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俗新风《农家历》

      我爷爷不是农民，我爷爷的爷爷从家谱里看也不是农民，但爷爷每年都要买一本《农家历》，年复一年从不间断，而且每年的《农家历》都保留着，积攒多了，就订成厚厚的一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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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农家历》发挥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写春联的参考书。爷爷读过私塾，有毛笔字功底，每年的春联都是自己写，而每年的《农家历》里都有新春联专栏，这些春联新词居多，即有辞旧迎新之意，又构思新颖，别具一格，贴出去不落俗套。爷爷的那些《农家历》中，还有几本年代久远的“老皇历” ，都是民国时期的坊刻本，印刷质量低劣，用纸又薄又软，翻看时有些费劲儿，为了防止书角卷起，还涂了蜡油。里面的内容除了月历表，二十四节气，农时民俗等内容外，还有出行宜忌，周易神课等内容。其中周易神课上图下文，每卦的解读“象曰”“诗曰”“断曰”都朗朗上口，还以历史故事作为引证，甚是有趣。除夕一乐，就是排出六枚大钱玩一玩儿，如果摇到上上卦，自是欢喜，但摇到下下卦，心有不甘，必再摇一卦，直到满意为止。弟弟顽皮，先把大钱在手心排好，然后双手合拢做摇晃状，其实手心里的大钱都叠在一起，位置并未改变，自然是上上卦，众人皆大笑并不识破。这样的游戏，也是《农家历》所带来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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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农家历》作为根据历法编写的“时间之书”，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阳历（公历）、阴历（农历）、干支历等多种纪年方式，并编制成表，相互对照，以供查询使用。爷爷就经常戴上老花镜，查查哪天“打春”，哪天“立秋”，有时也帮人择看结婚的“良辰吉日”，但爷爷不是食古不化的人，好日子总是选在农历阳历两相宜的节日或假期。《农家历》作为“农家”历，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记录节气农时、物候气象，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老黄历”走进了新时代，《农家历》剔除了周易神课等封建迷信的内容，增加了更多与农业生产，农村文化生活相关的知识，比如二十节气的介绍及对应的农事安排，气象展望，农业谚语，生产生活知识，就像一本农业生产的小百科全书。新中国顺应“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的历法改革趋势和呼声，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因此，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编印的《农家历》封面，特别在书名的两侧分别标注了“公历1950年”和“夏历庚寅年”的字样。这本新中国第一年发行的《农家历》，封面图分上下两幅，上图是马拉犁杖的春播场景，下图是联合收割机的秋收场面，通过对比，表达了新中国要改变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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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气象万千，各地区还会编印一些有地方特点的农家历。昭乌达盟时期，昭盟气象局等单位在1961年到1963年曾编印过农家历，因为昭盟处在半农半牧区，书名叫《农牧历》。传统农家历的封面设计一般都具有民俗性，这几本也不例外。其中1961年《农牧历》的封面设计，具有民俗性又不乏时代感，画面彩云当空，凤舞呈祥，三面红旗的飘带环绕着炼钢炉和麦穗，原野里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庄稼，草地上一位手持套马杆的蒙古族姑娘正在放牧牛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1959年到1961年是我国遭受自然灾害的严峻时期，粮食严重短缺，物资供应困难，农业生产并没有封面图那样美好，共和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翻开1961年的《农家历》你会看到，这本农家历是用粗糙的黑纸（海纸）印刷的，与铅印的字顺色，字须仔细辨认才看得清。书的首页是醒目的大字标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前言也指出，1961年的农牧业生产任务更艰巨、更伟大、更光荣，大办粮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并指出，气象是农牧业生产中的重要参谋和助手，是战胜自然灾害的哨兵，为此我们编写这本内容包括农业、牧业、气象的昭盟农牧历，供夺取以粮为纲大跃进的人民群众参考。从中可见，当年农业形势的严峻和紧迫。书里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几种代食品的制作方法。有用玉米杆、玉米轴（棒子瓤）做淀粉的方法，有黄豆秧做淀粉、做豆腐的方法，为了战胜自然灾害，填饱肚皮，真的是千方百计。1962年和1963年的农牧历印刷质量就好多了，1963年农牧历的前言中自豪地说，1962年我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贯彻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与各种自然灾害做顽强的斗争，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这几本《农牧历》中，气象预测和减灾抗灾的篇幅比较多，前面有昭盟气候资源、本年度气候展望、气象工作总则等内容，每个月还有当月气候展望、当月平均地温、农业预报专栏等内容以及各种病虫害的防治法等。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我盟开始编印《农牧历》，这可能也是重视气象预测，指导农业生产，战胜自然灾害的一种决心和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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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4年到1981年，农村读物出版社还推陈出新，连续出版过一本特殊的农家历—《东方红》，也称《人民历》。与传统的农家历相比，这是一本大型农村综合文化读物。普通的农历一般只有几十页，而这本书长达二百多页 ，而且还是十六开本。内容包括历表、节气气象、时事政治、农业生产、新农村建设、文化娱乐、科学卫生等诸多方面，是一本真正的农村生活万事通。这套丛书印刷精良，内页插图非常多，其中1964年首本《东方红》有许多张铜版纸的彩色插页，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突破了美帝和苏修的封锁，再看这本书的印刷质量，与前几年的《农家历》相比较，真有种扬眉吐气、神清气爽的感觉。再看1966年的这本《东方红》的封面，神采奕奕的伟大领袖正把手中的枪交给民兵，仿佛告诉我们，时刻准备着，要敢于斗争，敢于战胜困难，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本书的内页也不乏喜庆气氛，每页的月历表都是套红印刷的，新春联采用了别具一格的表现方式，用了红底黑字的真写版，年味十足。这本书在新农村建设专栏中，还介绍了二十八个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其中有赤峰县当铺地生产队治理风沙的宣传介绍，占了满满的一页，而且还刊登了三张照片，作为赤峰人，真感到骄傲与自豪。这种新型的历书，集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于一体，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1964年到1981年，一直沿用《东方红》之名，1982年更名《农村年书》，由人民出版社继续出版，一直到1997年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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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体经济年代，《农家历》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队社员的劳动工分手册。这种历书一般是六十四开的袖珍本，便于随身携带。年历表设计成双页贯通的方式，这样除了年月日的编排外，还能设计出劳动名称、应得工分、累计工分、计分员盖章等表格，成了一个带节气日历的，非常实用的劳动手册。不得不说，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真是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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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农耕社会日渐走向工业化，田园牧歌也渐行渐远，二十四节气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了，《农家历》基本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显示时间的工具虽然随处可见，但时间的观念反而变得模糊了，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否可以放慢一些，像爷爷那样，把《农家历》一页页翻看，并且一年一本积攒成一沓，这才是“过日子”，是岁月静好的从容。