》 在明朝全民“反蒙”的舆论大环境下，自弘治（1487—1505）时期开始，太祖朱元璋于1367年10月发布的《谕中原檄》，因其慷慨激昂的陈词，受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强烈推崇。原文如是写道：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这篇檄文，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1418）。值得注意的是，在实录中，本文不仅没有作者，也没有篇名。 直到弘治年间，学者程敏政（1446—1499）在编辑《皇明文衡》时，首次将该文纳入其中，并命名为《谕中原檄》，文章作者署名为宋濂，更将文章排在《皇明文衡》一书之首。除《皇明文衡》外，佚名《皇明诏令》、高岱《鸿猷录》等书，也将《谕中原檄》纳入其中。 简单地说，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谕中原檄》具有十分强烈的象征意义，尤其是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句，更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排蒙”意味。  《皇明文衡》首页与程敏政 3）日益尖锐的“排蒙心理” 到了嘉靖（1522—1566）年间，明朝社会各界“排蒙”和“仇蒙”的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历史记载，因为不堪俺答汗所扰（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俺答汗要三番五次主动向明朝“纳贡”？），嘉靖皇帝“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与统治阶层一样，知识分子群体的“仇蒙”心理也颇为严重。士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写道：“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史书无所考见，姑记之以询之熟典故者焉。”  嘉靖帝和俺答汗 4）忽必烈被“开除”出历代帝王庙 不过，说到明朝“仇蒙”情绪的终极体现，莫过于官方将元世祖忽必烈“开除出历代帝王庙大名单”的事件。 1530年，明廷决定在北京（阜城门内保安寺故址）新建历代帝王庙。次年，翰林修撰姚涞（1488—1538）便以元朝“为中国之大仇耻”为由，上疏“请罢元世祖祀”。不过，新的历代帝王们建成后（1532），依然维持着”十六位神主”的格局。  忽必烈招降日本的诏书 不过，这样和谐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1545年，礼科右给事中陈棐（fei）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駆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小圣祖驱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 在他看来，“必除胡君之祀”的举措，既可以彰显太祖朱元璋“驱胡攘夷之功”，也具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深刻意味。显而易见，在明蒙关系陷入冰点，举国“排蒙”的舆论带动下，这样的说辞迅速激起大多数人的普遍支持。 不久，入祀历代帝王庙近二百年的元世祖忽必烈，被“撵出了”历代帝王庙。与此同时，包括木华黎在内的著名蒙古将领和重臣，均被“驱逐了出去”。 北京历代帝王庙 3）“排蒙”背景下的“元朝印象”1）“华夷之辩”在明朝 在明朝，最早拿“华夷之辩”说事儿的，非江南大儒方孝孺莫属。他认为，“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不过，他的主张遭到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訾笑”和“诋诟”。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他的“正统说”却在百年之后，成为了支持知识分子们“正统观”的最强武器。 方孝孺 2）元朝“中国正统”地位的动摇 伴随着“全民排蒙”心理的蔓延，知识分子们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认识与评价，发生了180°的大反转。 成书于1476年的官修史书《续资治通鉴纲目》，尽管依然沿袭着“元承宋统”的史观，但在字里行间，已经对元朝的统治，表达了些许不满。 “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yi，有破坏之意）。第已成混一之势，矧（shěn，有况且之意）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 《续资治通鉴纲目》内页 在丘濬（1421—1495年）编纂的《世史正纲（1481）》一书中，有着比《续资治通鉴纲目》更为情绪化的议论： “….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yi，有破坏之意），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 《世史正纲》内页 与《续资治通鉴纲目》一样，丘濬不仅视元朝的统治“三纲既沦，九法亦斁”，还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国之人（明朝百姓）渐染其俗….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风”）。 坦诚说，以上两本书对于元朝的评价，与明初《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的“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的认知，可谓大相径庭。 丘濬（1421—1495），明朝著名的思想家 、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 ，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3）元朝形象的彻底颠覆 到了嘉靖时期，元朝原本的正面形象被彻底颠覆。以周复俊（1496—1574）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对宋濂等人主持编撰的《元史》，进行了大肆抨击，“（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史臣大书元太祖，与宋宁宗并称”，因谓“是书也贱夏尊夷，乱名没实，蔑万古帝王之正统，紊万世是非之公议”。 由王洙主持编撰，成书于1546年的《宋史质》，更是彻底否定了元朝的“中国正统”地位。他将两宋诸帝本纪列为《天王正纪》，而将元朝列为《天王闰纪》。 “按《通鉴》及《续纲目》俱以宋元并称，祖宗号谥，视历代帝王无异。今《史质》削'大元’之号，而以闰纪名；去世祖皇帝等谥，而直书忽必烈等名；芟除其至元、大德等元，而概以一年、二年纪事。何哉？曰：所以辨人类而明天道也。” 《宋史质》内页 由于《宋史质》里的观点实在是太过偏激，以致于同为“异族帝王”的乾隆嘲讽道，“....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乾隆是如何评价“辽金宋”“孰是正统”的？）。 4）结语一言概之，“元朝印象”在明朝的“急剧恶化”，主要归咎于明蒙关系的急剧恶化。对于“苦虏久矣”的明朝知识分子们而言，尽管他们很难借助武力“干掉”北元（蒙古），但完全可以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元朝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 从近代“中国”的内涵演变看（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唯有强调“华夷一体”，进而构筑更为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才是维系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的基础（拓展阅读：读书笔记：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民族团结？） 另外，“元朝印象”在明朝的“奇幻转变”，再次印证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所有的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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