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學界關於近代蕪湖米市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Wuhu Rice Market Research in Modern Times
康健、王暢
作為傳統的以農立國的國家，糧食問題向來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糧食的生產、貿易在學術研究中也一直為眾多學者所青睞。近代蕪湖米市作為舊中國「四大米市」之首，長期以來，在近代安徽區域研究、近代皖江區域研究、蕪湖商埠研究、近代長江中下游糧食運銷研究等方面，蕪湖米市常為學者們所樂道，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今就管見所及，對既有的學術成果作一梳理，希望能夠在追溯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之餘，反思其不足，並在此基礎上，力圖在該研究領域有所推進。一、近代蕪湖米市研究回顧
蕪湖米市作為近代中國重要的米糧集散市場，長期以來，頗受關注。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面對當時殘破的農村經濟，一些學者即把目光聚焦到糧食的生產和運銷上來，試圖通過改良農業生產和調劑餘缺來解決民食問題，對糧食的生產和貿易情況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和研究，並先後將這些學術成果發表在當時的一些報紙和雜志上。這些成果主要有：〈蕪湖米之調查〉、1〈蕪湖米業之實況與其救濟方法〉、2《蕪湖米市調查》、3《皖中稻米產銷之調查》、4〈安徽米業調查〉5等等。在這些調查研究中，以《蕪湖米市調查》和《皖中稻米產銷之調查》價值最高。《蕪湖米市調查》對蕪湖米市的沿革、內容、交易程序及帆運米商、糧食經紀業、米穀加工機關、倉庫、米糧的種類與來源、米糧的運輸概況、米穀加工過程、米價作了詳細介紹。《皖中稻米產銷之調查》，對出口市場蕪湖、長江以北產區及集中市場、長江以南產區及集中地點的產米概況、米業、交易蹤跡、米糧輸出輸入、米價、市場費用、運費、金融等方面進行了系統論述。不過，這些成果以調查為主，在研究方法上還比較粗淺，可以作為研究蕪湖米市的重要資料。新中國成立以後，蕪湖米市的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59年，蕪湖米市調查組發表了〈蕪湖米市——舊中國四大米市之一〉一文，對蕪湖米市的形成及原因，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與米市，米糧業與米市作了論述。6雖然該文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但是某些觀點在當下依然具有啟發意義。80年代以後，蕪湖米市研究進入蓬勃發展期，一大批學術價值較高的論著不斷湧現。1988年徐正元等人編寫了第一部系統研究蕪湖米市的經濟史專著——《蕪湖米市述略》，該書的學術價值極高，代表了當時學界對蕪湖米市研究的最高水平，時至今日，該書依舊極具參考價值。進入新世紀，蕪湖米市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向縱深方向發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得到拓展。現就80年代以來有關蕪湖米市的研究成果，分述之如下：（一）蕪湖米市的興衰軌跡
蕪湖襟江帶湖，地理位置極為優越，商業亦稱繁盛。早在嘉道年間，蕪湖即有礱坊二十餘家，不過所礱之米，僅供本地食用，米糧貿易尚不及臨近的灣沚及魯港繁榮。7至光緒二年（1876年），蕪湖被辟為通商口岸後，米糧貿易漸趨活躍，以邵華木、陳敬宇為代表的學者即以此年作為研究蕪湖米市的時間起點。而其他一些學者，如汪華、周忍偉等人則持有不同見解，他們依據〈江廣米行重建會所碑文〉的記載，認為蕪湖米市的正式開張時間為「遜清光緒八年」，即1882年。二者之間的爭議，與其說是研究時間的爭議，不如說是米市概念界定上的不同。朱海波先生曾對米市等相關概念作過釐清，他認為「米市一詞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米市，即米穀貿易的集散地；狹義的米市，指的是專門進行米穀貿易活動的具體地點」。8故而，從廣義上看，蕪湖開關之後，大量的米穀通過蕪湖集散，蕪湖米市即已形成；而從狹義上講，1882年，蕪湖才正式成為米穀貿易的指定場所，即蕪湖米市。蕪湖米市自光緒年間形成，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陷入停滯。在這中間的五、六十年間，蕪湖米市的發展亦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以往的研究者多根據蕪米的年出口量對蕪湖米市的發展階段進行劃分。其中，蕪湖市文化局的〈蕪湖米市簡述〉9，及趙家俊主編的《安徽省志‧糧食志》10皆認為「光緒二年至民國十六年（1876-1927）是蕪湖米市不斷發展的興旺時期」，「1927-1937年蕪湖米市處於衰退階段」。王湧的觀點亦大致如此，不過在具體的年份上，略有差異，王湧認為「從1877年到1919年前後的40多年間，蕪湖米市蓬勃發展，以至形成鼎盛局面」，「1927年到1937年，蕪湖米市處於衰退時期」。11徐正元等人認為「自1898年蕪湖設立米捐局，米市即進入繁榮發展時期」，至20世紀20年代起，蕪湖米市的米糧出口即有減少，30年代日趨衰落。12總的來看，這些觀點雖然略有差異，但基本上皆以20世紀20年代後期作為蕪湖米市發展的分水嶺。蕪湖米市的發展為什麼會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學界也曾圍繞著蕪湖米市興衰背後的原因進行了一系列考察，不少觀點頗具啟發性。徐正元等人認為促成蕪湖米市的興起發展的因素不外有三：其一，農產品商品化和商業性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其二，安徽豐饒的米穀產出及蕪湖便利的水運優勢；其三，李鴻章和張蔭桓的推動及米捐局的設立。至於蕪湖米市衰落的原因，徐正元等人認為，可分為內、外兩個部分，外部原因主要是洋米的大量進口、厘金的裁撤及粵漢鐵路的全線通車，內部原因則是米質不佳、賦稅繁重及倉儲能力不足。13王湧認為蕪湖米市的興起，除了經濟、地理和人為因素外，四大米市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競爭同樣不可忽略，而半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力低下、國民政府的裁厘加稅、30年代的長江水災及抗戰爆發導致了蕪湖米市的衰落。14汪謙幹認為銀行業插手米糧業，導致米糧業的混亂，及蕪湖米市內部的自身弱點也是促使蕪湖米市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15這些觀點集中代表了當時學界對蕪湖米市興衰的整體看法，然而在具體問題上未能進行深入探討。進入新世紀以後，學界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對蕪湖米市的興衰原因進行研究、推進，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針對前人在具體問題研究上的不足，對導致蕪湖米市興衰的某一方面的因素進行深入探討。汪華在考察蕪湖米市的興起原因時，較為關注米厘局的創設在蕪湖米市興起中所起到的作用，認為米厘局的創設在蕪湖米市興起之初起到了穩固市場的作用，並在蕪湖米市的糧源保障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而米厘局的裁撤使得蕪湖米市的糧源失去了保障，從而加速了蕪湖米市的衰落。16陳敬宇、郭洪業則比較重視李鴻章對蕪湖米市在由地方性小型米市轉變為全國性米市中所起到的作用，認為「李鴻章將七浩口米市遷蕪，促成了蕪湖米市的迅速崛起，在蕪湖米市發展中起到了催化作用」。17陳愛娟考察了蕪湖米市米源地稻米生產能力的變化，指出「太平天國戰後蕪湖米市米源地稻米生產和糧食商品化的提高是蕪湖米市成為全國性米市的重要的支撐，是蕪湖米市興起的重要原因」。18其二，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比較蕪湖米市和其他米市興衰原因的異同，對影響蕪湖米市興衰的重要力量和關鍵因素進行探討。方前移在蕪湖米市和無錫米市進行對比研究時，認為優越的地理環境、繁榮的商品經濟、有利的政治政策促進了蕪湖米市和無錫米市的興起，然而，「隨著交通變遷，區域市場的變化，人為因素的消除和外來經濟沖擊的影響不一，更主要的是市場內部運行體制的差異」導致了蕪湖米市的衰落和無錫米市的後來居上。19戴迎華對近代鎮江、蕪湖兩大米市形成的地理條件、歷史淵源、市場發育程度、歷史地位及影響進行全面的歷史考察之後，認為蕪湖米市興起，並取代鎮江米市，有其合理性，「蕪湖米市具備了更多適合近代經濟生長的因素」。20其三，開拓新視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突破。汪效駟將蕪湖米市的衰落置於20世紀30年代農業危機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認為「蕪湖米市的衰頹是20世紀30年代農業危機的一個縮影」。21王春芳在對蕪湖米市興起的原因探討時，注意到了米市商業配套設施建設，如貨棧、躉船、電報等對米市興起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2（二）稻米流通及米價
蕪湖米市作為長江流域最大的米糧集散市場，每年出口米數巨大，時人常以「堆則如山，出則如江」來形容。以蕪湖一縣之米，自然不足以維持如此龐大的米數出口。因此，蕪湖米市的糧源及流向一向是學界關注的重點。蕪湖米市的糧源主要來自省內，外省間有零星輸入，但是數量不多。自1895年蕪湖設立米捐局之後，但凡安徽省內的運糧米船出境，必須在蕪湖繳納米捐後，方准出境。因此，從理論上而言，除安徽北部渦陽、太和等少數幾個非產米縣外，安徽省內各產米縣皆是蕪湖米市的糧源地。但事實上，由於各地的產米數量及剩餘米量不同，導致各地能夠對外輸出的米量也存在差異。所以，蕪湖米市的米糧主要來自省內幾個產米豐饒的區域。徐正元等人曾對此作過考察，他們認為「安徽產米區域主要在皖中巢湖周圍，長江沿岸以及皖青弋江，水陽江流域，蕪湖米市的糧源也即依賴於這些地區。」23王湧將蕪湖米市的糧源地分為江南江北兩大區域，「江南一帶主要產糧區有東至、貴池、青陽、太平、銅陵、南陵、當塗等縣和宣城地區所屬各縣及江蘇臨近各縣」，「江北一帶主要產糧區有巢湖地區、合肥地區、舒城州地區等等。」24這些地區米糧在蕪湖匯集轉口，行銷於廣州、汕頭、廈門、寧波、煙臺等南北各大通商口岸，每年出口數量少則二三百萬擔，多則八百餘萬擔，出口數量極為龐大。一些學者曾對此作過專門統計。翁飛主編的《安徽近代史》，對20世紀初安徽各地運往蕪湖的稻米數量、蕪湖米歷年輸出作了統計，25然而數據不全，僅限於20世紀初的十餘年。王鶴鳴、施立業主編的《安徽近代經濟軌跡》一書，在第五章〈外貿〉，對蕪湖海關歷年的稻米出口量作了較為詳細的統計，26後來學者在對蕪湖稻米出口量的相關研究中，多引用此數據。方前移不僅對歷年蕪湖土米的出口總數作了統計，還對歷年蕪湖米占各口岸淨進口土米的比例作了研究。2727這對於研究蕪米在流通中的消長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此外，在《國際視域下皖江區域經濟（1877-1937）》一書中，他還對1881至1924年蕪湖海關出口到各主要通商口岸的米擔數，及1907至1934年蕪湖常關的米糧出口數進行了統計，並對米穀在流通中的消耗進行了研究。2828臺灣學者謝國興對蕪湖歷年出口米數、安徽歷年稻米種植面積及產量等作了大量統計。29不過，由於近代中國對稻米產量及流通稻米數量缺乏科學的統計，且不同學者對米糧的統計口徑不同，有的學者僅對出口米的數量進行統計、有的學者則將稻穀等與米合並統計，因而，蕪米的出口數量，各家的統計數據並不相同，有的甚至出入頗大，這一點尤其需要注意。至於米價方面，蕪湖米市的米價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引起米價變動的因素有很多，如天災、戰爭、市場需求變化等，而米價的變動又會對蕪湖市面各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且由於「蕪湖為長江流域最大米糧集散市場，其米價之變動，常足以影響各埠之市價」，30因此，蕪湖的米價變動，頗有值得研究之處。徐正元等人對蕪湖米價的變動趨勢、價格構成特點作過研究，提出了兩個較有啟發性的觀點，其一，「蕪湖米價的變動具有跳躍和劇烈的波動性。」其二，「蕪湖米市與產地、銷地市場的價格變動趨勢，既一致又不一致。」31侯楊方運用數理的方法，對米價進行統計研究，驗證了前人所謂「安徽秈米不為上海市場所歡迎」的說法。32王春芳通過對於蕪湖米價與安徽各府米價及全國主要米市米價的價格相關分析，得出「以蕪湖米市為中心的皖米市場核心區域，及皖蘇、皖浙之間稻米貿易的邊境板塊均屬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整合的稻米市場範圍之內」的結論。33趙留彥等人考察了上海、蕪湖和天津的糧食價格關系，並通過模型估計「裁厘改統之後上海和蕪湖兩地貿易成本相對於以前下降了約40%」，「市場整合程度大大提高」。34方前移通過計算得出蕪湖米價的變動與各地秈米價格變動在長期中存在著強相關性，而在短變動中卻很少存在相關關係，並探討了米價跌落的影響。35（三）米市與地方社會
稻米的貿易的繁榮帶動蕪湖各行各業的發展，與稻米貿易相關的運輸業、米糧加工業、經紀業等諸多行業也因此興盛。各行業的發展刺激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大批的農業人口及外地人口進城作工、經商，改變了蕪湖社會的人口結構。工商業人口的增長，帶來城市規模擴張的同時，也提高了人們的消費能力。在消費需求的刺激下，蕪湖的工農業生產及貿易更加繁榮。米市貿易與蕪湖社會的這種互動關係，不少學者都進行過一定程度的探討，大體而言，又可分為兩類：一是米市與蕪湖城市發展的互動。早在90年代末，謝國權即發表了〈近代蕪湖米市與蕪湖城市的發展〉一文，對米市與蕪湖的城市發展進行了集中探討，謝國權認為近代蕪湖米市和蕪湖城市的發展集中體現了二者之間「依存互動的共生關系」，米市的繁榮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繁榮和城市規模的擴大，改變了蕪湖社會經濟結構，帶動了商人組織結構的演變、發展，而米市的蕭條又導致了工商業的衰落、城市人口的銳減以及農村經濟的凋敝。36周忍偉在考察商業對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作用時，以蕪湖米市為研究對象，提出「米市貿易給城市帶來了空前未有的大發展，人口驟增，百業大興」，「沒有米市貿易就沒有蕪湖市人口的增長，也沒有蕪湖城市的興起和發展」。37章征科在《從舊埠到新城——20世紀蕪湖城市發展研究》一書中，集中探討了近代蕪湖城市發展的狀況及影響因素，不過由於作者從整體上對蕪湖城市發展進行研究，因而在蕪湖米市與蕪湖城市發展的互動影響方面論述不多，且論點較散。38蔣秀林從蕪湖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著眼，分析促成蕪湖城市空間形態演變的因素，認為近代蕪湖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除受地理因素的制約外，「開埠通商和米市遷蕪無疑是近代蕪湖城市空間拓展的主要動力」。39李強國的《近代蕪湖商埠法制變遷研究》一書，在第五章〈近代蕪湖城市管理法制的變遷〉中，對包括米業公所等在內的蕪湖總商會的城市社會管理作用進行了探討40，頗值得注意。此外，由於省內各縣的稻米在流通販運到蕪湖的過程，常會在某些水陸要道上先進行聚集，然後再統一帆運到蕪湖，因此，蕪湖米市的興起也帶動了省內一些市鎮的興起和發展，王春芳對此作了較多考察41，不過，鑒於作者是以整個安徽省作為考察對象，對蕪湖米市與蕪湖城市關系的著墨不多，便不再贅述。二是米市與蕪湖社會經濟的互動。蕪湖自開埠以後，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開始了艱難的近代化轉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劇烈變化，社會各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而蕪湖米市的適時興起，不僅穩固市場，帶動了蕪湖社會經濟的發展，還促進了蕪湖社會經濟結構的近代化轉型和社會各業經營方式的近代化的轉變。朱海波對近代蕪湖的金融市場與米市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了考察時，認為在蕪湖金融市場逐步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蕪湖米市的興起和發展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因素」，「米市興則金融興，米市衰則金融衰」，米市與金融之間的緊密聯系，使得蕪湖形成區別於其他通商口岸的「米市金融」。42這對研究蕪湖的金融行業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張緒認為蕪湖米市的發展帶動了蕪湖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不僅改變人口結構，即商業性移民人口增多，也帶來了城市市區的擴張。43王春芳考察了以蕪湖為代表的近代安徽稻米加工業的近代化歷程，指出「蕪湖為龍頭、主要分布於長江兩岸和環巢湖地區的安徽稻米加工業的轉型、興盛與轉衰，與近代以來以蕪湖米市為代表的安徽稻米市場的發展、興盛與轉衰的過程是基本一致的。」44方前移在考察錢業與商品貿易互動關系時，以蕪湖市場為例，論述了錢業與蕪湖商品貿易（主要是米糧貿易）休戚與共的聯系45。範習中肯定了蕪湖米市對蕪湖商業發展的重要影響，指出「米市的繁榮，帶動了蕪湖整個商業的發展」46。何如海等人研究了蕪湖米市與沿江農業結構之間的關系，認為「米市的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政策的影響等各方面讓沿江一帶的農業產業結構越來越趨向於合理化和規範化」。47二、近代蕪湖米市研究反思與展望
通過以上梳理可知，學界對近代蕪湖米市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一些研究觀點、論斷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頗值得後來的研究者深思。不過，這並不能掩蓋當前在蕪湖米市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不足之處。這些問題及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研究不夠深入，觀點缺乏新意。既有的研究多從宏觀角度論述蕪湖米市的概況，對蕪湖米市相關方面的問題未能深究，且相近、類似的觀點反複出現，缺乏創新。以蕪湖米市的興起為例，研究者始終將目光聚焦在蕪湖所具備地理、人為等因素方面。雖然一些學者嘗試對此進行突破，但從整體上，所取得的成果仍顯不足，且深入研究不夠。還有一些學者用新方法探討舊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小修小補，缺乏創新意識。此外，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相關學術概念使用隨意，比如「稻米」、「米糧」、「米穀」等概念所指代的實物具體包含哪些，始終未能厘清，這不僅導致了各家統計數據口徑的不一致，而且造成了米市概念的泛化。第二，蕪湖米市的早期研究明顯不足。蕪湖米市興起於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蕪湖米市已經發展成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以往學界對於蕪湖米市前期的研究大多偏重於對蕪湖米市興起原因的探討，對其他方面關注不多。蕪湖米市的前期發展史不僅包含了蕪湖米市的興起，也包含了蕪湖米市興起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的、經濟的等方面的變化，甚至蕪湖米市的後期衰落也可以在前期發展史中找到痕跡。因此，對蕪湖米市前期發展史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米市興起背後所蘊含的必然性與規律，還有助於我們在長時段上全面了解蕪湖米市的發展軌跡與發展狀況。第三，比較研究不足。比較是認識事物的基本方法，有助於我們看清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的優勢和不足。不同地域米市的興起、發展雖然有其共性，但由於歷史、社會環境的不同，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對蕪湖米市和其他米市的比較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蕪湖米市的差異優勢及自身存在的不足。一些學者雖然對此進行過一定程度的探討，但多集中於對蕪湖米市與其他米市外部環境的比較研究，對蕪湖米市的內部運行狀況等方面的比較研究略顯不足。此外，由於蕪湖米市的發展存在著明顯的階段性，對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比較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蕪湖米市發展過程中各影響力量強弱關系的變化，還有助於我們理解蕪湖米市發展的階段特征，可惜學界在這方面的比較研究十分薄弱。第四，對新材料的發掘不夠充分。以往學者研究蕪湖米市，引用的資料以米市調查報告居多，且不同的學者反複徵引相同的史料，對新材料的發掘、利用十分薄弱。蕪湖米市的資料，廣泛存在於地方志、民國報刊、檔案、地方經濟及行業調查報告之中。如《申報》等報刊記錄了大量與蕪湖及米市相關的實況資料。這些資料兼具准確性和實效性，對研究蕪湖米市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此外，一些學者整理的海關報告資料，對研究蕪湖米市亦有重要價值，如沈世培先生校注的《蕪湖關華洋貿易論略》，記錄了相當多的蕪湖關前期的貿易狀況及地方情形，是研究蕪湖米市早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之一，可惜尚未引起重視。第五，研究視角單一。以往對蕪湖米市的研究，多存在就蕪湖米市論蕪湖米市的特點，對蕪湖稻米流通過程中的糧源地、轉運地和銷售地的地方情況缺乏研究探討。這些區域是以蕪湖為中心的稻米運銷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區域的稻米產量，生產構造、交通狀況等情況的變化往往會對整個運銷網絡造成影響，嚴重者還有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以米源地為例，米源地稻米的減產，不僅會影響米市稻米的供給，導致米價抬升，還會進一步引發民眾的恐慌情緒，而地方官府一旦應對不當，往往會發生「搶米風潮」，造成社會動蕩，影響米市貿易的正常開展。以往學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和個案分析比較欠缺，未能從整體上對蕪湖米市的運銷網絡及各運銷點的地方情況進行系統考察，視角不夠開闊，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蕪湖米市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第六，跨學科研究較為薄弱。劉國光說：「經濟史應該是一門理論科學，它屬於經濟學科，而不能把它當作一般的歷史。」48蕪湖米市的研究毫無疑問是屬於經濟史範疇的研究，因此，對蕪湖米市的研究不能僅以歷史學的理論、方法來對待，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使研究者忽視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以，在堅持歷史本位的前提下，借助跨學科方法就顯得極為必要。經濟學作為一門專門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規律的社會科學，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對蕪湖米市進行研究，不僅能夠起到深化認識的作用，而且對當前的研究瓶頸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突破作用。學界雖然從80年代開始，便試圖引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對蕪湖米市進行研究，但所取得的學術成果多集中米價的計量方面，整體進展緩慢。第七，有關米市與地方社會、財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還有欠缺。米市興衰引起了蕪湖社會諸多方面的變化，學界在米市與城市建設及社會經濟結構等方面也進行了較多探討。但是，在米市引起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觀念等社會現象的變化方面，學界卻鮮有涉及。蕪湖「一十七萬餘人，其中多皆直接或間接依米業為生」49，稻米貿易不僅是蕪湖的支柱性產業，還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對於蕪湖米市研究，不僅要看到米市所引起的社會結構等方面的深層次改變，也要關注米市所帶來的社會現象的淺層次變化，這樣才能更加全面的認識米市給蕪湖社會造成的影響。此外，近代「皖省著名貧瘠，庫款異常支絀」，各方皆視米市為利藪，無論是編練新軍、償還欠款，還是實行新政、進行社會救濟，「全恃米捐稍資挹註50。米市之興衰不僅事關皖省財政甚重，而且與安徽的近代轉型關係密切，「蕪湖之大部分商業，以及全皖之經濟，莫不以蕪湖之米市為轉移」。51然而，當前研究在此方面涉及不多，尚須深入發掘。再者，在米市貿易中，交通路線及交通工具的選擇直接關系到稻米的販運成本，影響著稻米的銷售價格及銷售區域。學界當前對於蕪湖米市交通方面的研究成果略有欠缺，研究力度有待加強。最後，全球化下的中國米市尤須研究者多加注意。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國門大開，中國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之中，糧食的生產銷售亦不能例外。以蕪湖米市為例，蕪湖稻米的主要銷售區域在廣東，「廣東需求量的多寡直接影響蕪湖米市的旺疲，自洋米大量輸入後，國米在廣州市場，十九胥為洋米所攫」。52洋米的傾銷無疑給包括蕪湖米市在內的國內各大米市一巨大衝擊，為了應對這種衝擊，國內米市或主動或被動針對自身的不足進行改良，以期在於洋米的競爭中能夠取得優勢，這種改良的結果在客觀上促進了國內米糧市場融入世界米糧市場之中。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隨著各國經濟聯繫的逐漸加深，一國或地區出現危機，其負面影響還會傳導到其他國家。20世紀30年代，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西方國家為了轉嫁危機，大量向我國傾銷農產品，我國農業因此出現了非常慘烈的大蕭條景象。稻米的生產銷售亦深受此次危機的影響，大量的農民破產，商店倒閉，國內各大米市在這場危機中一度出現嚴重衰退。因此，對於近代中國米市的考察，我們不能單純只將其放在當時中國的社會背景下考察，也要將其置於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全面的把握近代國內米市的發展狀況。鑒於以上存在的諸多不足之處，今後蕪湖米市的研究要增強創新意識，加大研究力度，在不同的方面、從不同的角度，對蕪湖米市進行深入考察。在適當兼顧蕪湖米市早期發展史研究的同時，繼續發掘新材料，尤其是要注意對地方志、地方調查報告、報刊、檔案等資料的發掘、利用。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蕪湖米市的綜合優勢與不足進行探析。拓寬研究視角，不僅要對蕪湖米市自身相關的情況進行考察，也要關注以蕪湖米市為中心的運銷網絡中的各運銷點的具體狀況。在堅持歷史本位的基礎上，博采眾長，推進跨學科融合研究，尤其要善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對蕪湖米市興衰起落背後的經濟規律進行探討，深化對蕪湖米市的認識。同時，也要加大米市與財政、交通及社會方面的研究力度，對稻米貿易所引起的交通變遷及一系列社會現象的變化進行綜合的考察研究，尤其要關注米市興衰對近代安徽財政所產生的影響，及與近代安徽社會轉型之間的互動關係。在立足近代國內背景考察的同時，更要關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市場的變動對國內米市所產生的影響，使蕪湖米市的研究更具現實意義。此外，在具體的研究中還要破除思維定式的消極影響，要學會發現新問題，敢於作出新論斷，推動蕪湖米市的研究向縱深方面發展。*作者康健現為安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研究員；王暢現為安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生。
1 冰，〈蕪湖米之調查〉，《上海總商會月報》，2:8（1922）：19-21。
2 陳必貺，〈蕪湖米業之實況與其救濟方法〉，《東方雜志》，31:2（1934）：21-29。
3 孫曉村、林熙春，《蕪湖米市調查》（上海：社會經濟調查所，1935）。
4 吳正，《皖中稻米產銷之調查》（上海：交通大學研究所社會經濟組，1936）。
5 朱孔甫，〈安徽米業調查〉，《社會經濟月報》，4:3（1937）：6-28。
6 〈蕪湖米市——舊中國四大米市之一〉，《安徽史學通訊》Z1（1959）：123-134。
7 余誼密主修，《（民國）蕪湖縣志》卷3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8 朱海波，「蕪湖米市新探」（蘇州：蘇州大學历史系碩士論文，2009）。
9 〈蕪湖米市簡述〉，《蕪湖古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頁43-48。
10 《安徽省志·糧食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頁5-6。
11 王湧，《中國四大米市》（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頁15-16。
12 徐正元，《蕪湖米市述略》（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頁6-8。
13 徐正元，《蕪湖米市述略》，頁3-10。
14 王湧，《中國四大米市》，頁16-19。
15 汪謙幹，〈蕪湖米市的崛起與衰落〉，《經濟史蹤》（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頁173。
16 汪華，〈裁厘加稅與蕪湖米市的走向〉，《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5（2001）：30-33。
17 陳敬宇、郭洪業，〈蕪湖米市的興起及其與李鴻章的關系〉，《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4：5（2006）：575-578。
18 陳愛娟，〈19世紀50-80年代蕪湖米市米源地稻米生產能力的歷史考察〉，《安徽史學》3（2012）：124-126。
19 方前移，〈抗戰前蕪湖與無錫米市〉，《巢湖學院學報》7：2（2005）：82-86。
20 戴迎華，〈近代鎮江米市移師蕪湖的歷史考察〉，《江海學刊》3（2006）：155-160。
21 汪效駟，「20世紀30年代農業危機的歷史考察」（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历史系碩士論文，2005），頁30。
22 王春芳，「稻米流通與近代安徽地方社會（1877-1937）」（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历史系博士論文，2010）。
23 徐正元，《蕪湖米市述略》，頁14。
24 王湧，《中國四大米市》，頁28-30。
25 翁飛主編，《安徽近代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頁238。
26 王鶴鳴、施立業，《安徽近代經濟軌跡》（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頁290-292。
27 方前移，〈近代口岸市場米糧貿易波動研究——基於海關資料的分析〉，《中國農史》36：1（2017）：81-93。
28 方前移，《國際視域下皖江區域經濟（1877-193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227-230。
29 謝國興，《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30 孫曉村、林熙春，《蕪湖米市調查》（上海：社會經濟調查所，1935），頁70。
31 徐正元，《蕪湖米市述略》，頁61-62。
32 侯楊方，〈長江中下游地區米穀長途貿易（1912-1937）〉，《中國經濟史研究》2（1996）：72-81。
33王春芳，「稻米流通與近代安徽地方社會（1877-1937）」（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历史系博士論文，2010）。
34 趙留彥、趙岩、竇志強，〈「裁厘改統」對國內糧食市場整合的效應〉，《經濟研究》46：8（2011）：106-118。
35 方前移，《國際視域下皖江區域經濟（1877-1937）》，頁259-262。
36 謝國權，〈近代蕪湖米市與蕪湖城市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1999）：76-85。
37 周忍偉，〈商業對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作用——蕪湖米市分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8：4（2002）：102-106。
38 章征科，《從舊埠到新城——20世紀蕪湖城市發展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9 蔣秀林，〈近代蕪湖城市空間形態演變及其影響因素〉，《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2：4（2017）：140-150。
40 李強國，《近代蕪湖商埠法制變遷研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
41 王春芳，〈稻米貿易與近代安徽長江流域市鎮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3（2012）：90-96。
42 朱海波，〈蕪湖開埠後金融市場的變化〉，《唐山師範學院學報》30：3（2008）：113-115。
43 張緒，〈清代皖江流域市場的發展概況、特點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學》5（2009）：98-108。
44 王春芳，〈清末至抗戰前安徽稻米加工業述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4（2009）：152-156。
45 方前移，〈淺析錢業與商品貿易互動關系——以蕪湖中轉市場為例〉，《中國農史》31：3（2012）：45-53。
46 范習中，〈清末蕪湖商業的發展〉，《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8（2018）：55-56。
47 何如海、程玉祺、阮夢雅、王其帥，〈蕪湖米市的歷史發展對沿江農業產業結構的影響〉，《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7：3（2018）：122-126。
48 徐正元，《蕪湖米市述略》，頁1。
49 孫曉村、林熙春，《蕪湖米市調查》，頁2。
50 馮煦主修，《皖政輯要》（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352。
51 〈蕪湖米糧概況〉，《農業週報》2：45（1922）：716。
52 王春芳，〈洋米傾銷背景下的皖米市場改良〉，《江淮論壇》1（2016）：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