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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建文 我是1963年9月由梧桐小学考入孝义中学的，编在初六十一班，到1968年2月参军离校，度过了将近五年的难忘的中学校园生活。尽管“文革”的爆发阻断了我们的升学之路，打乱了青春的发展轨迹，但相比较而言，我们又有些许幸运：至“文革”初始之时，孝中已给了我们完整优质的三年初中教育。1963年到1966年，正是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显成效的时期，整个社会风清气正，蓬勃向上。此时的孝义中学，因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受到省政府表彰，有着好的领导，有着一大批优秀教师，正在鼓满风帆，昂扬奋进。好时代，好学校，好老师，使我们这批学生在即将走向成人的关键阶段，受到了好的教育，成就了我们人生之路的可靠基石。这是孝中给予了我们的，这是那些辛勤的老师给予了我们的。杜汀鹤老师，武济恒老师，刘明信老师，李道生老师……老师们的哺育，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在庆祝母校七十年华诞之际，我想通过对李道生老师三件小事的回忆，来表达对母校、对诸位老师的感恩之情。由乡村小学进入孝中的我们，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么新奇，那么感叹。看到了许多在乡村小学见所未见的建筑。尤其感慨的是，我们的教室，建在高高的台阶上，坐北朝南，南面北面都是大玻璃窗户，宽敞明亮，这对于我们这些在乡村只有一面窗户的昏暗的教室里读了六年书的孩子来说，感觉真是太好了！在对于教室的美好记忆里还有一个温馨的小片断，就是班主任李道生老师组织我们糊教室窗户缝隙的事情。那是在冬天快要到来的一天，中午将要下课时，李老师一手拿着一大卷旧报纸，一手提着一桶打好的浆糊，走上讲台，告诉同学们，下课后我们要用报纸把所有窗户上的缝隙糊起来，冬天来了，防止漏风，影响教室内的温度。按李老师的安排，同学们分工合作，裁报纸的裁报纸，打浆糊的打浆糊，清理窗户的清理窗户，很快把南北两面窗户的所有缝隙糊了个严严实实。当时我们的教室有东西两个门，一般走西门出入。李老师把东门从外面上了锁，让同学们从里面把后门也糊了个密不透风。冬天来了，严寒降临，但我们的教室里却是暖洋洋的毫无寒意。我们再也没有了在小学时手冻得握不住笔，脚冻得不由自主地要跺起来的遭遇。当然，首先是学校统一准备的火炉焦炭好用，但如果前后大窗户透风依然，室内保温不够，室温不一定会如此如愿啊！以后几年，年年如此。李老师每年认真组织做的这件小事情，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使我们感受到的是老师像妈妈一样的呵护，学校像家庭一样的温暖。李道生老师同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一是课文教得好，知识渊博，课堂上，成语歇后语，脱口而出，风趣幽默，学生在欢乐中学到了知识；二是范文引导得好，他把报刊上的好文章，用红笔很醒目地勾画出来，贴到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并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解每篇文章的精彩特点，让我们课后阅读学习。每隔几天就换一批，源源不断地进行知识补充。他还把学生写的认为有示范作用的优秀作文（俗称“贴堂作文”）批改后，让作者重抄写，也贴到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供同学们相互学习借鉴；三是精心批改学生作文，对每个学生的每篇作文，他一般得过手两遍。学生写好交上去，他一一逐字逐句批改，写出评语，提出修改要求，再发给学生。学生按批改要求修改后交上去，他还要逐一审阅。对于可作贴堂作文的，在学生重新抄写好后他还要第三次阅批，引导同学们阅读。试想一下，一个班50多人，每周一篇作文，一周得批阅一百多次作文。还有每天的语文课，还有作为班主任大量的班级工作，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那时的孝中老师，几乎大都如此。在繁重的工作面前，老师们始终如一的耐心细致地培育着我们，提高着我们。对此，我还有着更为深切的个人感受，这得从我的一篇贴堂作文说起。记得是在初二第二学期的一个周六上午，李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我爱……爱什么，你自己补充，自己发挥，自圆其说，题材不限。联系到当时学过了古文《爱莲说》，现代散文《荔枝蜜》，学生可以体会到老师的倾向性意见是写状物抒情的散文。面对作文题，我却想到了《我爱土地》这个题目，略作思考，随之一挥而就，很快写成了一篇记叙文，讲了一个旧社会农民被地主抢夺了土地，解放后翻身又分得土地的故事，阐述了贫下中农翻身不忘本，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主题。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创意，源于当时阶级教育的社会背景，得益于我比较爱阅读。自觉写得顺手生动，内容别样。又因为平时我的作文常常被李老师选为贴堂作文，所以交作文时还心想，估计此篇还可“贴堂”。几天后作文本发下来，果然李老师对我这篇别出心裁的作文评价不低，有文理通顺，语言生动，主题鲜明，是一篇优秀作文等评语，却看不到大红的“抄”字。对选作贴堂范文的，李老师会在评语后写个大大的“抄”，并在字右下角斜着画几个连着的圈，像一小串奖励给你的糖葫芦。可这次不但没看到“抄”字，反而另起一行有几个字：是否抄袭？看到这句话，我心里顿时充满委屈感：抄谁啦？谁抄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用钢笔在这句话上捅了个小孔，似乎还意犹未尽，又用手把这一小块全部撕掉。就这样交了上去。至于后果，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可没想那么多。等再次发下作文本，“后果”真来了：李老师在这篇作文后写了个大红的抄字，还没忘了加那串“糖葫芦”！这太出乎意料了。我顾不上感动，抄在稿纸上，专门到教研室交给了李老师。我当时什么也没说，但心灵却深受触动，以至几十年后的今日都难以忘怀。因为我从中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老师为了学生，是多么的辛苦，有着怎样的耐心、细心和爱心。那是在1966年夏天，学校安排我们班去白壁关公社临水村劳动。临水村在下堡河北岸，南岸也有田地。一天下午，李道生老师带着我，还有段建国、范学旺，从南岸走河滩返回村里。当时阳光灿烂，河滩里的水浅浅的，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自由自在地流淌着。我们欢快地踏着河滩，淌着浅溪，边走边聊，向北岸走去。走到河滩中间，忽听有人喊：快跑！西边发山水啦！我们扭头西望，果然远处像有洪水起伏。李老师拉着我们三个同学向北岸跑去。他怕我们走散，一边嘱咐我们不要紧张，一边两只手紧抓住我和建国，让大一点的学旺紧抓着他的衣服，一起奔跑。在眼睛能看到涌来的水头的时候，他把我们安顿到一个高台上，一边注视着水流，一边用他那特有的风趣幽默的话语，舒缓我们的紧张心情。看着天空，给我们解释，这仅仅是西山上局部地区下了暴雨，山水不会很大。很快，山水漫过，水流急湍，但水头果然不高。过了一阵，李老师走下高台，试了试水深仅在膝盖以下，告诉我们，如等一阵，难免再生意外，要抓紧一起渡水上岸回村。他一手拿根木棍探路，一手拉着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北岸。途中不时回头看看我们每个人，惟恐有所闪失。正在走着，范学旺同学突然“啊”的一声，李老师急忙停下来查看，原来学旺的脚被扎破流血了。李老师赶忙拿出自己的手绢给包扎起来，领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在李老师的领护下，我们终于到了北岸，爬坡上岸，回到临水村。我们全不在乎腿上还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学旺更连脚疼也顾不上，跟着李老师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次历险，确是有惊无险，恰似水过无痕，没有产生任何小小的涟漪。但我们三个被李老师保护过的学生，理所当然地记在了脑海里。我们记住了老师在紧要关头时的沉着冷静，遇事不慌，记住了老师在需要保护学生时的机智果断，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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